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殖民历程，实际上就是将地球上所有角落组织到一个国家政权之中的过程。先是万炮齐轰、攻城略地，将他者打得跪地求饶，然后以谈判的名义举行征服仪式，确立支配权，原先的国家政权实际上降级为行省，即使你贵为帝王，享有广土众民，也只能做人家的儿皇帝。
然后呢，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引导被支配者认同征服者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以便将他们驯化得自觉地为征服者服务。
而这一切努力，最后都将落实为利益诉求。
世界体系国家化，是五百年殖民史的大趋势，控制国家化过程和“国家”实体的那个种族，肯定要将他们自己的文化树立为唯一正统的文化，而其他文化都必须受到压制、贬抑乃至消灭。
统治阶级消灭异族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常常不得不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学习统治者的文化和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西化热，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全民英语热，都是这种文化适应行为。
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此极其谦卑地成为西方人的学生，而且不断地将西方文化和种族道德化、神圣化。
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政治学上的彻底失败。
谁从中国的文化政治学溃败中得利呢？
中国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毫无疑问是西方权贵。
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是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兑换为金钱的。
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我们会自觉地接受甚至会请求他们的统治，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
举例言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度崇拜外国公司，中国有关部门主动将中国的评级市场敞开奉送给美国评级公司，甚至在相关政策中明确规定，评级业务必须首选外国机构。我们以为这些外国机构可以公正评级，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经济博弈的一颗棋子，公正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
比如，美国国民平均资产值为１５万元，可是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仅仅国家债务就达到人均２２万美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美国已经是一个破产国家。可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都将美国的国家主权级继续评为最高，也就是ＡＡＡ级。
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堪称中流砥柱，可是美国评级机构依然将中国国家主权级维持在ＢＢＢ级。
ＢＢＢ级与ＡＡＡ级相差１０级，中国要爬上十级台阶跟美国谈判，踮着脚尖也难于平等。美国人在十级之上跟我们说话，放个屁就能卷走几百个亿。
由于中国国家主权级特别低，所有的公司即使完美无缺，也是下三流，他们在与外商谈判时永远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美国三家着名评级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业务，中国自己成千上万的评级公司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再看中国的审计业务。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家外国（当然是美国）审计公司的业务占４０％，而５６００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加起来只占６０％。外国公司的一笔业务往往是几亿元，中国公司所能承揽的业务往往只有几千元。
同样的审计业务，外国审计师每小时收２７５０元，中国审计师出场只能收３００元，是外国审计师的九分之一。
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即使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已经完成的业务，也必须请外国公司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职能部门竟然曾经采纳过这样的建议，制定过这样的洋奴政策。
这种“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政策，把外国公司养成了太上皇，把中国公司压成了乞丐。
中国的银行不但由外国公司评级，还全由外国公司审计。银行信息其实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可是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机密，全部无保留地奉送给外国公司（他们几分钟就可以转送给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担心他们不愿意看，必须送上几亿元的审计费，请他们占有我们的机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场傻乎乎的裸奔。美国人一边看笑话，一边夜以继日地数钱。中国送给他们的意外横财太多了。
经济学家江涌在《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书中指出，仅２００６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国有银行狂赚了７５００亿美元，加上他们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分享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获利１万亿美元。那一年中国的ＧＤＰ只有２．６万亿美元，而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家仅从咱们银行业掏走的利润（而不是ＧＤＰ）就达１万亿。
加上其他行当所得，那个数字更加不敢想象。我们这杨白劳当得实在太称职了，太死心塌地了。
经济学家张宏良就此指出：“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１３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２００７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我想对张宏良的解释做点文化政治学的补充。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我们必定会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利益为看待事物、评价事物的立场和标准。
站在西方的立场和标准上，西方人占有世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仅仅在一个行业就为他们奉献１万亿利润的行为，在中国精英层看来，绝对是理所当然，而没有反思的余地。
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立场和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义和团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国有企业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掠夺者之间，他们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持此立场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有的纯粹是文人，与利益无关，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
他们天天批评中国皇帝“教化”背后隐藏着权力和利益的阴谋，却丝毫不承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化背后，隐藏着更加彻底的权力与利益阴谋。他们同样也不承认，面对西方掠夺者的掠夺，我们无论如何跟历史上清王朝、义和团和当今国有企业、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更加紧密一些。
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是这样沦落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永远跟着西方人说话，不但要把香港、澳门、青岛、大连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把海关控制权、国家评估权、企业评估权、银行审计权、碳排放控制权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最终将把银行的钞票都说到西方人的手里。
这就是国民性批判要害中的致命要害，关键中的最大关键，目的中的最终目的。
为了避免我们在文化政治学上的被动境遇和惨重损失，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归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经残破也必须修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