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说他选自选集是“老太太择菜”，把老梆子黄叶子择到一边，看一看，又丢进筐子里。当年我读到此处，不禁莞尔。而今于我却是另一番窘境，这些年不停地写，写了二百多万字的小说，中、短篇也有百余万字，但真要选一个集子时，才觉出了汗颜，拿得出手的作品竟是如此之少。
选入这个集子的，也未必都是我满意的。有些小说，自己也喜欢，但拿起又放下了，放在这个集子里感觉不太和谐，比如《短歌行》、《夜行记》；还有中篇小说《国家订单》，因中国社会出版社去年出版《大哥》时附录了《国家订单》，这次只好舍弃。有些小说，现在看来并不尽如意，比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但这篇小说于我意义重大，当年正是因为这篇小说，我才开始被读者关注，一晃近十年过去了，还有读者记得这个小说。这个小说也被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因此选入时我保持了它粗粝的原样。从《出租屋》到《烟村》再到《白斑马》，大抵也勾画出了我这些年走过的路。
当然，写后记免不了谈谈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我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来支撑我的写作。有限的一些认识，差不多都零星地在创作谈里谈过，这里就捡巴捡巴，老调重弹罢：
回望我的写作之路，一路上，磕磕绊绊，东奔西突。为何写了这样一个作品而不是那样一个作品，为何用了这样的手法而不是那样的手法，中间有许多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的原因。这个必然，与我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而我能做的，无非我手写我心。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看问题的方式很重要。我们的生存境遇，我们的立场，往往决定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立场有时往往和局限相伴相生，和简单共同生长，努力跳出这个以自身为关切点的局限，更加公正地看待生活，是我所追求的。小说说到底是写生活的，当然，这生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如何穿越这纷繁复杂的生活表相，去发现世道人心的真实图景，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
我喜欢的写作是有温度的写作，最好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心灵的热度。汪曾祺先生说他的写作是人间送小温，我很热爱这句话。有几个朋友看了我的小说，说我写得很贴他们的心。贴心——我认为是很高的赞赏。据说有一类作家是用脑写作的，有一类是用心写作的，如果这样的分法有一定的道理，我想我大抵属于后者。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所熟悉的，是我的朋友、亲人、工友，甚至是我。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有我真实生活的影子。或者说，他们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们终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径，然而远方是相同的，我们殊途同归。
这一两年来，我多次谈到了文学要有大的情怀，并提出了“大乘文学”的观念，提倡文学在度已之外要有度人的情怀，要心怀天下苍生，这个观念说到底还是一句老话，文以载道。也许这样的说法会被讥为老土与落伍，但这四个字，是我的文学信条。
最后我想对中国社会出版社，对我的责编牟洁女士表达感激与敬意。一篇文章与作者的相遇是缘，而一部书稿与它的责编相遇也是缘。联系这缘分的，是编辑对作者作品的理解。现在这珍贵的缘分二度降临，在理解之外，则更多了一分信任与厚爱。也感谢我的读者，我知道，这些年来，有些读者一直在关注着我，我的小说他们都会找来看，也常观顾我的博客，还会在阅读之后写下他们的读后感。他们为我取得的每一点滴进步而欣慰，也为我的每一次失败而直言，这也是一份理解、信任与厚爱。我能做的，是努力不负了大家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