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近年建设的任务（草案）》以后，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等文件送交斯大林，请斯大林和苏方有关部门审阅提出意见，给予中国官员支持和援助。周恩来总理与斯大林会谈期间，斯大林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还派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两个月以后，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刘少奇是斯大林在世时最后会见的一位中共最高级的领导人。斯大林在十九大召开前三天，发表了他最新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影响巨大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的访苏和出席苏共十九大很重视，他详细询问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政策，还就刘少奇递送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封长信的内容作了表态。斯大林赞同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估计和分析是对的。斯大林会见刘少奇以后，因病于1953年3月5日逝世。[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中共的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援助作过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讲话，多次告诉全国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要珍惜斯大林派来的苏联专家在华的时间，虚心学习，把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或较好的技术学到手，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提出：“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热潮。”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称：“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陈云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经济援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名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301页。]
二、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是所谓新中国成立后前8年“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最根本表现。具体讲，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现为：走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向苏联干部和专家广泛学习苏联管理经验。由此，新中国才会积极进行所有制大变革，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中央政府对工业的发展蓝图、计划指标进行明确规定，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全面管理社会的经济生活，通过工资等级制实行按劳分配。这些经济活动，是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表现。
1．走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的现代大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他们设想社会主义将在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取得胜利。因此，工业化本来是资本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将全面吸收资本主义的工业成就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在西欧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因而，苏联（苏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但不能继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反而还处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时刻都有可能被资本主义所绞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人民政权也面临着与苏联（苏俄）类似的处境。所以，苏联（苏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肩负着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迫切任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所应具备的物质文化条件和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苏联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途径。如果说，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的先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政治制度再发展物质文化水平，是指导苏联工业化的政治哲学的话，那么，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则是将这种历史哲学全面转化为具体实践。斯大林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快速推进苏联工业化进程的理论，他扼要却系统地阐明了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核心、速度和资金来源等内容。在他看来，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他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不能快速实现工业化，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13页。]他指出，工业化的速度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只有快速实现工业化苏联才能继续生存。[斯大林说：“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3页。]当时，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核心。在他看来，重工业乃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其他各个行业的发展，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他说：“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3页。]“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所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核心任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由于苏联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不可能通过掠夺殖民地和获取战败国的赔款来推动工业化，所以苏联必须从国内积累巨额的工业化资金。归结起来，“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同上。]而且，苏联必须从国内主要是从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来全面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苏联这种工业化途径是卓有成效的，它使苏联用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的百年工业化历程，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建设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苏联的工业化成就，因而号召新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通过苏联式的工业化途径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081页。]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3年，毛泽东讲，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讲道：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6页。]所以，为了使我国迅速缩短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所应该具备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的完全独立与国防安全，才能使轻工业的发展获得技术设备，才能给农业的改造以物质和技术的条件，才能使社会生产不断扩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而使我们的经济能够达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目的。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带动工业的全面发展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时间上，这里的分析主要是局限在1956年以前。后来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口号，中国开始注意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对工业战略作了一些调整，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时中国走上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总体判断。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已经开始注意“以苏为鉴”时，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总体上要学习苏联的看法。参阅《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