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逝世后的数年内，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形势的转变，新经济政策开始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的要求，而且还滋生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粮食收购危机和富农、城市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等等。于是，国内外问题互相交织，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在此形势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行征粮和强迫富农迁移等，力图使国家摆脱困境，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启动工业化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执行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使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也引发了国家经济、政治路线的转变。由此，苏联开始朝着放弃新经济政策和创建苏联模式的方向发展。
一、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实行
1928～1929年连续两次进行的强行征粮，是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虽然此时苏联仍未作出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1929年12月，在彻底击败布哈林派之后，斯大林才正式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说：“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这是对农业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路线的全面认定，是创建苏联模式的政治宣言。随着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苏联模式开始形成。
下述将对苏联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作概要阐述：
第一，苏联模式是在1929年前后逐步形成的，它是以新经济政策的对立形式出现的。
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此时苏联仍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农民在生活上获得了一定改善，已经购置了一些必要的农用生产工具后，开始拒绝低价售粮。1928年初，国家开始面临缺粮危机，城市工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国家没有粮食可供出口。因此，以粮食换取外汇，然后又从国外购买工业设备和技术的工业化战略无法实施。在经过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同意后，[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大会否决了采用暴力剥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但是，在紧接着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不单是斯大林，而且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该条规定：对从事粮食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分子予以严惩，本人交法庭判罪，粮食由国家没收。就是说，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联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采用暴力办法征粮。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465页。]斯大林关于执行“非常措施”在农村强行征粮的建议被全党接受，并迅速被付诸实践。征粮队在全国各地强行向富农征集余粮，中农经常也被不适当地加以掠夺。1929年初，由于仍未能购得足够的粮食，国家又再次执行“非常措施”。强行征粮的办法，突破了新经济政策提倡的向农民购买粮食的准则。但是，强行征粮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它仍构不成一种与新经济政策不同的社会体制。从1929年4月、5月起，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和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实行，苏联开始真正迈出了超越新经济政策，创建苏联模式的步伐。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派的斗争告一段落后，集体化运动在全国掀起。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从1929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57页。]新经济政策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被集体农庄所代替。1929年5月，具有指令性的《苏联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被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并全面加以实施，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现出雏形。
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决定改组企业之上的托拉斯，撤销辛迪加和管理总局，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制，这样，人民委员部通过联合公司，就可以对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30年代初，苏联政府又进行了信贷、税制、工资改革，国家对工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管理，工商业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初步形成。1932年，苏联通过了第一个《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把自1928年至1929年即已形成的集体农庄制度牢牢地确定下来，建立了严格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从而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生产和分配各个环节的严格管理。这样，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就集中了全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权。在工商业和农业都实行了计划管理之后，私人工商业皆被取缔，市场商品流通被排斥。苏联对全国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进行了严格的部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在政治体制方面，反对派的全线溃败，使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原来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人分别占据的党、政、军的高级职位，都由斯大林的得力亲信所执掌，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开始出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拥有极大权力，斯大林个人在党内矗立起了无比崇高的威望。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权威，否则，不论是政党还是领袖都不能行使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特殊的社会形势下，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权模式更具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权力过分集中，超过其应有限度，变成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就会走向反面。当领袖的个人权威过分膨胀，以至于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它的负面作用就会逐渐超过其积极作用，对社会造成破坏。由斯大林及其得力亲信掌握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权力后，列宁逝世初期苏联出现的权力分割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联共（布）告别了权力纷争阶段，进入了由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新时期。
为了配合政治斗争和经济路线的转轨，苏联对文化意识形态体制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在罢黜了布哈林派的文化领导权后，斯大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学术文化团体进行了全面改组，开始缔造起一个完全服从于新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和学术阵地。在对德波林及其学派进行批判时，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开始被不适当地运用和认可。在卢那察尔斯基和波克罗夫斯基被清除后，教育委员部实现了领导层的变更，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全面掌握了教育委员部的权力。随着党内文化体制的转换，教育机构进一步实现专业化，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一个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逐渐矗立了起来。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已初步形成。随后，社会形势的转变又促使苏联模式不断发展，迅速走向成熟。
第二，随着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顺利推进，苏联模式终于走向成熟。
1934年，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书记处所属的七个中央机关按生产原则改组为工业部、农业部、计划财贸部和政治行政部等十多个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以及它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农检察院被撤销，原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被降为它的一个附属机构。1934年5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的决议，决定撤销联合公司，在机器制造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生产管理局─企业的二级生产管理体制，在冶金、化学和燃料工业等部门实行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生产管理体制。于是，各人民委员部就直接地管理了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具体业务，国家机关的权限大大加强了。
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全面确认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新宪法以法律形式承认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也确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以部门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正确性。新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以宪法的形式认可了人民选举制度。至此，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体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苏联模式得到了全面确立。
在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肃反扩大化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发生。依据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论断，[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页。]内务部把党内斗争升格为阶级斗争。原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都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加以迫害。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一些学者有意渲染苏联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并用以攻击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错误的。但是，决不能忽视肃反扩大化给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它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肃反扩大化使党内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本就具备了权力高度集中特点的政治体制，由于内务部门的各种行为而带上了破坏法制，人治代替法治的特点，使苏联模式具有了许多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内容。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所具有的一些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不相一致的特点由此产生。
1938年，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分期纲要、并亲自撰写部分章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该书的出版是当时苏联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全面地阐明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准则，确立了联共（布）一元化的社会生活指导思想模式。该书其实就是当时业已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它用理论的形式把苏联模式的一系列基本特征界定了下来，为其实行和发展提供了准则。由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开始走向成熟，它不仅有着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而且还有了评判是非的理论标准。
至此，苏联模式全面形成。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经过两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成功实行后已经基本成熟，工农业和商业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为一套彼此紧密衔接的有机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定型。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日臻成熟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模式的全面确立，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屏障。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运行及其之间的互动，催熟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第三，在二战后的漫长时间内苏联仍然继续实行苏联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耗尽了苏联两个半五年计划的物质成就，战争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了苏联的国家机器，使苏联模式不但未弱化，反而还得到了强化。战后，苏联模式不仅在苏联继续实行，而且还被“移植”到新成立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历史上，苏联模式在苏联的缔造和实行及其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植”，谱写了人类历史上一曲激昂而悲壮的无产阶级工农群众解放运动的协奏曲。
二战刚结束，共同的强大敌人消失后，美、英、苏不再具有结盟的现实要求。1946年3月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认为苏联所希望的是“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转引自施莱辛格编：《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第2卷。
8天后，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丘吉尔的“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以合作”。他说，丘吉尔是在进行反苏战争宣传，推行反苏战争方针。[《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463页。
尽管斯大林还是竭力要维持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但冷战的序幕却不可避免地拉开了。面对美英咄咄逼人的冷战攻势，[1946年底，斯大林在接见罗斯福之子时表示，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他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政体不同并没有阻碍我们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我们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参阅《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