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苏联的高级干部也深受传统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影响。在多次政治斗争和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老布尔什维克”中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的革命者，和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去抵制封建遗毒的党的高级领导或者不受重视，或者被“清洗”，联共（布）党内由此失去了大量优秀的领导人才。为了补充职位的空缺，相当大量的基层党、政干部忽然间被提拔至很高职位，他们中有些人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是很差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思想意识的落后性和政治行为的幼稚性，他们多数不能自觉地抵制俄罗斯民族传统意识的侵蚀。在斯大林五十寿辰和党的十七大上，各级干部都竞相称颂斯大林的功绩，大搞个人崇拜，掀起了另一种形式的“皇权”崇拜。从十七大代表们对斯大林一轮高过一轮的歌功颂德中，就很能揭示出这些代表思想意识的落后性，他们对斯大林的无限崇拜既是出于对领袖无上权威的敬畏，也是皇权思想的写照，其中不乏以谄媚换取任用的小市民意识，也不乏把斯大林当作“今日的沙皇”来加以迷信的封建意识。包括比较开明的基洛夫，竟也在发言中建议说，要将斯大林同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法律。可见，对于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斯大林本人负有责任，但一些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头脑中落后的封建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级干部对斯大林所作的无原则的称颂，其实就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对苏联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表现。
最后，苏联多数人民群众更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不自觉地沦为旧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活的载体。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民众的思想意识距离社会主义仍然有很大距离。在那个时代，文盲率竟占50%~60%，有些年龄段甚至达到75%，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只占1%~2%。在这种条件下，工农群众不仅不可能掌握企业管理和民主政治的技能，而且还分不清科学文化和封建意识、民主思想和个人崇拜意识的差别，根除封建主义流毒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创建并实施社会主义的工农自治民主制度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些群众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不能辨别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甚至会在听到上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鼓动后，把旧俄的传统直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创举。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一些农民坚决抵制集体化，不惜以生命固守自家土地的做法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在一些干部率先发起对斯大林的称颂后，广大人民群众随即响应，在全国掀起了个人崇拜的浪潮，把对沙俄皇帝的崇拜转变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则是又一个生动的事例。
一定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将获得繁衍生息的能力。在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在短时间内一般都将继续产生影响。苏联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
第三，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在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政局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个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就是苏联模式形成的思想根源之一。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在那个时代，斯大林“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亿万人民的思考”。[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从其一生丰富的经历看，斯大林能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取胜，并带领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非凡的经济奇迹，战胜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他的思维方式一定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从斯大林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中的一些不足看，斯大林的个人思维的确也有着一些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成分。
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实践的成绩总是与正确的认识密切相关，实践的错误与认识上的不足也是紧密联系的。在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中，正确成分与形而上学成分相互交织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不受流行观念的影响，勇敢地继承并发展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合理地分析农村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果断地采取措施作出了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决策；分析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实施高速工业化战略，缔造战备经济体制；巧妙地运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化解了帝国主义的包围，争取到了经济建设的宝贵时机；采用一些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措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与红军高级将领一起对局势进行缜密分析，带领红军化劣势为优势，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等等，都是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生动例子。
但是，在强调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时就一律抹杀各地方政府、企业的灵活性；在谈及“小农阶级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时就非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页。]从而大范围地激起阶级仇恨；在禁止党内派别斗争时竟然就把党内各种有益的争议都一并扼杀掉；[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诀议汇编》第2分册，第51、63页。]简单粗暴地发起肃反扩大化运动，对安全部门错误处理党的高级干部的做法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出现；在德军入侵前夕，对形势认识不够深刻，造成战争开始时红军的节节败退等等，则都是斯大林思维中具有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成分的证明。
从理论上看，斯大林的哲学观念也明显包含有正确的和形而上学的两种成分。斯大林哲学观念中的正确成分主要表现为他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新决策和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进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争时，斯大林巧妙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建成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差别，又区分了完成这两种任务的必要条件，从而提出了具备较强说服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晚年斯大林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用很大的篇幅畅谈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矛盾的理论，这都是斯大林善于突破以往认识的不足，进行理论创新的表现。善于正确分析形势，对问题进行逻辑分析，总结经验，克服错误认识，提出新见解等等，这说明斯大林思维方式中具有正确的成分。
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可以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思维作一简要揭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主要的哲学论著，是1938年9月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撰写的哲学理论。书中虽然也不乏一些闪光之处，但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思想内容和机械主义的思维方法论在其中却占据着不小篇幅。众所周知，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法则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均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斯大林在讲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时，却不提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内核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引证列宁有关辩证法的论述时，单单提到“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只字不提“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页。]这些哲学理论阐述上的漏洞，显示出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缺陷。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8页。]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斯大林思维方式中的不足之处，并且阐述了它对苏联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总之，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中既具有合理的因素，也具有教条主义因素。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对社会实践发生作用，成为苏联模式形成和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