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人格类型都不是单一的，他们必须“生活在复杂的人群中”，对自己的独特经历也非常敏感，这就会有曲折和苦闷，有徘徊和挣扎。“曹禺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出生才三天就失去了母亲，这可能是一种另类的生命轨迹。童年的孤独，少年的郁闷，青年的焦虑，一直到晚年的痛苦，是任何别人无法理解的。他少年得志，二十三岁就写出了《雷雨》，接下来又写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可是正值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时，他却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了。经常向女儿发问：“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对此，曹禺自然是不甘心的，他“想在80岁的时候，或者是80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说：“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问他是否被政治运动吓怕了，他诚实地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这与巴金所说的“毒草病”症状不太一样，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实际上他们两位作家的思想根源是一样的，他们渴望的自由都是抽象的。
当人们把《雷雨》当作一部反映统治阶级腐朽生活和阶级斗争十分残酷的戏剧来欣赏时，我们现在才知道：“曹禺说他喜欢繁漪，尽管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但他仍然认定她有着一个美丽的灵魂。曹禺看重她，看重的是在她被抑压的乖戾背后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繁漪，与其说她是繁漪，不如说她就是曹禺的情感的化身。”这就是艺术的秘密，一部作品与社会现实相契合，在人们心中产生共鸣，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又谁知作家本人还隐藏着什么独特的内心。《雷雨》这部话剧，其中最后一幕，是许多大学的学生都要排演的，不少女生争演的不是四凤，正是繁漪。说歪打正着也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行，只有社会对作品进行了整体选择，作家的灵魂才可以找到寄托。
为什么说巴金与曹禺有共同点？先说巴金这个名字的由来吧，巴，即巴恩波，这个人是巴金（原名李尧棠）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朋友，都崇拜无政府主义，但巴同学却由于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苦苦挣扎，绝望地在异国他乡投水自杀了。巴金为了纪念他取一个巴字。金就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鼻祖——克鲁泡特金。
自由——当社会的航船顺水顺风时，它就像鼓满风的船帆，加劲前行；可是，当这艘船逆水行舟时，船帆是需要调整的，甚至必须落下。两位大师的共同点就在于不准备这第二种能力。巴金在“文革”中向红卫兵交检查书，真的是以为自己错了，大错特错了。曹禺“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灵魂被完全地搅乱了，他几乎要发疯，要自杀。他这个渴望自由的灵魂，竟然以为自己全错了，成为一个罪人”。
巴金和曹禺，虽然晚年没有写出“惊人”的作品，但是，通过他们的沉默与反思，在我们心中，他们已经完成了一部无字的长篇。他们以自己可爱的真实，为中国文学史留下浓浓的一笔。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可以配套地说：“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自立，就一刻也不能缺少文学精神。”
二、自我生长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我们以往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教育学、传播学，总之是理论主体的普及化和通俗化的范畴。所谓“自我生长型的大众化”，就是由下而上，在群众自发心灵培养史的角度来谈的。是指在无特定意识的生存交往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初始元素如“人本学”、“异化劳动”、“人化自然”等等的自发呈现。这里最需要引导和规制，需要培植和提升。一首朴实的小诗，一则天真的童谣，凡有人心律动的场合，都有“我们”活动的舞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文学世界找寻时代精神，是所有作者、读者、评论者共同生活的灵魂家园。
沈从文也许并不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老舍可能也没有读过几部“经典原著”，可是从他们的作品里，一个个栩栩如生、活跃跳动的人物中，我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百姓、贪官、市侩、小人、英雄等等。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对社会运动的记录，是作家对政治时局和人心向背的评判。沈从文只读过两年私塾，所受的正规教育仅止于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部大书给与他的。他的《边城》是一幅传播着天籁之声，散发着古朴幽香的百姓生存图画。虽然有人觉得它不现实，立意不高远等等，但是作家的独特经历，他的独到眼力，都是形成作品的独特因素，因此也是不可重复的。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展现了老北京的世象百态，每一位城市居民都可以通过这些立体的人物想象出自己前辈的影像。
当代的“实力派”作家，对人间的情感、意趣、忧患与渴望更是抓得准、刻画得深、引领及时、呼唤到位。铁凝的《哦，香雪》，主人公和那座铁路边的小镇，共同拥有着静谧中隐藏的澎湃，含蓄中孕育的张扬。毕淑敏的《预约死亡》，是不折不扣的终极关怀……
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士阶层，恪守良知与责任的学者越来越担心民族的阅读情况。“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缘故，空气和水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质地。这真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贫瘠的时代，国外有汉学家指责中国文学是垃圾，可是从大量翻译过来的‘大奖作品’来看，情况也差不多，甚至更加让人失望。原来这种失望不是来自某个族群，而是世界性的悲剧”。当我们知道了以下这种情况时，谁不感到吃惊：“一个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也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
从中央到地方，对软实力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前文化部长高占祥几年前就写了一部名为《文化力》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从“文化元素力”、“文化潜移力”、“文化吸引力”、“文化竞争力”、“文化先导力”、“文化微调力”等二十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功能与价值。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看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个体素质，看精神面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读诗的人，找不到一个热爱经典的人；虽然读了中文系，可是从未热爱过自己的专业，说白了只是权宜之计。这样的族群是多么可悲多么危险。在这里文学哪里仅仅是一门专业，它显现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力、对于美的追求力。”
现在的网络生活已经成了文化建设的负担。儿童听故事的场面已经很少，他们更热心网上游戏。网络小说更是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而且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劝我也读读这些东西，说是有的写得特别好。看来，为了搞清问题，也有必要查个明白。但是，让我们首先感到的一种情况是：由于读者的没有耐心，让作家也失去了耐心。一开始就急于讲故事，这个人不需要成长，不需要转变，直接把最终结果说出来就称心了。至于内心的独白、气氛的渲染、机缘的巧合通通都是浪费时间。为什么青年人好说：“京剧那种节奏实在让人不可忍受。”这里用节奏不如用速度更合适，这是在谈功利不是在谈美。
面对现状，“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对于那些破坏主流文化的因素后面再谈。这里主要是人民中间那些健康向上的文化素材，禁得起“现代化技术手段”洗礼的精神胚胎，我们应该去加以呵护和培植。
全民开展阅读活动和评选书香门弟等方法自然很好，但是还有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渠道，那就是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可以归为三个方面：引导阅读、促进创作、提升文学的价值。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有人用了“信息污染”这个词。实际上真的不过分。我当何为，看什么书，听谁言说，关注什么，用电视人的话“眼球被谁吸引”。当然，你就是不管，凭自发倾向，最后也会做出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据。但是必须承认，更多的人还是有迷茫，有困惑，需要引导和宣传，要不然教育是干什么的呢？我这里说的教育是全民教化的意思。正如邓小平说的：“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就是这个意思。
拿一个实例来说，每年二十四期的《新华文摘》，对于中短篇小说的登载就是一个引导。我认为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肯定与推介，也有一定的权威性，是文学创作水平的制高点。因此，十几年来我一直订阅这个杂志，受益匪浅。这上面选择的作品，你就是没有对它们的直接评论，凭读者的一定修养，也能体味出它的价值功能和美感。我就经常向学生们进行介绍和推荐。我还打算在课堂上组织讨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作品，评价人物，加上自己的体会和受到的启发等等。这不由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书籍并不多，我恰巧有一位远房亲戚在文化馆工作，可以借给我好多书。拿上一批，大约十几本，过一段时间看完了，还回去，再借新的，一直持续了五六年。我前面提到的好多书，都是来自这个渠道。而且，我还召集一帮伙伴，共同欣赏其中的片断。我记得很清楚，《马兰花》这个剧本，就是我从头至尾读给大家听的。后来，我十七岁就读《共产党宣言》且深受激励，与前面的阅读积累关系密切。所以，我十分感谢那位亲戚，她不但借书给我，还向我进行讲解，做提示和点评。要知道，少年成长中的阅读是黄金万两的。另外，还有一个阅读动力，是另一门亲戚，总是两个人一起，每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或初二，都到家里来拜年。一边包饺子，一边说起这一年读的书。从《家》、《春》、《秋》到《三国演义》，就是后来的手抄本小说，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为了这一年一次的“讨论会”，自己就不能不读更多的书。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父辈的一些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加上《人民画报》《新观察》等杂志，给了我很多的文化滋养。
实际上，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向，家长们已经开始大力扭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宝贵资源，正在成为他们向孩子强行灌输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和历史经典。尽管推行起来有些困难，但是文学意蕴的美感吸对孩子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是那些文化垃圾不能埋没的。
对于大学生来说，也要引导他们阅读经典，“那些经典的美是经过千百年确立、筛选和检验的，它们恒久不变。大学课堂上，有人一直要求推荐中国的经典，于是就一次次说到了‘屈李杜苏’和诸子百家，说到了鲁迅等。他们很失望，说原以为会推荐多么生僻的、让人眼前一亮的闻所未闻的作家作品。这怎么可能？经过漫长的时间筛选出来的那种经典作家，我们无法遗忘。这就像阅读外国经典，不可能略过英雄史诗，还要提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雨果和歌德他们一样。它们是在更大的时空坐标里确立的。我们无法与之隔离。我们如果整天埋在一些娱乐的文字垃圾里，生活就将变成垃圾。”
有学生问我：“《红楼梦》怎么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呢？”这就看你是真的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还是只停在表面。在这里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最近的。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吧，大观园之所以崩溃，还不是中国的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高度而引起的么？“大有大的难处”，探春远嫁，全面抄检等等，这不正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具体表现吗？再说“阶级斗争”，“贾府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这句鲁迅的名言，早在“文革”时期就覆盖全国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真理吧？当然，它的美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是直接就能看清的。你不要一说美就是指人长得漂亮，衣服好看，诗的美妙等等，马克思主义最重视人性美，讲劳动品格，自由开放、忠贞义气、宽容有信等等。这些宝贵的人性美以及与它们相反相衬的东西，在大观园的众多人物中，我们不能找到与它们相对应的载体吗？除非你不去读《红楼梦》，不去反复读它的精华部分，不去揣摩它的美罢了。
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艾思奇，提到他的《大众哲学》。他之所以写这本书，不是因为他自己就处在“大众水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超越了一般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者，在精神世界急群众所急，应百姓之需，说中国话，讲世界理，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每个思想的结点都还原到它的实践环境中。这是一种高超的理论技巧，也是一种博大的学术勇气。他在书中已经做了这样的表白：“那些专门在书斋和大学教室里过惯了生活的人，是难免要笑我们‘浅薄’的。浅薄也罢，但我们所说的总是很真实的道理。你们许多砖一样厚的哲学书其实也不比我们所说的高明，它不过是把这些浅薄的道理说得更有系统一点吧了。”就拿他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来说，只用了一个剥胡桃的例子，就从正反两面进行了形象演示。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试问我们的直观（或感性的认识）所能觉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圆球形，表面凸凹不平，再可以用手触一触：是硬的，或者用鼻子嗅一嗅：没一点气味。还有什么呢？怕不再有什么了。我们直接所能感觉到的是这样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