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帝王，身为“都人之子”，他得不到父亲朱翊钧的宠爱，处处受冷落，万历年间围绕着他展开的“国本之争”更使得他深陷囹圄，处境艰难。他即位仅月余就糊里糊涂地因为服用“红丸”这样的早期毒品去世，既令人惋惜又不值得同情。
儒弱太子
朱常洛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生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母亲是当时身份地位极低的都人（宫人）王氏。朱翊钧对自己一时冲动宠幸宫女之事深以为耻，所以对此事讳莫如深，直至事发后，李太后拿着《万历内起居注》亲自责问他时，他才不得不接纳这个自己并不想要的“恭妃”。由于母亲身份的卑微，身为“都人之子”的朱常洛从一出生就备受父亲的歧视和冷落，这也注定了他坎坷离奇的命运。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初四，朱常洛出阁讲学。按照《大明会典》的规定，皇子要先举行册封大典，待确定身份后才能出阁讲学。此时的朱常洛已经13岁，但因为神宗迟迟不确立他的太子身份，出阁讲学的典礼仪式“既不可据用东宫之仪，又不可下亲王之服”，一应礼仪全部从简，侍卫仪仗也一概免去，朱常洛也只能穿着常服讲学。按照惯例，开讲之后，寒暑两月都要辍讲，但是神宗却以“功夫不可间断”为由取消了辍讲，并多次对朱常洛进行刁难和虐待。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十五日，神宗在被迫无奈之下，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洛之所以最终被确立为皇室继承人，是万历一朝群臣长期劝请、争取的结果，但是在神宗的心目中，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继承人，所以在册立朱常洛之后，朱翊钧仍然对他耿耿于怀，处处冷落。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他母亲王恭妃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多少。恭妃虽然为神宗诞下了一儿一女，但是却24年没有得到晋升，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皇长孙朱由校降生，才被晋封为皇贵妃，但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又被革除。不但如此，神宗还将王氏幽禁起来，没有他的准许，朱常洛母子便不能见面。王氏每天以泪洗面，不久双目失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氏病势垂危，朱常洛几次乞请，神宗才同意他前往探视。王氏死后，神宗迟迟不肯发丧，丧礼的规格也比贵妃还低，她被葬在远离神宗陵寝的天寿山，陵园内不但没有人守灵，也没有瞻地。神宗对于王氏的无情和鄙薄，实际上是借此对朱常洛进行侮辱。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继位后，才将王氏追封为皇太后，并迁葬定陵，与神宗合葬。
梃击风波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下午，一位彪形大汉手持枣木棍闯进了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此时宫门处只有两名年老的太监把守，其中一位太监被当场击倒，另一位太监吓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待大汉来到殿檐下、准备进入宫内时，闻讯赶来的太监们才将他擒住，送交东华门卫士看管。朱常洛得到消息后心惊胆战，直至第二天才将事情报给了神宗，朱翊钧立即下令严审梃击者。这就是被列为了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慈庆宫是太子的居所，有人行刺太子，很多东林党出身的官员将这件事与郑贵妃联系起来，认为“情境叵测”，必须从严处理。而以浙党为首的官员极力为郑贵妃开脱，一时间明朝的党争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郑贵妃此刻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恐慌，便急忙寻求神宗的庇护，甚至不顾中宫礼仪，在朱翊钧面前赤着双脚，指天发誓，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神宗虽然袒护贵妃，无奈朝中群情激昂，舆论沸腾，只得让郑贵妃当面向朱常洛解释清楚，让皇太子出面平息这件事情，郑贵妃只得从命。这一招果然起了效果，朱常洛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重视，所以当郑贵妃来见他时，朱常洛很是受宠若惊。朱常洛生性怯懦、心慈手软，尽管他对郑贵妃的所作所为早有不满，但是慑于父亲的威严，也被郑氏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当即表示将出面调停此事。这时的朱常洛早已经看透了神宗的心思，此时他便提出，对于梃击一案，为了不波及无辜，仅将主犯治罪即可。至此，梃击案草草了解，尽管郑贵妃有诸多嫌疑，但是始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就是幕后的主谋，因此被后世列为“明宫三案”之一。
短命帝王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奄奄一息的神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历经磨难的朱常洛终于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即去世，熹宗即位后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定位泰昌元年），史称光宗，成为明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常洛继位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力图挽回神宗长期横征暴敛、庸政误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比如他从内库调集白银两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关将士，还起用了许多被贬黜的东林党人，打破了“浙党”单独把持朝政的局面。然而这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明王朝日渐衰落的大趋势。
朱常洛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父亲的冷酷无情和宫廷的危乱使得他终日惶惶不得安宁，忧郁苦闷，未尝得志。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之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近侍的引导下，借酒色消愁解闷，消磨时间，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尽管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将他幽禁深宫长达十年之久，在政治上不断打压他，但在生活上他又尽量满足朱常洛的所有要求。早在选太子妃的时候，神宗就格外关照朱常洛，下令为他多选名媛淑女。在众多美女佳丽的陪伴下，朱常洛度过了难熬的东宫岁月，结果是正值壮年，身体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神宗去世以后，郑贵妃“惧上以福王事衔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反过去的常态，想尽一切办法讨好朱常洛。深知朱常洛性情的她除了赠送大量珍宝以外，又献上了八名美女。结果，“未十日，帝患病”，朱常洛由于纵欲过度，使得祸从贪色起，并最终因此而丧命，并且引出了明宫的另一桩疑案——红丸案。
红丸丧命
朱常洛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加之长期沉于酒色，纵欲淫乐，身体已然受损。他登基之初政务繁忙，但是生活仍然非常放纵，经常“以女乐承应”，每天都要有美女伺候。起初，朱常洛尚且能勉强理朝视事，但是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十，就觉得头晕心悸、四肢无力，经过御医的诊视也毫不见效。八月十一日，是朱常洛的生日，时称“万寿节”，原本应该隆重庆祝，朱常洛因病体难支而取消了所有活动。八月十二日，朱常洛强打精神到文华门理事。群臣一看，已经是“圣容顿减”“不似登基之时”了。八月十四日，朱常洛病重，调御药房提督官崔文升诊视。不知什么原因，向来医术高明的他给朱常洛下了一服以大黄为主要成分的泄药。结果，朱常洛在一夜之间竟下泄三四十次，粪便“支离床褥间”，头目眩晕，卧床不起，病情迅速恶化。八月二十三日，朱常洛在病榻上召见了阁臣，命皇长子朱由校出来会见诸臣，显然已经是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了。
其时，朱常洛病入膏肓的消息不胫而走，鸿胪寺丞李可灼向首辅方从哲自荐，说自己炼制了一种仙丹，可以医治朱常洛的病。很快，朱常洛就知道了这件事，病入膏肓的他对此非常感兴趣，迫不及待要召见李可灼。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最后一次召见阁臣，在交代完后事后，对人世万分留恋的朱常洛急切地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他不顾群臣的劝谏，急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入宫后，为朱常洛诊了脉，并谈起病源及医治之法，朱常洛听后喜出望外，命李可灼赶快进药。在场的大臣叮嘱李可灼用药要谨慎，命他与御医共同商议进药之事，但是御医与李可灼的意见有分歧，双方一直争论不休。到了中午，一心想求长生的朱常洛又派人催促李可灼进药，李可灼遂进一颗红丸。朱常洛服下红丸后，不但止了喘，且“暖润舒畅”“思饮食”。不久，宫中又传出圣旨，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丸，此时御医们都不同意，朱常洛似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连催几次，李可灼只好又进了一丸红丸。朝臣们此时以为朱常洛已经转危为安，于是纷纷“欢跃而退”，不料到了九月三十日的清晨，宫中就传出了朱常洛驾崩的消息。
朱常洛死后，朝中议论纷纷，围绕着“红丸”一案，东林党和浙党纷争再起。为朱常洛视诊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宫中太监，而向朱常洛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则是由一贯依附郑贵妃的方从哲引荐的。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立即将矛头对准了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说朱常洛之死“全是用药差误所致”，与朱常洛好色纵欲没有任何关系。最终东林党人通过维护朱常洛的名誉，击败政敌方从哲，改变了浙党把持朝政的局面。
朱长洛做了近20年的太子，可谓历尽艰辛，但是登基仅仅—个月就因荒淫无度致病，后误服红丸而死，终年36岁，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史称“一月天子”。朱常洛去世时，神宗朱翊钧的尸棺尚未埋葬，朱常洛本人的地宫尚未动工，无奈之下，只得在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名为庆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