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在改革中逐渐崛起的秦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统一战争。秦国大军东进，开始兼并各诸侯国。当时位居山东、国力较为强大的齐国，与其他的弱国小国一样，都没能逃脱被兼并的厄运。
原来，当时齐国的最后一位国君田建在位，他不修战事，荒于朝政。田建年少时。国事取决于齐襄王后。她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只知道奉行“谨事秦，与诸侯信”的外交策略，而不作充分的战争准备，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国安民了。田建当政后，依然奉行先王后的政策，浑浑噩噩度日。朝中谋臣劝告他加强武备、援助赵国、抵御强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直到秦国陆续吞并各国，扫除入主山东的门户“赵国”时，田建才开始在齐国西部边境设防，断绝与秦国的往来，收编韩、赵、魏、燕、楚等国的流亡部队，企图抗御强秦，可惜为时已晚。
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军避开齐国的西部防线，从齐国防御最薄弱的北面——燕国南部进攻，直抵齐国都城临淄。齐王田建被擒，齐国灭亡。
诸如此类不重视战争，招致国破家亡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齐国的灭亡，虽然是战国末年统一战争的大势所趋，但它如此不堪一击，则是与齐王田建长期不修战事，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政治心理分不开的。在秦国不断发动的强大攻势面前，田建竟然把关系到国家生死安危的“国之大事”完全置于脑后，最终落得个“国破人亡，山河易主”的悲剧。
在汉高祖刘邦平息了梁王彭越和韩王信的叛乱之后不久，淮南王英布又兴兵反汉，于是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平叛。汝阳侯夏侯婴的门客薛公被推荐向刘邦献策。薛公料定英布对抗平叛不外乎以下三种策略：一是英布东取吴，两取楚，北并齐鲁，将燕赵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固守封地以待征讨，这是上策。二是东取吴，西取楚，夺取韩、魏，保住敖仓的粮食，以重兵守卫成皋，断绝入关之路，这是中策。三是东取吴，西取楚，将重兵置于淮南，这是下策。并且他还说英布只是一介武夫，目光短浅，必定会采取下策，建议刘邦率大军长驱直入，前去讨伐。刘邦听后认为薛公所言一语中的，于是在公元前196年亲率十万大军讨伐英布。英布果然东取吴，两取楚，然后又重兵防守淮南。刘邦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等待时机成熟，立刻挥师急进，英布落荒而逃，蓄谋已久的叛乱以失败告终。
其实淮南王英布的叛军实力相当强大，但是刘邦及其谋臣在开战之前就已经预料到战争的结局，可谓“未战而庙算胜者”。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战争都是事关国家命运安危的大事，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开战之前，一定要慎重研究整个事态的发展，对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胜负给国家带来的影响，作一个全局性的预见，要对敌之强弱、将之贤愚、兵之多寡、地之险易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可见战前的周密谋划是多么重要。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则难于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则注定要失败。
政治是高智商者的游戏，其中蕴藏着很高的思维含量。虽然这场游戏比较复杂，但事先有准备，善于谋划者却总能在这场游戏中胜出。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进逼东吴，孙权为了自身利益与刘备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曹军。但东吴三军都督周瑜对诸葛亮心存妒忌，于是请诸葛亮三日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满口答应，并立下军令状。可是事后诸葛亮只是饮酒作乐，到了第三天，才找到好友鲁肃，请鲁肃拨给他快船一批，每只船上都扎满草人，然后把船划向长江北岸。此时，江面上大雾迷漫，诸葛亮命令士兵们把船只一字排开，又命令他们在船上擂鼓呐喊。曹军听到震天动地的鼓声，以为是敌人前来偷袭，纷纷放箭，没过多久，船上的草人就全部插满了箭。这样，诸葛亮顺利完成了“造箭”的任务。原来，诸葛亮通晓天文地理，早就料定三天之内必有大雾，于是一口答应了周瑜的要求。
要善于作长远打算，有备无患方可获得成功。不打无准备的仗，不做无准备的事。理智不是要等到困难来临的时候才用的，而是要运用理智来预测困难，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运用理智来克服困难。
明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储备过冬的物资，而且也更容易一些。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身陷逆境时一切事做起来都会很困难。有才智的人并不是事事都靠机遇。只有个人的努力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些人满怀信心，期待好运降临到他的身上。有些人则更为灵活通达，他们谨慎却不拘束，大胆却不狂妄。他们勇往直前，凭借勇气与美德，运用过人的胆识和明察秋毫的眼力，与运气周旋迎合，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最终如愿以偿。
待人接物要有所准备，要时刻准备好对付粗鲁的人、顽固的人、虚荣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蠢人。要事先有所准备，不要把自己的名誉葬送在一些庸俗的事上，谨慎的人是不会受到愚行伤害的。
明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储备过冬的物资，而且也更容易一些。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身陷逆境时一切事做起来都会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