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一年是出版丰收年，出的书有：《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与人合编）、《形形色色的造反》、《告别２０世纪》、《蓦然回首》、《自由的言说》。
这一年也是出访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作访问研究，并在台湾经历“九·二一”大地震。
精神档案片段
个性与遗传
我上初中时父母相继病逝，自少年起独来独往地长大。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很不平和，复杂、矛盾，这部分源自父母的性格基因。
我父亲经历复杂，性情孤傲暴躁。他生于川东一个富农家庭，但求学仍感经济上极为拮据，自幼养成对富人权势的妒恨，这一点导致他走上革命之路。当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时，他曾躬逢其盛，并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师大毕业后，他于１９２５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洋史和经济学，１９２７年由法共中央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归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接下来就是被捕，亲友营救，抗日时为国民党部队工作，在各种大学任教等复杂经历。
我意识初启时，父亲在四川大学教俄语，经常看见他捧着大部头外文书大声朗读，还不时听他讲《春秋》、《左传》上的故事，偶尔也听他提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地下活动的惊险情节。那时不知父亲是脱离革命队伍，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我眼中他有如天神，高远得不可企及。但是，早年的辉煌和目前的黯淡使他心理极不平衡，他忍受不了失意、被冷落甚至被歧视，我常常成了他的坏心情和坏脾气的牺牲品。我经常无端挨打，奇怪的是，十来岁的小孩，我很少感到委屈，我的感情是憎恨，我的冲动是反抗，我的行动是离家出走。
我还记得自己在凄风苦雨中踯躅于闹市或城郊的心情。电影院的霓虹灯恶意地闪烁，行人来去匆匆，我绝望但不自怜，我脑海里的图景是，面对死去的我，父亲后悔莫及，号啕大哭，痛骂自己，这使我产生一丝满足和快意。但悲剧并未发生，家人连同保姆满城搜寻，逮回家后以痛骂和哄抚了事。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几乎再没有遇到过这类令人悲愤之事，但我特别理解弱小者在走投无路时以命相抗、以死相争的举动，特别是在事关荣誉、尊严或信任的时候。
直至三十岁之后，当我回忆童年往事时，对父亲的理解与同情才开始占上风。
事实上，凶狠暴烈的他，也常常表现出慈爱的舐犊之情。记得困难年代，他带我去饭馆吃一顿稍微像样的饭，为了占到座位，竟一反平时高傲之态，向人苦苦哀求。
在我还未上小学时，他就强迫我学外语，到大河里去学游泳。我想，父亲虽然早逝，但他仍留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不甘平庸，永远要力争上游。对于他在６０年代初逝世，我有时竟感到有点庆幸，如果他活着，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他肯定会遭到无法承受的凌辱，而依我在当时“阶级斗争教育”下的觉悟，一定会对他做出伤天害理，一辈子忏悔不完的事。
我母亲的性格与父亲相反，她是个温柔、贤惠，有隐忍精神的人。我目睹她如何孝顺自己的母亲，侍奉兄长，方知家庭中的美德是怎么回事。我小的时候，寒冷的冬夜常常使人难于入眠，母亲让我把冰冷的双脚放在她怀中，脚热了，全身都舒服，就睡得着了。困难年间，她已饿得全身浮肿，但常常把食堂里那份饭食带回来与我和姐姐共享，那往往是一大缸汤面，因为掺杂有野菜和树叶，显得分量很大。
父亲刚病故，母亲就检查出患了肝癌。因为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只好由我来照料，我那时念初中。我常常发现母亲被剧痛折磨得满头大汗，也不呻吟，她是怕我难受。到了晚期，她自知无救，坚持要我去学校，她说自己反正不行了，不能耽误我念书。有好几次，清晨一觉醒来，我发现母亲翻滚在地板上，奄奄一息，她说自己但求早死，免得拖累大家。当同大院的私人医生说病人只有一个月好活之后，到第二十八天，母亲去世了。那天凌晨，发现母亲没有了呼吸，过了一会儿，还发现家中的煤炉灭了，钟也停了。那天天气阴沉、迷茫。
有不少朋友说我在英国呆过，很有绅士风度，而我却深知自己内心的激烈，对人对己的苛求，对是非对错过分的计较。我曾下工夫修炼自己，想求得性情平和、宽容大度，但我做不到，我想这是父亲的基因使然。幸亏还有母亲的遗传，对善良、同情、怜悯，还有一份敏感和珍视，有时也能替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对具有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极为反感。但父亲、母亲的性格基因是很难调和统一的。我性格中最大的毛病是，我对人几乎从不提要求，但内心却有明确的要求，我认为人应当自觉地做本该如此的事，靠暗示或说服得到的东西不是出于本心，是不真实的。但不满和怨恨往往在我心中沉淀积蓄，到爆发时就不可收拾，也令人莫名其妙。
原罪与再生
本应成为革命元勋的人却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成了父亲终生难愈的心病，其结果是，我在家中接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和训诫可能远远超过了真正革命家庭的子女。父亲的思想和做法并不奇怪，就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比俄罗斯人更爱搞大俄罗斯主义，满人入主中原之后比大多数汉王朝更固执于儒家正统一样。认定了一种价值之后，你越不属于它，就会越要去扞卫它。
另一方面，家庭的知识教养使我从小就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在同伴中获得优越地位。５０年代的人是头脑简单的，不但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连许多大人都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诗人，哈马舍尔德是联合国秘书长，即使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能顺畅地念出这么长的洋名字。我成了小伙伴的知识中心，院子里的孩子王。记得初中一次劳动休息时，只大我们三岁的班主任给大家讲十分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刚读完苏联小说《马戏团的秘密》。她讲完后我有兴致和她聊俄罗斯小说，我谈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她显然有一种大开眼界的震惊。
但上了高中不久，我从精神优越的顶峰跌到了自卑自贱的低谷，这是我自己找来的，虽然说到底还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我自囿于象牙之塔中、忘情于欧洲经典文艺作品的活法，与现实格格不入。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把人推到“改造自我，做革命青年”的道路上。我开始学马列哲学，而且学得津津有味，这与当时的“学毛主席着作”运动是一致的。但我被告之，只玩虚的还不行。什么是实的？那就是“靠拢组织，争取入团”，这对我很难，在一个知心朋友（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的反复劝导下，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我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一个竞争队伍，它同时也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系统。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突然受到青睐和重用，一些成绩不好的人由沮丧变得自信而且自负，一些成绩甚佳、文娱体育皆优的人一改风风火火的姿态，谦卑地痛骂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作风习惯，向某些人靠拢。位置的变化，关系的调整，其源均出于家庭背景。我加入了“争取进步”的系列，但排在末尾，而且规则因人而异。有一天，一个团干部问我为什么老是不向她“汇报思想”，这几个字刺激得我彻夜难眠。我怎么在人格上低人一等，一个成绩比我差，各方面都迟钝的人，仅仅因为她父亲是工人，已经“解决了组织问题”，就有资格教导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始终没有向她汇报思想，但我接受了这个标准。为了灵魂得救，我愿付任何代价，包括自尊。要虔诚地求得救赎就得承认自己的原罪，它和家庭一样对我是与生俱来。我为什么能自轻自贱，向许多浅薄、功利甚至虚伪的做法妥协？说到底，我相信人家代表了历史潮流，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人很容易被历史命定论征服。另外，长期浸淫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并不讨厌和惧怕心灵的自审与折磨，似乎从精神鞭挞的痛苦中还能获得某种快感。欧洲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初经历了罗曼·罗兰从《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母与子》中描写的那种转变，人道主义者往往做得到为了历史的必然性否定自我，追求光明和再生，用中国的话语说就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是一个可怕的诱惑和陷阱，它要求你首先把自己视为异类，放弃正常人的权利。
“文革”爆发，我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投入运动。我欢呼它，是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将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渴望它，因为我盼望在革命的烈火中实现凤凰涅盘。在运动中，有人向我讲起种种疑惑，与我们的纯洁信念格格不入的现象，我知道许多人的热情已经消退，信仰已经动摇，但我仍用“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之类的说法来否定我们亲自感觉到的东西，扞卫那抽象、缥缈的理念，坚信眼前的丑恶属于“局部”和“支流”，应当无碍于对全局和主流的肯定。哲学本应破除迷障、启迪智慧，但它往往成为抗拒事实和常理的概念工具。我现在是哲学家，但我从不敢劝人弄哲学，只有极少数人玩得起它，它对许多人很危险，使人脱离常识，钻牛角尖，走火入魔。
我最后还是走了出来，我转变得很慢，但那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变。我的再生是复归于人的自然本性。
匍匐与神游
当我正处在从盲信到理智，从狂热到冷静反思的关节点上，时空场景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老三届这一代人上山下乡了。“文革”初期经历过全国大串连，运动中又到过工厂等单位“闹革命”，自以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在农村安家落户，才知道在中国广袤贫瘠的土地上生活是怎么回事。
据说，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但这种再教育的效果似乎与设想的初衷相反。被赶下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原有的怀疑和不满原来只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对“文革”的所谓“革命路线”作反省。我们多年所受的正面教育仍然沉淀在血液中，镌刻在大脑皮层，乡下现实生活是消解以前虚幻信念的课堂。
一下乡就对我们搞“忆苦思甜”教育，我们对这套程式相当熟悉：上了年纪的工人、农民痛说苦难家史，讲述过去饥寒交迫的日子，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青少年懂得“旧社会日子比黄连苦，新社会日子比蜜甜”。但开会前只见干部们对即将登场的老农紧张叮咛：“叫你们只忆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苦，千万不要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忠厚颟顸的大爷、婆婆却无一例外地对６０年代初的公共食堂和饥荒作了声泪俱下的控诉，弄得干部们好不尴尬，不过，会后他们说的话和老人们一模一样。
吃“忆苦饭”时，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肃穆和悲苦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场面却是欢快热闹、你抢我夺。青壮年农民一碗接一碗地狼吞虎咽，因为这和平时吃的也差不多，忆苦会提供了白吃一顿的机会！
如果说前不久对于“文革”的路线和“伟大成果”还未下断然结论的话，现在是一清二楚了。
乡下的生活苦不堪言，摧残性的重体力劳动使人感到度日如年。但现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饥寒与劳累，而是周围人们的堕落，以及一代人的绝望情绪。
环境的骤变使学生们的善恶观念、是非标准与在校时迥然不同，一些曾经有傲慢公子气的干部子弟，一些原本端庄羞涩、洁身自好的女孩子，纷纷向农民“共产”摘水果、偷蔬菜、赶场时见东西就拿，少给钱或不给钱。职业性的小偷也有好些，一人得手，一伙人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可怜的农民，丢失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意味着全家全年的现金全部丧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这种事，但言谈之中没有人认为这些人可耻，没有人站出来指责。有人自鸣得意地说，农民把知青的出现当成“鬼子进村了”，他们感到兴奋、觉得好玩。我把偷或抢视为土匪行径，但周围没有人觉得干了坏事。深究起来看，学生们实质上是没有把农民当成人，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人讲起偷鸡摸狗的事就乐不可支，他们可能不觉得农民会痛苦，也可能觉得反正自己遭受了痛苦，就可以不顾农民的痛苦。
继初到的新鲜、骚动之后，接下来的是难熬的艰辛，日子单调而无望。大家蓦然发现，自己宝贵的青春正毫无意义地耗蚀，学习、事业，甚至婚姻家庭、工作都毫无希望，知青相聚，谈得最多的是战争，大家不约而同地盼望战争爆发，没有人提及现代战争的可怕，知青们盼望的实际上是变动，反正自己在地狱的十八层，哪怕一场动乱使自己变到十七层，也是好事。
我在精神上离群索居，尽管明显感觉到昔日战友的敌意。我用阅读来抗拒粗陋的生活与不知不觉的堕落，我在一片精神乐园里找到了宁静的欢乐。
早在运动中期，我就有机会阅读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片断，但那时自己煞有介事，颇有点“戎马倥偬”的意味，仅仅限于浏览。在乡下，我重新倾听亚里士多德冷静的讲述，揣摩笛卡尔层层深入的沉思，对柏克关于崇高与美的精思巧辩发出会心一笑，为潘恩的激奋雄辩拍手叫好。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是柏拉图，他使你沉重的肉身轻灵，他为你装上思想的双翅，让你翱翔在一个纯洁、透明、一尘不染的理念世界。我把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安东尼的《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