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人比我更不宜于夸自己的记忆了，因为我几乎找不着它一些痕迹，我亦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记忆更坏的人。我的其他禀赋都庸碌平凡，可是在记性差这一点上，我以为我是非凡而且稀有的，值得因此享受一种声誉。
除了我所感受的天然的不便利而外（真的，柏拉图深感它的需要，很合理地称它为伟大而有力的女神），在我的家乡，要说一个人无意识的时候，他们说他没有记性；每逢我对人诉说我这弱点，他们便讥笑我而且无论怎样都不相信我，仿佛我在控告我是疯子似的，在他们心目中记忆与智慧绝对是一回事。
这样使我更吃亏。可是他们确实错怪了我，因为经验证明一个极好的记忆往往反配上一个衰弱的判断力。他们错怪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除了做朋友外我什么都不行，所以责备我的弱点就等于忘恩负义。他们因我的记忆而怀疑我的感情；把天然的缺憾当做良心上的弱点。他们说：他忘记了这个委托或这个许诺；他全不想念他的朋友。他全想不起，为了爱我，要说这说那，或隐瞒这隐瞒那。无疑地，我很健忘，但是因不关心而忽略朋友托我做的事，那可不是我的本性。愿大家宽容我的不幸，别把这不幸当做恶意，尤其是一种与我的脾性绝对相反的恶意！
我也有我的慰藉。第一，因为这毛病帮我纠正了一个我很易犯的更坏的毛病，就是野心；因为对于一个要包揽世事的人，缺乏记忆力真是一个难堪的弱点。
自然界进步的现象许多例子告诉我们：自然往往加强我们别的禀赋以补救某种禀赋的薄弱。我的理智与判断力将不能尽量发挥它们自己的才干，却很容易像大多数人一般，被引导去懒懒散散地追随别人的足迹，假如别人的创见与意旨受了记忆的恩惠我会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我的话因而较简短，因为记忆的货仓比起创见的货仓容易充足。如果我的记忆对我忠实的话，我就会喋喋不休地震破我朋友们的耳鼓，因为种种事物都会惹起我去运用挥使这小小才干，引动及激发我的雄辩。那是多么可哀！我亲眼见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记忆把他们的题材原原本本地供给他们，他们把故事往后追溯得那么远，又附上了如许的无谓枝节，如果这故事是好的，把它的好处全窒死了；假如不好呢？你就不知应该要诅咒他们幸而有这么强的记忆，还是不幸而有那么可怜的判断力。一上了高谈阔论的大路之后，要停止及截住是很难的事。再没有什么比较那骤然站住更显得马的力量了。
甚至那些说话切题的人当中，我也认识了有好些虽然想却不能在他们的路程中骤然站住。他们一壁在脑袋里搜寻一个驻足点，一壁却喃喃个不休，就像一个快要昏倒的人拽着他的脚步一样。老头子尤其可厌，他们对于过去的记忆还在，却忘记了他们已复说了多少遍。我知道有好些很有趣的故事在某爵士的口里变得索然无味，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听过上百次了。
第二，记忆的短缺给我的安慰是，正如一个古人所说的：我容易忘记别人的侮辱。我需要一个当头棒，和大流士一般，为要不忘记他从雅典人手里所受的耻辱，教一个仆人每当他吃饭的时候，向他耳边大喝三声“主呵，勿忘雅典人！”在另一方面呢？我重见的地方与书籍永远带着一种新鲜的颜色向我微笑。
记忆不强的人切勿学人撒谎，这点说得真有理。我知道那些文字学家把“说假”与“撒谎”分开：说假是说一件假的，而说者信以为真的事；而撒谎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也是我们法语的由来）它的定义却是瞒住良心说话，因此只应用于那些言与心违的人，也就是我现在想论及的。
这种人或虚构整件事，连枝带叶，或改变及粉饰那原有真实基础的事物。那些改变或粉饰的，如果要他们常常复述一件事，就很难不露马脚，因为那真实的事情先进入他们的记忆里，由概念与认识的媒介印在上面，自然而然地显现给我们的想象，驱逐那立足没有那么稳固的虚伪；而原来所听到的各种详细情形也三反四复地窃进脑海里，把添上去的假冒而且模糊的枝节消灭。
至于那些完全虚构的，既没有相反的印象摇动他们的虚伪，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觑破了。但也不尽然，因为那是一个无实质的虚体，如果抽根未牢，就易于被记忆所遗漏。关于这层，我常有许多有趣的经验，老是那些体察他们事业利益或顺从上司的颜色而说话的人吃亏。因为他们想用以束缚他们的信义及良心的种种情景既要经过许多变动，他们的话自然也不能不随时转移。于是同一桩事，他们今天说灰，明天说黄；对这些人说这样，对那些人说那样；如果这些人偶然把他们所得的矛盾的消息像脏物般合拢在一块，这巧妙的伎俩又如何结果呢？况且稍不留意，他们便自己打嘴巴：因为有什么记忆容得住他们对于每件事所捏造的形形式式呢？我看见有个与我同时的人苦苦追求这种机巧的声誉，他们不知道即使得了声誉，效果却不可得。
说谎确实是一个可诅咒的恶习。我们所以为人，人与人所以能团结，全仗语言。如果我们认识说谎的贻害与严重，我们会用火来追赶它，比对付什么罪过都合理。
我觉得人们往往白费他们的工夫去极无谓地惩罚小孩子无辜的小过，为了他们毫无印象和影响的无意识举动折磨他们。据我的私见，只有说谎，其次便是刚愎，我们应该极力歼灭它们的萌芽与滋长。它们随着小孩子长大，舌端一度向这方面伸展之后，你要觉得奇怪，任你如何也不能把它拉转来。所以我们常见许多在他方面很诚实的人，仍不免屈服及受制于这恶习。我认识一个品性很好的裁缝，我从未听他说过半句真话，即使是在说实话于他有利的时候。
倘若像真理一般，谎言只有一副面孔，我们还好办，因为我们会把惯于说谎的人所告诉我们的反面当真实。可是真理的背面却有千万副面孔和无限制的田地。
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以为善是确定的有限的，恶是无限的无标准的。千百条路引我们背离，只有一条路引我们达到目的。我确实不敢断定，我是否做得到撒一个坦白及严肃的谎以救我避开一个明显而且极端的危险。
一个古代的神父（圣奥古斯丁）说：我们宁愿和一只相识的狗作伴而不愿意和一个言语不通的人相好。“所以一个生客对于一个生客不能算人”（普林尼）。虚伪的语言比缄默更难交易哩！
弗兰西斯一世常自夸用这种方法拷出塔韦纳的口供，他是米兰公爵斯福扎的公使，一个著名的善于辞令的人。塔韦纳受了他主人的使命对国王陛下致歉，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就是：弗兰西斯王想同他新近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意大利、具体说就是米兰的公爵通通消息，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在公爵的宫廷代表他，实际是公使，表面却是一个私人，只在那里经营他个人的私事；因为比较起来要倚靠皇帝多些，公爵（他那时正与皇帝的侄女，丹麦王的女儿，现在是洛林的孀妇议婚）如果被人知道跟我们有往来和通消息，对于他的事必定有很大阻碍。被找到适宜负此使命的是一个名叫梅尔韦耶的米兰人，国王的御马司。他带了许多亲信及公使的任命，表面更带了许多为他私事的介绍信去见公爵。他逗留在公爵的宫廷太久了，皇帝终于微有所闻。我们相信就为了这缘故而发生了以后的一件事：借口有人暗杀，公爵派人在夜里杀了他，而案情的手续却前后两日便告完结。
塔韦纳带了一个捏造的关于这案件的详细说明书来到（因为弗兰西斯国王写信给公爵及所有基督教的国王要求完满的答复）。准备在理事会晨会宣读。为了辩护他的案情，他很伶俐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事实作为解释：他说他的主人自始至终只把我们的钦差当做他的百姓及私人，这人到米兰完全是为他的私事并且他从未因别的任务在那里逗留；他否认他知道这人是王的下属或且王认识他，自然更不知道他是王的公使了。于是弗兰西斯国王从各方面用种种疑问及抗议反驳他，终于在“为什么在夜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秘密行刑”一点上使他语塞。这可怜的人仓猝间不得不说实话，答道，为了对他陛下的恭敬，公爵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如果在白天行刑，我们可以想象他怎样露出马脚，在弗兰西斯国王一个这样的暗探面前被绊倒的情形。
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遣了一个公使去谒见英王，鼓动他反对弗兰西斯王。那公使把他的使命说完之后，英王在回答的话中特别注重关于准备与一个这么强有力的王作战的种种困难，列举了几个理由。公使很不知趣地回答他也曾想过这些困难，并且对教皇提过。这些话与他为鼓动战争而来的原来目的相去甚远，英王马上猜出这公使私下里必定是倾向法国的。他的主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将他的财产全部充公，他自己仅仅保住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