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去科学院的“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去《红旗》杂志社，去中宣部，那里的大字报使我们大开眼界也大为惶惑。比如，大字报转抄了林彪在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我们这里也有许多鬼事、鬼现象；毛主席经常昼夜不眠，绞尽脑汁，调兵遣将，就是为了防止政变、防止颠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会这么惊心动魄，充满刀光剑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怎么可能有你想杀我的头，我想杀你的头这样的事。林彪的另一个讲话也令我大为不解，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马克思列宁离我们太远，他们的书太多，读不完，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习毛泽东着作。在我们历来的观念中，马克思当然最伟大，现在林彪这么直露地说毛泽东要高得多，而且实际上号召只读毛的书，不读其他革命导师的书，思想上怎么也觉得别扭。
总之，在北京接触到的政治信息，与我们从前受到的正面、正统教育大不一样，似乎上层人物生活在阴谋诡计中，随时都准备着迎接腥风血雨。我们国家怎么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呢？我心中产生的疙瘩长时间都没有解开。
一天吃过早饭，正要出门去抄大字报，接待站的负责人叫住大家，要我们下午早点回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宣布。Ｍ说：“我看，十有八九是叫我们做准备，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我怎么也不肯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嘲笑他异想天开。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缺少Ｍ那样的想象力，低估了毛泽东和群众见面——大规模地，一次成百万人地见面——的需要。
晚饭后，接待站来了好些解放军，为首的军人向大家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心大家，爱护大家，决定后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这次来北京串连的同学。请同学们明天早一点回来，作好准备，遵守纪录，以充沛、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见毛主席。
第二天的晚饭特别丰盛，另外还给每个人发放一袋干粮，用作接见那天的早餐。晚饭后，几乎没有时间上床睡觉，而且，每个人都激动得不可能入睡。大约在午夜时分，我们就集合起来，准备向接见的集结地进发。
这时我才发现和我们一起的解放军战士异常之多，事实上，每一个学生方阵最外面一圈全是军人，他们手拉着手形成一条坚固的链环，护送被接见的队伍向前。
临出发前给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主要是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在广场上滞留。还告诉我们接见的场面往往很乱，常常失控，每一次都有不少人受伤，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最容易发生伤亡的情况是鞋子被踩掉了弯腰去捡，人流涌动很容易被挤翻在地，遭到践踏。解放军笑着告诉我们，每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留下成千上万双被踩脱的鞋子，要用大卡车拉走处理。交代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找来各种绳索，帮我们把鞋子死死地捆在脚上。
有一个军人非常好心地向我们传授经验：“你们知不知道哇，大队伍在广场上呼啦一拥就过去了，好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出了天安门。你问他看见了毛主席没有，主席是什么样子，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后悔，只知道哭鼻子！所以呀，你们必须记住，要远远地就要望住天安门城楼，早早地集中注意力，使劲盯住个头最高的那个人，那就是毛主席！等你走到最近的地方，就能把毛主席看清楚，牢牢记在心里。这可是一辈子都难得遇上的机会，千万不要马虎大意，遗憾终身呀！”
我非常重视这条宝贵经验，有了它，犹如怀中揣了什么宝典秘笈，比别人多了一门本事。最后，宣布纪律，即不得带照相机，不得拍照；不许带刀具，连水果刀都不行。大家相互之间搜身检查，然后出发。
整个后半夜都是在等待中度过，天冷极了，头天晚上那顿丰盛的晚餐早已将作用发挥得一点不剩，干粮三下两下就一扫而光。前两三个小时解放军指挥大家唱歌，精神上的热情似乎产生了体内的热量，但后来唱不动了，又冷，于是许多人靠跺脚产生体热，Ｍ和我趴在路边做俯卧撑，引来很多人跟着做起来。街上挤满了人，上厕所很麻烦，但每去一次厕所就可以消耗一段较长的时间，使单调的等待好歹有一点变化，大家也就乐此不疲。
捱到天亮，人们的情绪开始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似乎无穷无尽的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九点，或者是十点——那时几乎没有学生带表，终于从大喇叭中传出，伟大领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了。
疲惫、饥饿、寒冷，还有单调感，一下子全消失了，大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么是雄壮欢快的革命乐曲，要么是高声入云的口号，我们每个人的心立刻和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连在一起。城楼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们的声音高昂、悠长，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我们跟着喊口号，直到嗓子嘶哑。
接见的程式早已烂熟于心，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检阅了，每次检阅之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飞快的速度发行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我们所期待的，就是让自己亲自置身于像电影中那样的幸福无比、美妙无比的画面之中。一开始是林彪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讲话，然后开始游行。
检阅开始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这里还是丝毫不见前进的动静，年轻人沉不住气，开始着急起来。又过了一阵，解放军才传过话来，说今天的游行队伍秩序比较乱，因为人太多，以前一次接见是一百万，最多也就一百二十万，但今天参加接见的有两百万。解放军还告诉我们，有时游行队伍走到广场，正碰到毛主席退回休息室，很多人就不走了，停留在那里，要等到主席出来，他们看见了再走，但后面的人兴冲冲地使劲往前赶，队形自然大乱。
我们从广播中也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时传出了陶铸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今天的大检阅，不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检阅，也是对同志们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请大家遵守革命纪律，不要在广场上拥挤、停留，赶快通行向前……”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排名第四，他“文革”前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刚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陶铸颇有文才，我们高中语文课本选载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松树的风格”，难怪他现在又高声呼吁要大家“发扬风格”。
现在想来，陶铸这时候出来规劝学生，倒是体现了他一贯敢作敢为、不回避出头露面的性格。历次检阅，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话的只有林彪，毛泽东只破例开了一次口，回应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同志们万岁！”不知道陶铸出来说话，是不是有点犯忌？反正，后来据说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在打倒刘少奇的运作过程中不积极，还敢于在江青无理取闹和撒泼时跟她论理。他在这次接见之后不久就被打倒，最后惨死于囚禁和癌症。当然，这是后话和题外话。
等到我们的队列走过东单，接近广场时，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但还是振奋起精神，像解放军教导的那样，两眼用力使劲搜寻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定格于他，把心中的一切虔诚、颂扬、决心都投射于他。说实在的，这时需要奋力挣扎，个人置身于这人的波涛中，犹如一片孤叶漂浮于大海，我感到立不住脚、喘不过气，时时刻刻都可能被挤倒，任千万只脚踩踏。
当我被人浪推涌到金水桥旁，离天安门城楼最近时，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劲。
城楼上那个最高的身影怎么快速地前后移动起来，不像是伟大领袖应有的稳重和沉毅，难道他不是毛主席？不对，不会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但那个身影移动的速度和幅度使我不能自欺，他确实不是毛主席！我突然想起，他一定是摄影记者。
城楼上，除了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偶尔走动，其他的人一概纹丝不动，定在自己的位置上，毛泽东高兴了会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头和西头，向下面的人群招手致意，林彪紧随，周恩来则跟在最后，而且注意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只有摄影记者是例外，可以随意移动，挑选恰当的位置和角度。
毛主席在哪里，我怎么会看错人？难道我的最圣洁的感情虚掷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我怎么会犯这种该死的错误？一时间，我懊悔不已，心乱如麻。
唯一应该做的事是抓紧时机，弥补过失，找到真正的毛主席。但这时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广场上形势大乱，完全没有了队形，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地涌向城楼，如果这时他老人家退回房间休息，就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人浪被金水桥前面部队的堤坝挡住，反弹形成回流和旋涡，单个的人只能被浪潮席卷而去，能够稳住脚跟不被冲倒已属万幸。突然，我发现在我前面，紧紧贴着我的女孩就要支撑不住了，她踉踉跄跄，东张西望，汗流满面，眼里充满绝望。我紧紧抓住她的双臂，架住她，不让她倒下。当她回过头时，我发现她皮肤粗糙，头发凌乱，她可能来自穷乡僻壤，这个场面令她不知所措。当我和她被涌到安全地带时，我们已经远离天安门城楼。
我可以从容地四下张望和眺望城楼了，虽然要看到毛主席是完全不可能。这时另一种景观使我大吃一惊：正如解放军所言，许许多多的人被踩掉了鞋，有人不顾死活从地上捡起，但穿不合脚，于是愤怒地抛向天空，这个示范动作使更多的人把鞋子朝天上抛去。远远望去，天上鞋子横飞，像一大群黑色的乌鸦扑腾，一会儿鞋子纷纷直落而下，就像天降鞋雨。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不但不雅，而且简直是亵渎神明！这是什么场合，这是什么时刻？我们不是正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吗，那些人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不但愤怒，而且纳闷。以前看毛主席接见的纪录片，特写镜头一个接一个，青年学生们个个手拥红色《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泪流满面，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脸上的表情是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哪里有这么不像话的场面！而且，纪录片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光鲜、美好，像现在这样天上落鞋雨的景象万一进入画面，那成何体统！
我心中乱糟糟地，机械地移动脚步，被人流带向西边。
（尾声）
我和Ｍ一进入广场就被挤散，巧的是我们在回接待站的路上碰到了。当我们从西单方向往回走经过天安门广场附近时，果然看见一些工人正在用铁铲把广场上散落的鞋子收刮成一堆堆的，等待卡车来运走。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见完毕会马上冲进西单电报大楼，忙不及待地给自己的学校发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千篇一律：“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年××月××日，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后面再加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语。我记得前两三个月，每次主席接见之后，那些有资格大串连的“红五类”同学都会发回此类电报，激得我们所有在校的人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并在校内游行，以示庆祝。这一次，我和Ｍ走过西单电报大楼时，也提到是不是进去拍一个电报，不过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了这个考虑。我们这么晚才出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们把电报拍给谁，不怕别人说，他们这种人都敢混到北京去，混到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中去，这还了得？
回到接待站，感到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温和、热情，他们不容分说地发给每个人回到家乡的车票，叫大家“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们还说，今天是最乱的一次，两百万人只接见了一半多一点，没有受到接见的人继续住下，等待下一次接见。
返程的列车拥挤不堪，人们在座椅下、行李架上躺着睡觉，小小的厕所里挤进五六个人，我连站着都感到没有地方立脚，多半时间靠使劲抓住座椅背才维持不倒。
嘈杂声和令人呕吐的污浊空气使人昏昏欲睡。突然，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脑海中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出现，吓得我睡意全无。当我发现自己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认错了人，会错了意时，我自问：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有问题，我与他无缘？我拼命安慰自己：怎么这么无聊，这么迷信？
过了几年，类似的意念又出现过一次。那时我在自学英语，弄到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原版中篇小说《苹果树》，我读到，当书中的主人公与乡野姑娘梅根在苹果园定情时，她突然觉得眼前晃过一个鬼影，尖叫一声，主人公奔流的感情立刻中止了，心中油然而生了不祥的预感，似乎把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果然，他们俩的关系以悲剧告终。当然，这种联想有些不伦不类，小说写的是男女私情，我在广场上的经历属于革命感情。但我禁不住作了抽象的归类：感情的错置、感情的挫阻与落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祥预感。
不过，人毕竟年轻，心中装不下几片阴云，那不祥的一闪念并没有对我造成损害。后来，“文革”的经历使我的思想成熟和独立，我再没有这一类奇思怪想，彻底抛弃了自我贬抑和自我折磨的习惯，一切都听其自然，事事都听凭水到渠成，没有迈不过的坎，再没有神怪恐吓和羁绊自己。
原载《收获》２００６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