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众中流行着许多的俗语、谚语、俚语、歇后语，这些语言形式，是老百姓所熟悉的，很好懂，也都是口语特有的东西。有人将它们比喻为语言中的“盐”，因为它们可以使语言增加味道——谁愿意吃淡而无味的东西呢？
毛泽东善于运用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往往通过这些具有特殊的表现力的语言把话说得更有意思，更耐人寻味，也更生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在介绍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做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个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运动’，骂农民把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过火’，而是必然的，必要的。因为农民太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而在说明调查必须深入时，毛泽东曾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会上，他开头第一句话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说：“调查了！”
他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
有人根据寻乌城人最爱吃豆腐、水酒（糯米甜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
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不好？”
这下子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
于是，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明要做调查研究，因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有了这些确实的、正确的、深入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否则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闭塞眼睛捉麻雀。但是，毛泽东在说明这些真理时用的语言是朴素的，如“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等等，用的是群众的口语俗语，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小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咬文嚼字。（11）
正是这些朴素的语言，却给真理插上了翅膀，很快地传遍了广大群众之中，指导了实践，推动了革命。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
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党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大会充满了民主与团结的气氛。
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辞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接着，毛泽东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最后，毛泽东说：“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叫教条主义，那叫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阿Q”等等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俗语，通过运用这些俗语，毛泽东在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和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教育、团结、治病救人的方针，让人一听就懂得其中的道理。
在中美会谈以前的1970年，《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作为美国公民应邀来中国。毛泽东与这位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的国际友人进行了长谈，以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关于此事有这么一段回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毛泽东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毛泽东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嘛。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新中国成立时，中美关系已相当僵持，不久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又正面冲突，为解决朝鲜战争中留下的问题，中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了 15 年，到 1970年时，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向，但传统的分歧又很难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用“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就捎个信”、“批评是要批评他的”这样一些俗语，准确地向斯诺表达了愿意和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坐下当面会谈的想法。
这，毛泽东也就是把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告诉了这位美国朋友，这实际上就是为后来的会谈发出的一个信号。（12）
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匠诗人但丁说过：“俗语是高贵的。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俗语这门学问，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种语言对一切人都是极为必要的。不只是男人，就是女人和小孩，也需尽其所能地掌握它”。毛泽东就是一个对俗语掌握得炉火纯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