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他提出应在经济政策上允许辛勤劳动成绩大的个人、企业、地区先富起来，逐渐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向前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四是必须避免超阶段的过急过“左”的做法。在这方面，我国曾比苏联走得更为激进，更不尊重经济规律。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说明这样搞不成社会主义，只能阻碍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国家事实上的倒退。五是经济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受苏联模式中“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影响，中国长期搞自我封闭，结果脱离了世界，与蓬勃发展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失之交臂，坐失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良机。对此，邓小平指出，“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六是必须改变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下的经济建设，存在投入高、产出低的现象。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大量消耗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来推动生产的模式。
第三，关于政治建设。邓小平认为，我国政治体制在建立之初就有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还是来自苏联模式。他既肯定了我国原政治体制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深刻指出必须改革其弊端，使之符合中国实际，成为维护安定团结、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这些基本制度都必须坚持。不坚持，只会造成中国的动荡不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无从谈起。他同时指出，无论是为接受历史教训，还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都势在必行。邓小平主要从制度、民主以及法制建设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在制度方面，“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这些弊端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主要同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有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与苏联模式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有关。如何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其次，在民主建设方面，苏联模式有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这一方面能有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这一点历史实践已证明了，但它同时也容易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因而邓小平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民主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进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上书，第144、168页。
保护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只有民主真正得到保障，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各种民主权利，才能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他同时指出，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为追求所谓的大民主而破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大局。再次，在法制建设方面，法制是民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必须加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所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这些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上书，第332、146页。]法制建设状况标志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经济建设顺利发展以及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必须切实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