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情况下，强烈的临战气氛弥漫在全国各个角落。斯大林关于“放慢速度就等于自杀”，“落后就等于挨打”等的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几乎成为指引国民生活的精神动力。于是，苏联的一切社会生活都开始围绕国防——战备的轴心运转，备战思维引出了一系列的战备行动，进而构成了一套战备体制。在“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们的速度。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的号召下，苏联人民投身于全民备战的行动中，苏联模式应运而生。
在经济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为了快速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全部社会生活带上了浓厚的备战色彩。国家把大部分的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技术力量都配置到国防建设重要部门上，各类军工企业都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各种有利于战备的金属工业、重机械工业都获得了重点投资。在备战的行动中，全国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吻合了战争年代的要求。当时苏联的社会生活受到了战备思想的深刻影响，包括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其实也同样具有战备性质。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德军进攻苏联时，苏境内每一个农庄都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民防队，“他们受过狙击的训练并且拥有武器，这等于是早已组织好的游击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这说明，集体农庄庄员在平时是一个集体劳动的团队，在战时则可以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作战队伍。
在政治上，既然战争正在临近，政权组织形式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随之产生。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把握战机，迅速作出决策，平息争论，凝聚团队战斗力，树立权威具有巨大的优势。同时，它对于抑制各种可能的叛乱，清除各种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当时，基于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的判断，斯大林领导内务部开展了肃反运动，其中肯定有着彻底剿灭国内阶级敌人以免战时腹背受敌的考虑。这一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内务部采取的残酷办法，却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权力过度集中、安全保护机关超越法制的一系列弊端纷纷呈现了出来。
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战争的威胁激发出全面的生存危机意识，到处都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肃反扩大化的政治斗争，波及到全社会诸领域。各条文化战线，从哲学、史学、文学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也都受到了冲击。用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频频出现，一些学术派别被强行解散。这种做法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确保了苏联红色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过分的神经紧张，既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力量，又损害了必要的学术自由，使正常的学术文化生活受到冲击。
总之，特殊的社会形势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工作路线的逐渐转变和不断成熟，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原社会模式终于为苏联模式所取代。
三、苏联模式形成的思想根源
苏联模式不仅是当时社会形势的产物，它的形成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俄罗斯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及斯大林个人的思维方式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苏联模式形成的直接理论动因。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苏联模式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当时，在严峻的社会形势下，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既有合理发挥的一面，也有形而上学的僵化成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曾或间接或直接地作出有关未来社会的构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主要包含有这几方面的内容：（1）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2）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3）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按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劳动贡献进行产品分配即“按劳分配”，最终过渡到按需分配；（4）剥削和阶级消亡，国家也将消亡，代替国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成员都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主义至少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时，才有可能实现上述设想。而且，诚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有关未来社会的看法，仅是一些原则性的推理或设想而已。恩格斯还认为，对未来社会描述得愈详细就愈荒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行动的指南，而绝不能当作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只能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实际情况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出了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的辩证方法。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环境下，后者有时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
在领导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娴熟地运用辩证法，在科学分析、判断社会形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发挥和灵活的运用，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进行了修正，从而屡屡能够领导苏俄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迈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挥和运用后来被统称为列宁主义。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列宁主义还包含有他在落后国家亲身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结论，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努力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积极改善执政党的领导等等。列宁的这些理论对斯大林等后继领导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革命者多数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斯大林等人无论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都非常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模式作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和所实行的体制、采取的政策、方针等，实质上就是斯大林等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下面将概述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并尝试着去揭示其中分别属于正确理解和教条主义曲解的成分。
首先，斯大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设想的一种实践形式。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明确作出了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因此，为了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等联共（布）领导人自然就会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开始构思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大变革的途径。快速推进工业化首先就是为了在工业实力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建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消除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推进全盘集体化就是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国家，[斯大林认为：“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90页。]以为将来建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条件。以上这些无疑是斯大林在苏联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主要表现，也是斯大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写照。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其中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成分。发动工业化运动以积极提高生产力水平；发起集体化运动以争取提高生产的协作化程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计划和调整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以防止资产阶级的复辟，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合理运用，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然而，在当时苏联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斯大林等领导人过分偏重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创建纯粹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暴力发起并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就是晚年斯大林提出的“空地论”，它其实是斯大林对二三十年代社会大变革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的提出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豪迈气概和创新精神，但却有些脱离实际，既不是务实求真，也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新的生产方式必须在旧的母体内孕育发芽的思想。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等等，则显然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运用和形而上学曲解的成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自然史过程，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应该是以生产方式的革命为前提的，他们反对在建立了社会占有制度后运用暴力解决农民问题，而这些正确思想在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都没有获得较好的贯彻。
其次，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也是苏联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和缔造苏联模式的理论动因之一。列宁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多次提过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计划机构的思路，提过苏联一国已经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的论断，也提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退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论断，这些都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建议改行新经济政策时，虽然列宁对前一时期急于过渡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列宁说道：“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错误”。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但在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仍然坚持认为这是“退却”，那么今后将发起新的攻势自然是其合理推论。列宁的这一提法恰恰就是斯大林后来发动全盘集体化的一个理由，因为“退却”已经结束，必须迎来新的“攻势”。后来，斯大林号召在“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时”，“抛弃”它并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攻”，就是列宁关于“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战略的全面实施。[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233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模式是斯大林执行列宁的遗训，“抛弃”新经济政策实施新的“进攻”时构建的。
斯大林对列宁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同样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种成分。斯大林继承和发扬了列宁关于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实施工业化，包括在社会危机来临时大胆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大胆地探索更新的经济路线，这都是对列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正确理解。但是斯大林用纯粹的指令性计划全面管理经济活动，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激化了阶级矛盾，用暴力构建集体农庄的做法伤害了农民的感情，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损害了党的形象等等，则显然都是对列宁主义及其思想方法的教条主义运用。在社会主义史上，列宁处处以事实为依据，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善于灵活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则显然不具有列宁那样高超的辩证法思维，他对列宁充满辩证法的理论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够全面。
当然，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事实看，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正确的成分要比教条主义曲解的成分多一些，否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第二，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是苏联模式形成的不可忽视的思想根源。
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在苏联模式的形成中起到了无形又无所不在的作用。从斯大林到各级领导干部，以至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都在根本上未能摆脱其影响，这使苏联模式打上了俄罗斯传统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