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一年写的文章似乎较多。５月在首尔（当时称汉城）出席“亚洲哲学与宗教学会”时，对宗教对话的首倡者之一斯威德勒（Ｌ．Ｓｗｉｄｌｅｒ）留下了很深印象。８月赴香港道风山做访问学者，住了三个月，感受良多，“有心无题”五则和“蜻蜓点水”只记叙了其中点滴而已。
有心无题（五则）
（一）
万万没有想到，在香港，在这座我只认识一两个人因而曾以为可以“隐居”两三个月的城市中，竟然比在朋友众多的大陆上还要忙碌（催稿信可以电传追踪！）。
“大隐隐于市”，看来我是不如“小隐”，不如不隐！
万万没有想到，香港，这座我曾以为是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令我想起的竟是我的家乡——贵州的连绵群山！
站在沙田附近高高的山上，看着脚下密密麻麻高低错落色彩明丽的高楼；走在道风山林莽丛生的小径上，听着由海湾填平造成的峡谷中火车和汽车持续不断的轰鸣，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降临我心——喧嚣与安宁、躁动与静止、时间与永恒，竟能这样相互依偎、和谐共处！永不止息的海浪，拍打着永远沉默的山崖，这样的景象，我不是见过许多吗？亘古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
（二）
今天是我的生日，到港两月来我第一次放松自己，专程去爬山。快到山顶时，我想起听说过这山里有野猪，还有一个外国姑娘被野狗咬伤过，所以不敢再爬了。
我望着蜷伏在山坳中的小屋，想起二十七年前，自己在贵州黄平的山里当小学教员，那时我才十七岁。住在县城里的舅舅来看望我，他领我出门（出门就是山）去拾柴，同时对我说：“要记住：出门勤弯腰，进门不愁烧！”这是老百姓的生活经验——为了要有熟食，必须如此。在现在，在香港，这话还有用吗？我心里问。
当然有用！因为我想起《圣经》里有一句话：“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又想起古代寺庙里有一条规矩：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只鲜红的蜻蜓飞来，停在我眼皮底下的青草叶上。我又想起二十四年前，自己在贵州印江的山里当小学教员。当我教学生学“马”这个字时，我发现又画又讲还嫌不清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马——这种喜欢昂首驰骋的动物，无法进入这个“地无三尺平”、“路无一尺宽”的山区！就在那个闭塞的山区，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我整学期给学生讲的故事（因为我是唯一的老师，所以可以自订“课程表”——每天都有故事课），竟是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那些只吃过红薯没见过面包，更没见过木偶没看过马戏，不知道有鲸鱼不知道有大海不知道有意大利的终年赤脚的山乡儿童，在听这个“海外奇谈”时那种眼神之热切、那些欢笑之痛快、与“匹诺曹”的那种同悲共喜之心，对“蓝仙女”的那份景仰钦慕之情，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突然想到那些大谈夷夏之别中体西用的雄辩高论，不觉哑然失笑！
（三）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对挪威夫妇，典型的金发碧眼、高鼻梁、白皮肤；但他们那七岁的女儿不但头发黑，而且皮肤黑，不但鼻梁塌，而且因兔唇造成牙唇粘连，在１８岁之前必须常常去找牙医动手术。这小孩与其父母反差太大，以致我心中断定她只是养女，却不敢开口问其原委。有一天，我们在食堂里同桌，这小孩的同学、一位皮肤黝黑但眼睛很大的尼泊尔小姑娘也在座，我忍不住夸了那尼泊尔姑娘一句，不料，这小孩的养母、总是那么和善的金发夫人马上正色对我道：“你不该这样做！”她接着解释说：人们常常当着一个孩子夸奖另一个孩子漂亮（聪明）等等，但是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人人都有“漂亮”之处或独特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有负面作用，因为未被夸奖的孩子可能因此而产生自卑、委屈、嫉妒甚至怨恨等阴暗心理。对这位普通的挪威妇女，我不得不心悦诚服！
我也曾对这孩子表示亲切，她却不大理我。我观察她很活泼外向，便猜想她不理我，是因为她使用的语言太多（挪威语、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对我讲的普通话不熟悉。后来她的养母谈起她的身世，我才知道原委。她四岁之前一直在台湾的一所孤儿院里，也许因为她的特点和反抗精神，常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她的养母当时常为领养者们当翻译，正是由于发现孤儿院老师总说这孩子不好，以致一直无人领养她，又出于基督徒的信仰精神，所以才收养她的），有时甚至挨打挨骂。
所以直到现在，这孩子见到白种人或西方人，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开怀大笑，但见到黄种人或中国人，尤其是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她呆过的那所孤儿院里流行普通话），却总是心存戒惧！她的养父母着意要消除孩子心中的这种阴影，而且收养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中国人之中，但收效不大。
我想，这小生命心中的扭曲，恐怕不仅仅是那些孤儿院老师的歧视造成的，也许她后来生活其中的中国人也有责任，也许我自己也有责任——她不理我，是因为听不懂我说的话，还是发现我的“亲切”并非那么真切？
在这孩子眼里，中西确实有别。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人会收养这样一个孩子吗？
（四）
我怕麻烦别人，所以在早餐桌和中餐桌上，都未向同桌人（也都是邻居）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老外爱向人贺生日。我想，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人悄悄过算了；何况出身布衣，一向也不重视什么生日之类的。
但在晚餐桌上，虽只有一对夫妇在旁，我却忍不住与他们分享我的喜悦了——因为我收到了妻子和女儿极好的生日礼物：一封报喜信（女儿报告她通过了钢琴八级考试），两幅漫画（女儿活画出了她未被繁重功课窒息的童心），四张照片（使我能看见暂时脱离的天伦之乐）！
然后我心满意足，回屋继续闭门造车——安心读书写作。
将近晚上十点钟，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只见烛光闪烁之中，一块蛋糕和一瓶鲜花上边有七张笑脸——两对挪威夫妇、一对尼泊尔夫妇、一位中国画家（都是邻居），站在门口，齐声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我因不知所措，竟然双手合十，眼眶也湿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吹生日蜡烛（正好蛋糕上只有一支蜡烛，虽然我不止一岁）！中国画家说要先许愿。我想起前几天中秋时写家信引用的诗句“但愿人长久（Ｍａｙ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ｌｏｎｇｌｉｆｅ）”，不禁脱口祝道：“但愿人长爱（Ｍａｙ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ｌｏｎｇｌｏｖｅ）”！
送客出门时，几位老外见墙上有“仁爱”两个大字，对那弯弯曲曲的篆书笔画颇感好奇。中国画家遂释“爱”字曰：中为人心，上有天帝覆之，下有人手托之，是为爱也。我则释“仁”字曰：仁乃二人合成，有你有我，方成其仁，有我无你，岂有仁乎？老外直呼“妙哉”（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
也许，我们两人的解释，只是信口戏言。
但是，我们大家的感叹，确乎出于真心。
（五）
我在食堂里曾与一个在英国念书的中国学生聊天。她告诉我，一些暂不想回国的中国学生心中并没有忘记祖国，也不可能忘记，但“他们有一种观望心理，他们在等待”。我问她说：“望什么？”她说，当然是望祖国更好。“等谁呢？”她说不出来了。她当然知道，祖国的“更好”，是要人去干出来的；“等别人”去干，她说不出口，因为道理很简单：人人都等别人，那就无人可等。假如他们信上帝，她就会说他们在等上帝（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英国有句谚语，叫Ｇｏｄｈｅｌｐｓ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ｈｅｌｐ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天助自助者！）。假如他们不信上帝，那么他们等的，若非戈多，便是自己了！
于是话题变成了“等自己”是什么意思。这看来是不行动，至少是暂不行动，也就是“无为”的意思。它与国内有人倡言的“退出历史的缺席权”异曲同工。主张等待与无为者，国内也大有人在啊！
于是我想起了汤因比所谓“退隐”与“复出”。历史上不少大人物似乎都曾“退隐”，但却都为了“复出”。有些是韬晦之计，有些是养精蓄锐，有些是时运不济，不久却东山再起，总之，是为了有为的无为，却不是真正的无为。
如果不是韬晦之计，不是养精蓄锐，不是被迫下台，而是真心诚意的、“出家厌世”的、“躲进小楼”的真正的“退出”呢？那难道不是真正的“无为”吗？我姑且不论人作为历时的和社会的动物能否做到“退出历史”，或者说“退出”了历史的人是否还能称为“人”，我只想问问：“退出”是不是一种行为呢？“出家”是不是一种行为呢？退出不就是让别人进来吗？出家不就是让别人进家吗？缺席不就是让审判更顺利吗？沉默不就是让别人多说些吗？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退隐？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无为？出生就是“复出”，生命就是行为，生存就是“在世”。
难怪莎翁要说：“我们都是演员，世界就是舞台。”这演员，就是有为者（Ａｃｔｏｒｓ）。这舞台，不但没有后台，而且与观众席连成一片，无边无际。
难怪歌德要说：“太初有为。”这个“为”，就是行动（Ａｃｔｉｏｎ）。这句话，是歌德改写的《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而《创世记》第一句话则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其实，创造是“为”，道又何尝不是？即按老子之说，道既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难道不是大为吗？
所以，“无为”是假，要在“何为”。
我想起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又想起了谭嗣同（字复生）死后康有为的一幅挽联：“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原载《东方》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生死苦乐”三问
前些日子，北京电视台邀我参加过一次“生命绿洲”节目的座谈，话题是“安乐死”。才过一周，该台“ＢＴＶ夜话”专题组又来采访，话题是“安灵的启示”（“安灵”是一家殡仪公司的名字，它专为委托人举行向海里抛撒骨灰的仪式，据说生意不大兴隆）。然而，“生死苦乐”之类永恒的话题谈了一大堆，经电视台一剪辑，播出的就只有一小撮。我不禁觉得，当我的形体在荧屏上活现之时，我的灵魂却似乎萎缩了。于是我还得来找《东方》杂志。因为在书本里，形体虽然无踪无影，灵魂却比较舒展鲜明。
“安乐死”？
“安乐死”观念的兴起，是为摆脱或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这问题涉及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宗教等诸多方面，十分复杂。“安乐死”概念也分成很多类，其中最起码的，是“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类似他杀，很难令人赞成——汝非鱼，安知鱼宁取“乐”而舍“生”乎？“自愿安乐死”实为自杀，赞成者甚众——与其痛苦地活，不如无痛或短痛而死，“赖活不如好死”嘛！
确实，“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意为“良好的死亡”，即“好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