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在评斯大林奖金时斯大林支持的和推崇的作品“与轻松地表现生活毫不沾边”，当时他肯定潘诺娃的《旅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和卡扎凯维奇的“悲歌式”的小说《星》，赞扬潘诺娃另一部表现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小说《克鲁日利哈》，说它写得很真实。四五十年代之交当“无冲突论”成为一种重要的错误倾向影响不少作家的创作时，斯大林站出来进行批判，号召作家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在1952年2月26日的会议上谈到戏剧创作时说：“我们的戏剧创作状况不佳。有人说喜欢毕尔文采夫的剧本，因为那里写了冲突。于是主张写国外的生活，因为那里有冲突。似乎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冲突。似乎在我们生活中没有坏蛋。这样一来剧作家认为是禁止他们写反面现象。批评家总是要求他们写理想人物，写理想的生活。如果谁的作品里出现某种反面的东西，就马上对他发起攻击。巴巴耶夫斯基在他的一本书谈到一个妇女，一个普通的落后的妇女，说到一些参加了集体农庄、后来退出了的落后的人。于是有人立即攻击他，说这不可能，要求我们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说我们不应当表现生活的不好的一面，而事实上我们正应当表现生活的不好的一面。他们这样说，似乎我们这里没有坏蛋了，而我们这里是有坏人和下流胚的。我们还有不少虚伪的人，不少坏人，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不表现他们就意味着犯了违背真实的错误。既然有恶存在，就应当进行惩治。我们需要果戈理。我们需要谢德林。我们还有不少的恶，还有不少缺点。这不是一切都好。索夫朗诺夫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说没有冲突就写不出好剧本。没有冲突怎么能写剧本呢。好在我们是有冲突的。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当在戏剧中得到反映，——否则戏剧就不存在了。而实际上剧作家所描写的一切反面的东西都受到攻击，结果他们害怕了，就完全不再写冲突了。而没有冲突就没有深度，就没有戏剧。戏剧因此而遭到损害。为了使我们有戏剧，应当讲清这一点。我们这里还有恶人，坏人，——应当对剧作家说明这一点。可是批评家却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因此我们的戏剧才会这样贫乏。”斯大林反复说苏联生活中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剧作家应该加以表现，这样他们的作品才是符合真实的，才有深度。这里他讲的虽然只是戏剧创作，但是他的这一论述对整个文学创作都是适用的。在他讲话后不久，《真理报》于1952年4月7日发表题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的编辑部文章，强调指出，“无冲突的庸俗‘理论’”对创作极其有害。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要求时提出两个“必须”，一是“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打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二是“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同时指出在小说和戏剧方面缺乏讽刺作品，并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提出了“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理和谢德林”的口号。
五
我们知道，作家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伦理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等社会价值观念必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倾向性。斯大林不同意用“左倾”或“右倾”来表示这些不同的倾向。他在1929年2月2日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在文艺界党的（共产党的）某个小组里还可以应用。在这种小组里可能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在文艺发展的现阶段，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以至反苏维埃的和完全反革命的流派的文艺界，那将是把一切概念都颠倒了。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同年2月12日他在与一批乌克兰作家座谈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道：“对不起，我不能要求文学家必须成为共产党员和必须宣传党的观点。对小说文学来说需要有另一些标准：不革命和革命的、苏维埃的和非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但是不能要求文学是共产主义的。人们经常说：右的或左的剧本。‘那里描写了右的危险。例如《土尔宾一家》是文学中右的危险，或者譬如说被禁演的《逃亡》是右的危险。’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右的或左的危险是纯粹的党的（现象）。右的危险说的是人们有些离开党的路线，是国内的右的危险。左的危险是离开党的路线偏向左边。难道文学是党的？这不是党。当然文学要比党广泛得多，它需要另一些更加一般的尺度来衡量。那里可以说文学的无产阶级的和反无产阶级的性质，工农的和反工农的性质，革命的和非革命的性质，苏维埃的和反苏维埃的性质。要求小说文学和作者们宣传党的观点，那就得把所有非党作者赶走。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列宁于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首次论述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的口号。斯大林的看法和提法似乎有所不同。他于1950年3月6日在审批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的会上对此作了说明，这样说道：“人们经常使用‘无党性写作者滚开’这句引文。但是并不明白它的含义。列宁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那时我们还处于在野的地位，我们需要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那时人们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那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都往自己一边拉人。当我们处于在野地位时，我们曾反对无党性，向无党性开战，以便建立我们的阵营。而在掌握政权后，我们就应为整个社会负责，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联盟负责——这一点不要忘记。当我们处于在野地位时，我们曾反对夸大民族文化的作用。我们的那些关于反对民族文化的话曾被立宪民主党人利用，被他们用来掩盖自己以及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同伙。但是现在我们赞成民族文化。应当懂得，我们在野时和我们执政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是的，叫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是必需的，后来就成为对文学的诅咒了。”
斯大林不同意用“左倾”和“右倾”等比较笼统的概念来表示文学的倾向性，而主张用阶级方面的概念来表示，也就是说，肯定文学的阶级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共产党执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担负起了团结和教育全国、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任务，因而觉得不宜再提当年列宁提出的“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的口号，这无疑也是有道理的。至于说到“党性”的概念，如果把它视为阶级性的集中表现，那么提文学的党性还是可以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属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而且是促进自身的基础的巩固以及帮助消除旧基础和旧阶级的巨大的积极力量。斯大林似乎一直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来看待文学，在肯定它的阶级性的同时，重视发挥它的社会作用。斯大林在谈到苏联文学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时，特别强调它的教育作用，他形象地把文学创作称作“生产灵魂”的特殊的精神生产。1932年10月26日他在高尔基寓所与四十余位党内外作家座谈时提出，文学创作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出席座谈会的伏罗希洛夫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是对作家的劳动的性质以及他应起的作用和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的高度概括。
具体说来，斯大林要求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他们的作品里展示生活中进步的和美化的东西，揭露落后的和腐朽的东西，以培养读者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求文学作品真实反映苏联的现实生活，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动员他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要求文学作品塑造先进人物的形象，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榜样；要求文学作品在写历史题材时，忠实于历史，着重表现优秀的历史传统和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以此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斯大林认为，文学作品要发挥其教育作用，必须为人民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他主张采用群众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手段。他对现代主义文学持保留和批判的态度，除了这样的作品不符合他自己的审美趣味外，还由于难于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接受，无法发挥其作用。在音乐方面，他曾对形式主义的倾向进行过批评，而在绘画方面，则不接受抽象派的作品。
在各种文学体裁当中，斯大林特别重视剧本。这不仅是与他对戏剧的爱好有关，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体裁更适合于群众，能产生较大的效果。1932年10月20日他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与共产党员作家的座谈会上说：“我认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剧本。我的意思完全不是想说我们不需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特写；所有这些文学类别与剧本一样能起巨大作用，也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剧本、戏剧完全是对人施加艺术影响的特殊类别。
“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特写，都不能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像剧院里上演的剧本对观众产生的那样的影响。此外，由于纸张短缺，书籍不能使所有愿意读的人都能读到，再说不是任何一个劳动者在一天八小时工作后都能读篇幅大的好书。而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让每一部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助于改造人的心理使之倾向社会主义的好书都能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所享用。
“书籍还不能满足这千百万人的需要。而剧本、戏剧能够做到。”
接着他举具体例子来说明群众需要剧本。他说，图拉的工人在莫斯科把某剧院包了一个月，成群结队地来看戏；莫斯科的职员也这样做。他又说，阿菲诺盖诺夫的剧本《恐惧》上演后，观众已达几百万，长篇小说在这样一个短时间内是很难拥有这么多的读者的。最后他说：“这一切说明，作家们应当给我们写比目前更多的剧本。”
斯大林同样重视电影。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苏联电影业》的决议，要求改进电影业，加强它的技术基础，提高电影作品的质量和保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一部门取得胜利，指出，电影应当以高质量的作品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反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职工会的历史道路，反映国内战争的历史，为动员劳动人民为增强苏联国防能力的目的服务。1935年1月11日在苏联电影第十五周年之际，斯大林在给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的信中说：
“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计的力量。
“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