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９日，田贝给美国国务卿布赖义报告说：“极可欣慰的消息，即该地方政府已允许该教士在距济南三华里的地方占领一块最有价值的地皮。这一所有权的契约，已经官厅批准注册了。这地皮据说有七英里之广。我不愿意炫耀我的成就，但……我觉得有理由说，我为美国人争取土地的努力，获致了显着的成绩。”
李佳白在中国掠夺财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毫不奇怪，因为传教士本来就是殖民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传教也好，掠夺也好，也都是西方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西方殖民事业蒸蒸日上，传教士们的任何行为都会马到成功。
李佳白掠夺地产只是传教士攫取财富的方法之一。实际上他们获得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事产业也无所不包。
美国传教士晏玛太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英国租借的殖民组织工部局委派他为翻译，并任命他为向中国人收税的管事，每年薪水约２０００元。不久，晏玛太在租界的会审公廨里担任译员，甚至还充当“包打听”（即侦探），因为包打听是当年上海滩上赚取外快最多的差事。
此外他还在美国领事馆里任职。这些职业让他赚肥了腰包，于是他在上海购买了一些土地，干起了地产生意，并很快跻身于上海滩阔佬之列。
１８７３年以后，他在经营地产生意的同时，还担任美国驻沪副领事和上海会审公廨陪审官的职务。在晏玛太身上，传教士、商人、侦探、翻译、陪审员、殖民官等等多种身份，既可以集于一身，也可以相互转换。
很多传教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土地，经过一些年的巧取豪夺，一些传教士成为了大地主。据历史学家荣孟源的研究，河北省邢台天主教堂在邢台县共有土地５１８亩，在尧山县拥有３００多亩，此外在广宗、巨鹿等县还有大量土地。
这些土地是怎么来的呢？根据长治县天主教堂《田产登记簿》记载，１６８处田产中，“买”１００处，“典”３６处，“献”２０处，“让”７处，“送”、“换”、“布施”、“补足”、“罚”各１处。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归结起来只有两种，那就是抢占和骗取。“献”过房产的王林说，我的房子，教堂让我献给他们，说是管我吃穿到老。我献了房子以后，事实上我的吃穿他们一点也不管。
而所谓“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呢？荣孟源指出，１９０１年当地地价是每亩二十二千五百文，１９１１年每亩三十千文。长治县天主教堂在那些年所“买”的田地，最低价为每亩六十二文半，是１９０１年时价的１／３６０，是１９１１年时价的１／４８０。这样的“买”，实际上就是掠夺。
这些传教士和教堂所霸占的土地，以慈善事业为名，拒绝承担国家赋税。于是，所有这些赋税，全部转嫁给朝不保夕的当地农民身上，给中国底层人无端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如季压西所说，中国近代以来，“教案频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传教士在田产和购房之事上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季压西进一步指出：
传教士和教会积极活动，不择手段，极尽欺骗、强占、讹诈之能事，四处购置地产和房产。全国许多城市，特别是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均受到这股狂潮的严重冲击。镇江是根据《天津条约》于１８６１年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教会势力向这里大肆渗透，教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每个教派又都抢购地产，建造漂亮的房屋。一时间，此地传教士竟比当地教徒还多，教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主。数以万计的镇江居民靠租用教会房产生活。在北京，教会势力也拥有大量的房地产，进行多种经营活动。仅在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１３００家店铺是天主教的房产，由教堂名正言顺地收租获利。许多传教士四处活动，抢占土地，硬立田契。……１８９９年在河北献县，天主教会就占有２１８４亩土地；在江南教区，耶稣会共占有２００万亩之巨；在陕西“三边”地区（指定边、靖边及定边县属安边堡一带），仅１９处教堂就占地１５４００余亩……天主教堂在川西平原占有１５万亩土地……四川华阳一县，教会产业有房屋２４０余所，田产５２０余亩。四川彭山县，天主教堂计有４０００余亩，房屋７０所。
就新教传教士而言，他们进入中国后，除了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社会，为西方国家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各种情报之外，他们还全面卷入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商务、外交、政治谈判、屠杀、抢劫、法律讹诈等等事务中。
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５０年，二十年时间，美国所有来华传教士总共发展了三位中国人加入基督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传教士们花在宗教事务上的时间精力极为有限，他们真正的贡献体现在西方殖民运动的整体事务之中。可见，就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现实表现而言，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和种族的认同，优先于、重要于他们对于上帝事业的认同。或者说，他们对于福音的认同与传播，始终不过是对于西方种族殖民事业之认同与服务的一部分。
传教士在殖民者的枪炮支持下，横行乡里，掠物霸财，逐渐形成一个不但凌驾于中国民众之上，而且凌驾于中国权贵之上的特殊富贵集团，无端增加了中国民众的生存困难，也增加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压力。以前中国民众只受中国权贵集团的欺凌，如今还得另受外国传教士等富贵集团的欺凌。
尤有甚者，中国民众受本国富贵集团欺凌时，如偶遇清官，尚有说理余地。如今外国传教士及其他殖民者组成的特殊富贵集团，连中国权贵也畏之如虎，政府对于他们只会言听计从。中国当局有意牺牲民众的尊严和利益，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
实际上中外权贵集团勾结为奸，共同掠夺、凌辱无辜的民众，中国民众全无叫屈喊冤余地。积怨既久，必会酿成大祸。
季压西对教案起因的解释，值得国人深思。殖民者大多将教案解读为中国人仇外排外的表现，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殖民者的解读模式，至今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排外排教的证明。实际情形断非如此。我们的学者至少应该达到八国联军总司令瓦西里的认识水平，否则未免糊涂之嫌。
传教士的教化与殖民者的枪炮相互支持
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就一直是西方强盗政府殖民大战略的一部分，殖民当局展开屠杀和掠夺，传教士群体一面劝说屠刀下的受难者接受上帝的福音，一面劝说尚未躺倒在屠刀下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殖民势力的奴役。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说，非洲酷暑，北极严寒，西方殖民者都不辞舟楫之劳前来“剖分而食之”，中国地处温带，如此富饶丰润，要想欧洲人不思染指，实在太难。百川归海，虽有潮汐更替，但是水往低处流是个硬道理，要想西方人退出中国，不符合这个硬道理。
他认为中国人不承认这个硬道理就是愚昧无知。这就是一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真心话。
热衷于屠杀与掠夺的殖民者不能放弃中国，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教士自然也不能放弃中国，而且，传教士教化中国国民的伟大使命，是需要殖民者的枪炮来推进和保护的。清末名臣张之洞对这种现象做了十分精当的概括：“天主耶稣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
梁启超也将传教士的工作看作西方殖民者整个殖民大工程的一部分。他说，西方列强“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察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张之洞和梁启超的表述最好地揭示了传教士与殖民者浑然一体的关系。
传教士自己对这种关系也十分清楚，所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许多传教士要求西方国家的军队一直驻扎在中国，永不撤军。林乐知还说：“中国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他直率地承认，传教士与殖民者本是一体化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中国形成权力关系也就是殖民关系。
林乐知的话说得太露骨，体现了西方人的直率。跟他同样直率的还有丁韪良，他这样说：“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们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巴乐满的话则更加没有掩饰。他在布道演说中称：“我真诚地相信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都应当彻底毁掉。……我认为，中国的宗教领袖是敌视基督教的。我必须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决战，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们必须征服他们。”
巴乐满的话代表了所有传教士的心声。许许多多其他传教士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另一方面，李提摩太给中国提供的变法方案中，一会儿说要由英国全面接管中国权力，一会儿又说要由英国、美国、日本一起接管中国权力。所以，李提摩太用耶稣基督来改造卑贱的中国国民的主张，跟他由英国殖民者尽情掠夺和奴役中国的主张，完全是一张纸的两面，彼此不可分割。
西方殖民者对于东方世界的屠杀，虽然是由少数侵略军实施的，但是五百年来的殖民史实际上是一些种族对另一些种族的掠夺和屠杀，是以这些种族为核心的国家集团对另一些国家和原始部落的凌辱和蹂躏。传教士的第一认同，往往不是宗教而是国家和种族。美国传教士伯驾被美国使团聘为中文秘书和机要顾问，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时，他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扩大传教士的传教自由而努力，同时也极为欣喜能够“为我的祖国服务”。
伯驾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特使阁下希望我不仅仅是中文秘书，而且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并表示对我无秘密可言。我充分意识到，对这一职责我不能稍有怀疑。这是天赐良机，使我不仅可以为我的祖国服务，而且由于担任了这样的职务，我可以在几个月内的复杂形势下，做出整个后半生都无法企及的贡献。”在这里，扩大传教士的传教自由只是一个有待尝试的计划，加入国家使团“为我的祖国服务”才是首先可以履行的坚实职责。伯驾日后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中国公使，可见他是多么得力的殖民干将。只要他们的国家需要，许多西方传教士一转眼就变成了殖民外交官。
在后来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中，由于传教士卫三畏玩手脚，有关条款准允传教士拥有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权利。当时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欢呼雀跃地给伦敦的宗教机构写信说：“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深感兴趣。——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十几年后，美国国务卿在批准卫三畏辞去外交官职务时，还特地强调卫三畏对于西方世界的杰出贡献。“基督教世界将不会忘记，基督教弛禁这一宽大条款之所以能列入我们的对华条约中，得力于你的地方，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些。”无论是传教士笔下的“基督教国家”，还是国务卿笔下的“基督教世界”，实际上都不是宗教概念，而是国家和种族概念。
国家认同优先于宗教认同，还可以从主持《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公使列卫廉的言谈中得到佐证。当列卫廉明确表示不在意条约中是否写入能够确立传教士的传教自由条款之后，卫三畏和丁韪良背着他私会中国谈判代表，对有关条款进行了表达方式的改变而获得中方认可。
列卫廉并不计较这种程序错误，反而向传教士讨好说：“我不能让这次机会对传教事业没有做出贡献就白白放过，因为我看到传教事业是由我自己的同胞在中国提倡的。”
如果我们猜测列卫廉是一位基督徒，大致不虚。但他讨好传教士时并不从宗教认同角度说话，而是从国家认同角度说话，说明在他的理解中，传教士最重要的认同乃是国家和种族认同而不是宗教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