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加科夫的一个写成于1931年的剧本《莫里哀》（原名《伪君子的奴役》，根据中央剧目及演出检查委员会的要求改为此名），于1936年初在艺术剧院搬上了舞台，不久《真理报》于3月9日发表题为《外表华丽，内容错误》的编辑部文章进行严厉批评。在这之前，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凯尔任采夫于2月29日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写报告，说剧本作者想要使观众觉得“无产阶级专政下作家的处境与路易十四‘动用私刑的暴政’统治下有类似之处”。他建议不用正式禁演的方法，而让剧院将其作为有严重错误的剧本主动停演。斯大林在报告上批道：“我认为，凯尔任采夫说得对。我赞同他的建议。”就这样，《莫里哀》停演了。斯大林考虑到《莫里哀》可能引起负面的政治影响，同意它停演，但是又安慰它的作者。根据作者的妻子的日记里的记载，斯大林似乎说过这样的话：“怎么又把布尔加科夫的剧本撤下来了？可惜，作者是有才华的。”
在随后开展的大清洗运动中，像布尔加科夫这个经历和思想都比较复杂而且在文学界和演艺界树敌不少的人，能够安然无恙，大概他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受到了斯大林的关照。在这次运动中，他没有在要求严厉惩办“人民的敌人”的联名信上签过名。不过他看到那些曾经不断批判过他的“冤家对头”（其中有一些原拉普的成员）被清洗，感情是复杂的。他并不幸灾乐祸，同时对他们也不表同情。可是他帮助过一些受难的朋友，例如当阿赫马托娃在她丈夫和儿子被捕后求上门来时，他给她出主意，帮她给斯大林写信。又如他得知曼德尔什塔姆被捕和被流放后，十分关心，倾囊相助。1938年2月4日他给斯大林写信，替流放期满未能回莫斯科的剧作家埃尔德曼求情，请求允许他“回到莫斯科来，毫无障碍地进行文学劳动，摆脱孤独和心灵受到压迫的状态”。这是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的最后一封信。
1936年初，布尔加科夫产生了写一个关于斯大林的剧本的想法。艺术剧院停止上演《莫里哀》一剧，对他的情绪有所影响，因此他没有开始写作。这样过了一年多，他一直没有动笔。1938年9月9日，他的在艺术剧院工作的两位朋友突然前来看他，向他诉苦说，剧院上演的都是老剧目，没有新剧本，这样下去就要完了。只有当代的好剧本才能拯救它。而这样的好剧本只有他布尔加科夫才写得出来。他们曾听说布尔加科夫想要写一个关于斯大林的剧本，于是便请他写出来给艺术剧院，因为领袖的六十诞辰快要到了，艺术剧院不能不有所表示。开头布尔加科夫因艺术剧院停演他的《莫里哀》还在生气，不愿与他们合作，经过劝说，最后同意了。于是他开始进行创作，于1939年7月完成，起初取名为《牧师》，后改名为《巴统》。
在他正要动笔时，《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共（布）的历史的长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有斯大林参加的巴统工人示威游行的特殊意义，这给了他启发，他决定写斯大林在巴统的革命活动。剧本写成后他曾朗诵给剧院和艺术事务委员会的领导听，得到了好评。于是剧院开始作排演的准备。该院领导决定派一支由演职人员组成的小分队，由剧作者带领到格鲁吉亚进行实地考察，事先给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恰尔克维阿尼正式发函，要求对方支持和协助，其中说明小分队的任务是为排演剧本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研究音乐材料和党史材料，与剧中展示的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座谈，作一些速写，收集歌曲等”。
这次出差还与到黑海边休假结合在一起。于是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妻子带着小分队于8月14日兴致勃勃地坐上了从莫斯科开往第比利斯的火车。但是两个钟头后，在离莫斯科不远的谢尔普霍夫，突然收到了剧院领导发来这样的电报：“出差已无必要请回莫斯科。”本来就有不祥预感的布尔加科夫精神上经受不了，据他的妻子在日记里记载，当时他坐在回莫斯科的车上时，一只手挡住阳光，另一只手抓住她，说道：“我们朝着什么奔跑？也许——朝着死亡？”
根据E.布尔加科娃的日记里的记载，在回莫斯科后的第三天，艺术剧院的两位朋友前来看望得病的布尔加科夫，在谈到《巴统》停排一事时说：“……剧本受到上面（大概指的是中央）很不客气的否定。说不能把斯大林这样的人写成浪漫主义的人物，不能把他放到虚构的环境里，让他说虚构的话。这个剧本既不能上演，也不能发表。
“其次，上面把布尔加科夫呈送这个剧本看作是他想要搭一座桥，以便调整人们对自己的态度。”
“上面”大概是为斯大林本人不同意剧本上演寻找理由，可是他们讲的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剧本是艺术作品，它就离不开虚构，要虚构一些情节，尽管主人公是历史人物，也不能只说他在现实生活中说过的话，也会有虚构。第二个理由讲的作者创作的动机，但是在评价一部作品时，这并不是主要的。
有人认为斯大林不同意剧本上演和发表，是因为他不喜欢人们挖掘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并举1938年他给儿童读物出版社写信不同意出版《斯大林童年的故事》这本书为例。可是他不同意出版那本书并不是因为它写了他的童年，而是因为“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39年第比利斯的三个剧院同时上演了格鲁吉亚剧作家达季阿尼的剧本《星星之火》，这个剧本写的也是斯大林青年时代在外高加索，首先是在巴统的革命活动。由此可见，《巴统》一剧被禁并不是因为它写了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活动。还有人从《巴统》的剧情上找原因，认为剧本向观众展示斯大林在监狱遭到看守毒打的场面有损这位领袖人物的尊严，因此上面不同意上演。但是即使如此，那也只是剧本个别场面而已，可作删改，不至于因此而否定整个剧本。
那么斯大林本人对这个剧本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在E.布尔加科娃1939年10月18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人打来电话，提到好像在10月10日那一天政府成员到艺术剧院看戏，“总书记在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谈话时说，他认为《巴统》这个剧本很好，但是不能上演。”如果斯大林的话属实，那么《巴统》不是因为剧本本身不好而被禁止上演的，而是另有原因。刚才提到过，“上面”认为布尔加科夫写这个剧本动机不纯，抱有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和改善自己处境的目的。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即使如此，只要剧本写得好，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至于影响它的上演和发表。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问题还是出在作者身上。在当时相当多的人看来，布尔加科夫甚至算不上“同路人”，是所谓的“国内侨民”、“白卫军的讴歌者”和“反苏分子”。斯大林也承认他“不是自己人”。如今这个“不是自己人”的人写的一个好剧本如果上演和发表，肯定会受到欢迎和赞扬，从而提高作者的地位，甚至他有可能被称为最优秀的剧作家而高踞于革命的作者之上，这是当时文学界的正统派所不能接受的，容易产生不好的影响，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像一般人那样认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的革命活动应由革命作家来写，尽管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写得不错，但是觉得如果流传开来，不会给他增添多少光彩。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他作出了肯定剧本但不准演出和发表的决定。
《巴统》的被禁，可以说对布尔加科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终于一病不起，于1940年3月10日去世。在他去世前一个来月，他的朋友苏联人民演员卡恰洛夫、赫麦列夫、塔拉索娃三人曾给波斯克廖贝舍夫写信说明他的病情，说给他治病的大夫认为要拯救他，必须有高兴的事使他感到强烈震动，激发他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使他想要继续活下去。信中还说，布尔加科夫经常提起他对斯大林十分感激，感谢对他的关心和支持，多次回想起十年前斯大林和他通电话的事。信中最后请求把这些情况转告斯大林。写这封信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斯大林了解布尔加科夫的情况后有所表示，给他以新的希望和战胜病魔顽强活下去的力量。但是斯大林没有作出反应。布尔加科夫去世后，斯大林的秘书处打来电话问道：“布尔加科夫同志是否真的去世了？”听到肯定的回答后，打电话的人就把电话挂了。根据现在见到的材料，斯大林对布尔加科夫之死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1946年7月，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布尔加科夫临终前嘱咐她写信请求斯大林解决他的文集的出版问题。她恳求斯大林“再一次救救布尔加科夫，这一次救他是让他不至于不公道地被遗忘”。这封信是送给波斯克廖贝舍夫转交的，斯大林应该是能看到的，可是他没有作出回应。根据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很难说斯大林一直对布尔加科夫保持着关心和重视的态度。
二
接下来讲斯大林与“同路人”作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皮利尼亚克的关系。上面提到过，斯大林1924年曾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对皮利尼亚克的长篇小说《荒凉年份》作过评论，可见早就注意这位作家的创作。1926年皮利尼亚克因发表中篇《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着重讲一下这件事。
这部小说发表在《新世界》1926年第5期上，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红军高级将领加夫里洛夫并无大病，“一号院的”“腰背不弯的人”下令给他动手术治疗，让他听任医生们摆布，结果他被折腾死了。作者估计到读者读了小说会认为它写的是1925年秋红军统帅伏龙芝死于手术的事，而“腰背不弯的人”则指的是斯大林，于是便在前言里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个故事的情节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小说的依据和材料来自伏龙芝之死。我个人几乎不认识伏龙芝，勉强有点了解，见过他一两次。我不知道他去世的真实细节，——这些细节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的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报告这位军事人民委员之死。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读者，让读者不到里面去寻找真正的事实和活着的人。”其实，一般读者都知道，小说是艺术作品，其中有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因此不会要求它是如实的报告，所以皮利尼亚克那样说显得有些多余。他没有直接说明小说依据什么素材和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思想的问题，而在前言里提到伏龙芝之死，这实际上是承认他的小说的内容与伏龙芝的悲剧有关。那么伏龙芝之死实际情况如何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呢？
为了说明问题，需要先讲一讲二十年代党内斗争的情况。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但托洛茨基派逐渐失势。1925年初，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他的军权被剥夺。而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人民委员的是着名红军统帅伏龙芝。托洛茨基反对派对此是很不高兴的。再说伏龙芝的健康状况。在做手术之前的两三年，他就经常胃痛，出血。1922年5月，根据大夫会诊后的意见，他就应当出国去进行治疗。可是他一直拖着。他的同事们曾向斯大林汇报，要斯大林劝说他重视自己的身体。斯大林似乎劝过他。当他被任命军事人民委员、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后，领导人中斯大林的一派对他尤为关心。不仅斯大林和米高扬，甚至当时站在斯大林一边的季诺维也夫都坚持要他进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伏龙芝同意了。他于1925年10月底住院动手术，结果遭到了不幸。在做手术前的10月26日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现这封信已全文公布，其中说道，说经过两次会诊决定进行手术治疗，“个人对这决定是满意的；就让他们彻底看清楚那里长着什么，好进行真正的治疗”。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大致如此。
关于伏龙芝死于手术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不同的反响和议论。起初有人怀疑这是托洛茨基指使人干的，因为伏龙芝夺了他的军权。提出这样的怀疑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后来有人，主要是反对派人士，反过来把伏龙芝之死说成是斯大林强迫他做手术有意造成的，根据是伏龙芝并不完全是斯大林的人。这两种说法都只是怀疑和猜测，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责任在于医生。皮利尼亚克的写法显然符合反对派人士的看法。当时他与赞成托洛茨基观点的沃隆斯基比较接近。伏龙芝去世后，沃隆斯基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参加过该委员会的会议，会上自然会谈到有关这次手术的问题。根据皮利尼亚克把小说献给沃隆斯基这一点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他是从沃隆斯基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经过的，并且接受了沃隆斯基的观点，也就是托洛茨基派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