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条公路像滇缅路那样,成为几个国家殊死争夺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此,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为保卫滇缅路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惨重牺牲的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成立的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当1940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6月4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弃甲丢盔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希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持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缅甸)、印(印度)、马(马来亚)方面的军事,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因此,自1940年10月间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以后几经协商,才在同年12月23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
根据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本来早应成立,以便中国军队及早开入缅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1942年2月间,中国军队才先后动员入缅;3月12日,即仰光失守后第四日,才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发表),指挥三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十分自高自大。它向来惯用两面手法控制欧洲大陆,挑拨战争,从中渔利,这是它的拿手好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国为了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就逐渐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并妄图怂动希特勒进攻苏联。正是玩火者必自焚,希特勒并未完全依照张伯伦的意图首先进攻苏联,相反地是在并吞了一系列小国之后,于1940年先下手它的老伙伴法国。5月10日张伯伦垮台,6月4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丢盔弃甲大撤退,伦敦一时张皇失措。可是英国并未接受这一教训,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侵略提高警惕,积极在缅甸布防。反而幻想仍用两面手法敷衍日本,以保全它在远东殖民地的大后方,7月8日同日本正式签订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因英国的拉拢而停止它独霸亚洲的野心,相反地正是利用这一协定看破英国的弱点,于9月间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国殖民地。
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以来愈战愈强,而且八路军的游击战深入晋冀鲁豫敌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英国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较之英法在欧洲战场上的狼狈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首先于1940年10月间重开滇缅路,接着派了一些在敦克尔克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来中国学习游击战(当然,他们在蒋政权中是学习不到人民的游击战的)。1941年1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间产生。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矩、空军王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
考察团于同年2月初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计三十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这个草案是根据缅、马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寇战略战术而拟定的。我方当时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吃了中国人民的苦头的情况及其政略、战略、战术上的特性,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同时并考虑到英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因而就不敢正面向英方提出如上所述的判断,而只能含糊其辞。
根据曾担任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回忆,草案的内容略如下述:
一.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及景东以南地区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二.指导要领:(1)中英两军在车里、临江以南亘景东以南克耶邦缅泰国境至毛淡棉一带构筑纵深的据点式堡垒群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力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之攻击,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再一举出击来侵之敌。(2)敌人主力如从中央来犯,我利用既设阵地消耗敌人至一定程度,由景东及毛淡棉两翼先击破敌人,将其包围而歼灭之。(3)敌人主力如由毛淡棉附近来犯,我军应利用萨尔温江天险及据点工事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配合我左翼部队击破一部敌人,将敌人主力包围于毛淡棉海岸附近而歼灭之。(4)敌人主力如由景东来犯,我军应吸引敌人于山岳地带内,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并用,竭立迟滞敌人,主力从毛淡棉附近出击,先击溃敌之一部,截断敌人后路,包围而歼灭之。
三.兵力部署:(1)预定英缅军二至三个师,中国三至五个军。(2)布置中英两军主力(二至三个军)于毛淡棉、克耶邦、景东间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群,形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3)以一小部(一团至一个师)位置于景东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成据点式野战堡垒群,形成纵深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阵地,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缅交界山岳地带的特性,以主阵地为根据地,用一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缅境内袭击敌人后方。(4)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军及舰艇担任警戒。(5)控制强大机动性预备队(一个半军至二个半军)于同古(即东瓜)、平满纳(即平马纳)、瓢背、麦克提拉(即敏铁拉)间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线与敌决战。(6)其它: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讯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详细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定后另行拟定。
中国这个意见是在缅甸考察之后所拟的初稿,以后经过部分的修改补充。接着,考察团到了马来亚,会见了英国当时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谈到这个问题。波普汉很同意中国军事考察团的意见,希望商震抄一份初稿给他。可是商震的英文是半瓶醋,只是唯唯的答应,并不明白对方的要求。商震的秘书刘耀汉因为商直接与波普汉谈话,正闹情绪,也未提醒商的注意。到两天以后,波普汉请吃饭,又问到这件事,商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反而问刘,刘说有这回事。商这时显得十分尴尬不安,马上表示道歉,并补抄一份送给波普汉。这里说明商震为个人出风头,在正式外交谈话中不用秘书翻译,既违外交惯例,又把事情弄错;而刘则为个人情绪,故意让商在外交上丢一次脸。
可是英国除少数人如波普汉、丹尼斯之外,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他们说英国有雄厚的力量,认为日寇不敢轻于向他们挑衅;如果日寇要截断滇缅路的话,必然从中缅或中老(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
因此,当1941年夏间中国正式提出中英缅甸共同防御意见书时,英国仍然坚持它的主观谬见,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中老、中缅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寇截断滇缅路,而不允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同时英国心中也明白:日寇一旦侵袭它的远东殖民地,它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所以也不敢正面否认中国提出的意见,只是强调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不过英国仍然要借中英合作的声势,进一步唬住日本,于是1941年12月下旬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中国在这期间对于英共同防御滇缅路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1)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为团长,萧毅肃为参谋处长,及参谋若干人,策划中英有关作战的一切业务。(2)先准备三个军(即第5军、第6军、第66军)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详细位置已如前述。(3)对远征各军充实装备,如第5军成立炮兵团等,并令加紧训练。(4)其它集中滇川、滇康、滇黔边境各部队亦在暗中准备动员(详见前述)。(5)其它炮、工、通、辎等部队亦作了必要的准备。
但对于缅甸境内的交通运输、通讯补给等则完全依靠英方,毫无准备。
1941年春中国军事考察团在缅甸考察时,英国在缅甸仅有英缅军第一师,而且尚未装备训练完成。到珍珠港事变前后,除这一个师装备完成外,并增加了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及装甲第七旅(坦克一百五十辆),并有炮兵、空军等部队。此外,对缅泰边境防御工事、交通、通讯等完全无准备,但对于主副食、医药等有一定的准备。
二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的地主家庭,父亲杜良奎为清末举人。他从小受到旧文化的熏陶。“五四运动”后,杜聿明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影响,立志投笔从戎,挽救时艰。1924年4月,杜聿明考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不久加入国民党。10月,杜聿明参加黄埔学生军平息商团叛乱。1924年12月,黄埔第一期学员毕业,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两个教导团。杜聿明到第一团当见习官兼军需士。因办事认真细致,不久即升任副排长。但因对士兵要求过于严厉、苛刻,不得人心,处境尴尬。
1925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讨伐陈炯明,杜聿明被调到宣传队参加战斗。当时国民军第2军军长胡景翼想仿照黄埔的做法,在河南开封创办一所同类的学校,请广州方面派人协助。杜聿明等4人被派到开封帮助胡景翼会同苏联顾问筹办开封军校。因胡景翼旋即病逝,军校停办。杜聿明无处安身,快快回到陕北老家。不久,加入国民军第2军,任副营长,并参加守护孙中山灵柩的工作。后来,因与团长高桂滋不合,被撤职。他一气之下跑到武汉,在张治中手下担任连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杜聿明因不明确表示反蒋,被武汉国民政府囚禁。他设法越狱逃到南京,通过张治中见到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训练处的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张治中出国,杜聿明又遭失业。
1928年夏,杜聿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杭州预科大队第2中队中校队长。同年冬,任新编第1师第2旅参谋主任。1929年初,任南京中央军校第7期第4队中校队长。他的才干颇受张治中的赏识,1929年蒋介石建立教导第2师,张治中兼任师长,杜聿明在张的手下任中校营长。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时,杜聿明已升任上校团长。1930年冬,教导第2师改为陆军第4师,杜聿明担任团长,以全副精力投入治军,被师长徐庭瑶倚为骨干。1932年初,该师开入大别山围剿红军,杜聿明表现出较强的军事才能,反败为胜,扭转了战局,被提升为少将团长。从此徐庭瑶对他更加另眼相待,“是杜一生事来的关键”1932年冬,徐庭瑶升任第17军军长,杜聿明任属下第25师第73旅旅长,不久又升为该师副师长。
132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日军兵分三路进攻热河。3月,杜聿明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古北口一带歼敌200人左右。
1933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教育班(培养中级以上军官)进修学习。1936年毕业,襄助徐庭瑶创办南京陆军交辎学校,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937年,国民党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为第一任团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杜聿明率装甲兵团两个连协同步兵在上海汇山码头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撤到湖南湘潭整训,补充了大批武器装备,扩编为第200师,约有兵力2万人,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12月,第200师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下辖3个师,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11军从湘潭移到广西全州,继续练兵。不久,新编第11军又改番号为第5军,杜聿明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唯一的机械化军。
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截断中越通道进而威胁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当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为对付日军的强大攻势,中英双方在1941年12月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2年3月,仰光失守,中国方面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率军入缅抗日。杜聿明被任命为副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并且一度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多年以后,杜聿明在其撰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文中,对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到战败进行了全面认真地总结。
他回忆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自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后,同月11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至1942年2月16日远征军正式动员,这两个多月期间,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反反复复,捉摸不定,坐使仰光沦陷,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加以入缅后,指挥多次变动,系统紊乱,权限不明,各有所私,以及指挥无能,部队战力悬殊等等,既未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期收复仰光,又未能退而凭据险要与敌作持久战,保全我腊戍的物资。东拉西扯,一无所成。
1941年12月11日,蒋介石令第6军93师开车里,第6军第49师以一个加强团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开景东。16日令第5军、第6军动员入缅,协同英军作战。当第5军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于12月26日又以奉令“英方表示第5军及第6军主力(欠93师及49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而中止。12月29日又令第5军勿庸入缅,必要时须向东转运。
1942年2月1日令第6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第三次动员:1942年2月16日又奉令:“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5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作出发准备。”
1941年12月22日,蒋介石令第五、六两军入缅,归杜聿明指挥。
1942年2月1日令第6军入缅部队归甘军长指挥,至于该军受何人指挥,另有命令。2日令第6军入缅后归英方指挥。25日令五、六两军入缅作战,着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仍归胡敦指挥。
2月25日,蒋介石亲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挥部署。3月1日蒋介石亲赴腊戍指挥,2日蒋在腊戍面谕参谋团指导入缅军之作战行动,并与英方会商。4日蒋面对杜说:“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杜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 蒋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回到重庆后有些不放心,又给杜一封亲笔信,指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
同年3月8日,腊戍会报英方通知,英政府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的英缅总司令,胡敦任参谋长。11日令着第5军、第6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未规定史迪威与亚历山大相互间的地位。12日腊戍会报,英方提出史迪威指挥五、六两军,与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同日特派卫立煌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未到任以前准由杜聿明代理;也未规定司令长官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地位。17日亚历山大由渝飞回腊戍转回梅苗,28日林蔚到梅苗,据亚历山大面告:“在渝已决定以本人(亚自称)为在缅作战的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但参谋团及各部队始终未奉到此项命令。4月2日改派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仍未规定罗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的地位。
同年4月5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66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200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八日蒋约杜聿明和戴安澜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杜聿明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 杜聿明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蒋又叮嘱杜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杜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200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拦住杜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9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三
缅甸各族人民六十多年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日益增涨,《缅文报》主笔宇克孟谈到对中国远征军的感想时说:“缅甸人不愿做亡国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都打动不了缅甸人,缅甸人真诚欢迎中国军队。……”他又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抗日,我用笔,儿子用枪,我的太太每天为国运而祈祷。”他并且写过不少赞扬中国远征军的社论,这是缅甸人民的主导思想。可是蒋介石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对于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毫未表明态度,更谈不到支持缅甸人民。于是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持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缅战中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远征军就不免要全军覆没了。
缅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经济情况分为二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重镇为曼德勒(即瓦城);以南为下缅甸,重镇为仰光。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汤彭山脉;下缅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连者为登劳山脉。全境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亦称西当河、锡当河)、萨尔温江,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滇缅路相衔接。瓦城为上缅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枢纽,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其东汤彭山脉与登劳山脉间密林丛生,为现代反侵略战争进行游击战的最好根据地。
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为新兴的商港,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为我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远征军必争的目的地。
胡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叫作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因之有“绝地”之称。
每逢雨季,不仅用兵困难,即民间交通亦多断绝;可是到了旱季,河川变为通道,除亲敦河外,一般都可徒步通行。
中印缅交界的气候,可分为雨旱两季,自五月下旬起,至十月间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凉,潮湿极重,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甚。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五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十二月间风势较大,一月以后逐渐转热,经常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
总起来说,缅甸形势是口小肚大、尾巴尖。仰光为全缅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倒,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1942年3月18日,在同古以南约五十公里的皮尤及其南十二公里的大桥附近序战开始前,敌友我三方的军事布置如下:日本15军饭田样二郎所部等33师团在普罗美以南地区;第55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18师团在泰国景迈附近,一部主力于4月初增援斯瓦战斗;第56师团判断由仰光登陆,当时行动未明,以后集结于同古。至于空军和炮兵、战车的情况,当时均不明。
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所部英缅军第一师(欠13旅),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英装甲车第7旅均在普罗美方面。英缅军第1师13旅在景东、毛奇方面。英空军飞机共45架,在马格威尔。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所属部队第5军骑兵团附属工兵一部在皮尤河附近;第200师在同古(配属炮兵部队未到);第新22师、第96师由芒市于6日开始以汽车运输;第6军所属第49师、第55师、第93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66军所属新38师、新29师、新28师,此时尚未动员;炮兵为第5军炮兵团及炮13团第一营;空军为美空军志愿队。
远征军先遣第200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的一部,先头部队于1942年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完毕,11日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连,推进至皮尤河及其南十二公里处担任警戒,由骑兵团副团长黄行宪指挥。骑兵团团长林承熙鉴于英军与敌作战月余尚不明了当面的敌情,想到前哨部队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搜索敌情,应该设法获得敌人的有关文件。他根据连日侦悉日寇大胆追击英军的战术,在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先构筑假阵地,又在皮尤河南岸构筑埋伏狙击阵地,皮尤河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并准备好皮尤河大桥下的爆破工作,等待敌人行至北端,即用电气导火爆炸。
3月18日英缅军全部撤退,日寇跟踪追击,到达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与我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这样就掩护了英军脱离敌人,安全撤退。当时从敌人尸体上的符号,发现当面之敌为55师团。我前哨连当日达成任务后,即在黑夜撤退,埋伏于皮尤河南岸南侧,准备狙击冒进之敌。
19日晨,敌果然采取追击英军的姿态,以一大队轻快部队冒进,不知在皮尤河岸已踏入远征军前进部队预设的埋伏阵地。当敌军用汽车数辆行至桥北端时,全桥轰然陷落。但敌兵仍下车企图顽强挣扎,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这时我军枪声四起,埋伏的机枪从尾到头,反复射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向公路两侧逃窜。企图顽抗的敌人多被智勇双全的我军王若坤排长予以消灭。敌后援不济,大部被歼,仅有少数向森林内逃窜。我军搜索敌人尸体,发现击毙敌人中有联络军官一员名机部一经。缴获地图、日记、望远镜、文件、武器、车辆甚多。证明从泰马入缅之敌为15军之两个师团,是从泰国经毛淡棉进犯缅甸;中路仰曼公路为敌55师师团;其进入仰光向西路普罗美英军进攻之敌为33师团;东路敌为18师团,尚在泰国景迈及毛淡棉间;敌原企图分三路向曼德勒进攻。又知这天被我消灭之敌为——二联队的一小队。午后敌人增加兵力并以步炮联合向我皮尤警戒阵地进攻,这时我骑兵团以已达成任务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皮尤河岸仅留少数狙击兵迟滞敌人前进,战争至深夜,撤回既设阵地。
杜聿明了解到当前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后,判断当面之敌最大不会超过两个师团(虽认为敌第18师团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尚未料到敌在仰光登陆之56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他亲赴同古,指导200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的集中,史迪威也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在前方积极准备同古会战,史迪威任后方与英方交涉调度部队集中,预定五日至七日开始向敌攻击。
3月20日起,同古序战开始。敌自前日受我伏击后,行动极为慎重,先头以步骑联合约五六百人,用广正面向我军搜索前进;发现我军在鄂克春有既设前进阵地,随就展开一联队附山炮四门向我攻击。
21日,敌增炮二门,共为六门,向我攻击整日,敌机并更番轰炸同古,我军猛勇还击。
敌伤亡三百余人,攻击顿挫。我亦伤亡140余人,阵地屹然未动。
22日,敌再向我鄂克春阵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回,亦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入夜方静。
23日,敌增至两联队(112及143联队),炮十二门,以战车、装甲车掩护向我鄂克春阵地攻击,炮火猛烈;敌机二十余架这天投弹六次。我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结果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二辆、汽车七辆,敌向南窜逃。下午8、9时敌再向我攻击,阵地被突破一部,彻夜对战。
24日,敌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一部敌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由同古以西向同古以北飞机场迂回。同古机场北部由我工兵团警戒,正在破坏铁路,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仅200师598团的一营与敌激战,午后五时放弃机场退守同古。是晚戴师长调整部署,将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阵地放弃,集结该师主力保卫同古。
25日拂晓,敌步炮空联合三面围攻同古,我军沉着坚守,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三十余架更番轰炸同古,一般建筑多被炸毁。但我军利用阵地,伤亡甚微。入晚我各部队不断以小部队袭敌,有断续小战斗。
26日,发现敌占同古机场后,敌55师师团以工兵及骑兵守备,另以一部挺进至南阳车站占领阵地。
这一天敌以三个联队(112、143、144)围攻同古,主力指向同古西北角攻击。200师600团阵地被突破,我军遂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是日,敌我争夺战甚烈,双方伤亡较大。
27日,敌主力继续进攻同古,因敌我短兵相接,敌人炮火失效,我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较重。我200师599团伤亡亦大。午后敌一部向北推进,与我新22师在克永冈附近发生遭遇战,双方彻夜对峙。
28日,敌人在同古北方要点构筑阵地,企图以一部对叶带西方面取守势,阻我新22师攻击;集中主力先消灭我第200师,并放射糜烂性毒气。敌我反复冲杀,我伤亡虽重,但士气旺盛。迄晚城内阵地仍未动,敌化装成英缅军及缅甸土人驱牛车暗带械弹,企图混入同古城内里应外合,均经我200师查出消灭。至晚清理战场,缴获获迫击炮七门、步枪百余枝、机枪六挺及防毒面具等甚多。
是夜11时,戴安澜师长在桥东司令部被由同古东南迂回的敌军越过色当河东岸来袭,与599团第3营特务连发生混战,激战至29日拂晓后即与城内部队通讯中断;同古城内我守军200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598团的一部对敌东西夹攻,午后已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并与599团第三营取得联系。
同日(28日),我新22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部(只有轻战车,炮战车尚在腊戍待运),为了解救200师的被围,向南猛攻,至午后攻占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战车并将敌炮兵阵地摧毁,获山炮一门及弹药文件甚多。但南阳车站坚固建筑物中的敌人顽强抵抗,迄未肃清。
29日,新22师向南阳车站继续攻击,敌军增援,以步炮联合反攻,敌我相战数日,均无进展。同日,我游击司令黄翔令补二团的一部由南阳车站以西勃因山脉森林内迂回至同古附近,有一连曾一度进入永克冈机常。这一天,同古西南北敌部被我军攻击牵制,对同古攻击减轻,仅有炮战。大桥以东之敌仍对戴师攻击甚烈,似有断我同古后路、包围歼灭我200师的企图。
3月14日,由仰光登陆的敌军后续部队约一师团,行动尚未判明。在泰国境内的18师团既未向景东方面进攻,即有经毛淡棉入缅的可能(以后证明其主力加入中路战斗);东路景东毛奇方面,远征军第6军在景东、毛奇方面无大小战斗;景迈方面之敌正向景东抢修公路;西路普罗美方面:英军正面仅有小接触。3月29日英军应史迪威的要求,在普罗美南向少数日寇攻击,英装甲部队进入庞得后,即被敌军在斯维当截断后路,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英空军于21日被敌机完全毁灭。我美空军志愿队虽经协定自27日起协同我22师攻敌,但直至30日从未出现。
除以上情况外,中国远征军第5军96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需一周以后始能集中,而66军何时集中尚难预料。200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
在此形势下,杜聿明觉得远征军难以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200师被敌歼灭。如此,则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覆没之虞。因此,他决心令200师于29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但史迪威将军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不放弃他的主张,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杜聿明,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他的攻击命令。然而杜以这个问题关系远征军存亡,并未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另令新22师于30日向南阳车站之敌佯攻牵制敌人,令200师于29日夜经同古以东突围,沿色当河东岸到叶带西归还建制,车辆经毛奇公路归还,主力撤出同古后即将大桥破坏。
200师在同古撤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主动的撤退。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30日拂晓,我大部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部前进,才发现同古乃是一个空城。我200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而归(当时火食担一度走错路失去联络,以后全部归队)。
同古会战结束后,杜聿明总结道:“同古战斗,200师基本上完成任务,战术战斗都有一定的成功。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么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的时间地点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但遗憾的是,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重镇,既不能积极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以后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是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运输,我统帅部一切依赖英方,咎由自取,而不该把一切责任委之于前方部队长的。”
四
3月30日晨200师突围后,杜聿明当晚命令新22师以一营在叶带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31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斯瓦至平满纳为隘路)、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固守一阵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起爆发,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我军这种阵地又要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尤其经过一两次打击后敌军就裹足不敢急进。因之新22师牵制敌人半月之久,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中国远征军已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
从4月1日至4日,新22师一部与敌55师师团一部对峙于叶带西以南南阳车站间,仅有小部队搜索战斗及断续炮战。
4月5日至10日,敌55师师团以步炮战车联合,全力向我新22师猛攻,远征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斯瓦阵地以南完成任务并予敌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甚众,并摸不清我军虚实战法。
这期间,远征军第5军部便衣侦探马玉山伪装缅甸人,为敌55师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有一天他发现敌人办公桌上有地图一幅,绘有部队番号位置,他立刻烧好一壶水,乘敌人吃饭时送进办公室,将地图偷出,星夜跑回平满纳。我亲眼看到是日军地图,并注明新增18师团56及124两联队,山炮、重炮各一营,当即转知前方注意。
4月11至16日,敌增援部队更番攻击,炮空轰炸更为猛烈,并不断轰炸平满纳,新22师应用虚虚实实的狙击埋伏并进行游击战,给敌人以极大打击。至16日晚,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
在这期间,游击司令黄翔派队在勃固山脉内,神出鬼没地往来穿梭打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并袭击同古机场;于4月7日前侦知敌人从仰光向同古方面增加三千余人。可惜团长王肇中经验不够,所部官兵又多属新兵,扰乱敌人的次数不多,严重的打击更谈不到。
但以后从各方对照,他们所得情报和第一线部队发现敌人的文件基本上是符合的。
在这场战斗中,远征军战术运用灵活,使敌人捉摸不定,伤亡较大。敌55师师团已十分残破,不得不增加18师团作为主力,远征军新22师也伤亡1500余人。
东路毛奇方面18日以前仅有敌人一个联队,18日敌侦知我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转用于毛奇方面,19日保拉发现敌战车运输车四百辆。
英军在这期间已全部集结于西路。英军士无斗志,一经与敌接触即行溃退,4月1日放弃普罗美,5日放弃阿兰庙,以后逐日撤退不停。4月13日,英军提出要求中国军队在英军方面沙斯瓦、唐德文伊、马格威接防,掩护英军撤退。这等于全部向我交防,而毫未提及英军以后的任务。到17日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
4月18日晨,当远征中路放弃平满纳会战时,正是西路英军第一师及装甲第7旅在仁安羌被围的第二日。这时我第66军新38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第113团孙继光部星夜用汽车输送到英军被围前线。到后发现敌人仅有一大队,迂迥至仁安羌以北大桥附近,戴断英军后路。而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7旅共七千多人辎重车百余辆,竟至束手无策。经我军猛烈攻击,至午即将敌击退,英军全部解围。
中国远征军的这一英勇行动,轰动英伦三岛,以后英方曾发给新38师师长孙立人、团长孙继光及营长多人勋章。
4月18日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因西路英军退于仁安羌以北,而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暂55师师已失联络,棠吉告急,我中路军有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后包围歼灭的危险。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二,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从新部署作战。”他星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罗卓英。
史迪威与罗卓英虽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他们的决心处置并不彻底,史、罗命令如下:一,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二,令66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三,令66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四,令第5军先抽200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之线,掩护主力转进;五,以96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六,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
史、罗这个计划将5军、66军分布于长达三百余公里之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既不能攻,亦不能守,杜聿明表示反对。当时命令要旨是由电话中传达,杜说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杜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在电话中相持不下,最后罗卓英语气强硬地说:“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
杜聿明一看表快四点钟了,再拖下去,各部队攻击开始,与敌胶着更不好办。于是接受了罗的命令,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
放弃平满纳会战曾是中国远征军失败后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杜聿明始终认为应否会战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放弃这一会战,虽然有些可惜,但尚不是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关键。
杜聿明下令后即赶赴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以后作战的意见,大意说:既因东西两路吃紧,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当时罗卓英曾同意考虑杜聿明的意见。
到4月19日午后,史迪威、罗卓英忽然变更计划,既未进一步作合理的部署,反而将远征军进一步分割。他们说,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人三千余人,令200师开乔克巴当向敌攻击。当时,杜聿明根据摩托化骑兵搜索的报告说,我新38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杜聿明坚决反对,并力陈利害,说明即有敌人也不应置棠吉之危急而不顾。这时罗已唯史迪威之命是听,完全拒绝杜的意见。杜聿明气愤地警告罗卓英:“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罗卓英颇为尴尬,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和外事局的一个参事赶紧出来帮腔,力劝杜聿明服从“命令”。
史迪威见杜聿明仍坚持保卫棠吉、梅苗的意见,他便反唇相讥说:“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杜聿明也回敬说:“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他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再向史、罗申述说:“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38师掩护英军撤退已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使我远征军一败涂地。”史、罗仍无动于衷。杜无可奈何,只得忍辱负痛,一面接受了史、罗的命令,但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的话,仍不能去;一面找戴师长吩咐:“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20日,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38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杜聿明得到这一证实情报后,为了远征军的最后命运,再亲赴长官部向罗报告,不料罗卓英已先到梅苗参谋团去了。罗去时交代他的参谋长杨业孔转告杜聿明说:乔克巴当之敌不堪一击,必须先击破乔克巴当之敌,再作第二步计划。
此时,杜聿明觉得他们已不可理喻,急驰梅苗向林蔚陈述意见。约在午夜12时前后,途中遇见罗卓英(距梅苗约八英里处),罗说:“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200师不去桥克巴当,改调棠吉。”他还不安地问:“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200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杜聿明说:“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200师去一团,如果你有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罗这时似乎有些张皇,拉着杜聿明上车同他一路回去。
杜聿明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第一,就再无见林蔚的必要了,于是同罗一路赶回。在车中罗卓英对他说:“东路罗衣考已失守,55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
杜聿明说:“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乔克巴当我们上了英国人的当。我认为目前必集中第5军主力200师与新22师与敌人力争棠吉,否则棠吉不得,腊戍危急。”他又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的门户,必须以最大之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狙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96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
罗卓英这次没有否认杜聿明的意见,也未说明他以后的全盘计划,只说:“只要你带200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
杜聿明觉得,罗卓英在现实情况面前也许会改变他要在曼德勒会战的梦想,所以决心率200师先将棠吉占领,再以事实转变罗的错误立场。
21日12时前后,杜聿明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200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他将必须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但以后始终未得蒋的复电。
其时,史迪威、罗卓英仍然决心将200师、新22师、新38师都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66军及直属部队与新28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在杜聿明看来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4月18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
一,新22师在梅克提拉不开;二,200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持新38师的行动。
20日下午,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新22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6军方面,但须待200师运输完毕后乃有汽车,而火车又不可靠。200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38师集结或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预定200师须于21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22师(共汽车百余辆)。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1)可否立即停止200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2)可否令新28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66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工兵营、战防炮营、特务营等)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22师夹攻北进之敌,并自然掩护极空虚之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却是: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聿明率200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攘田、罗衣考北进之敌。
4月21日午后,第5军200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提拉转向棠吉运输(约三百多公里,加上空车放乔克巴当百余公里,共计五百多公里行程),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往返之间延误三日,将士疲于奔命,而战局已陷于危殆。
23日午后,远征军先遣骑兵团及200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24日拂晓,200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军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25日,敌增援向远征军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
这时,杜聿明决心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
然而杜聿明正在部署部队时,罗卓英连来四道命令:要求他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200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22师、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
虽经杜聿明一再去电申述棠吉的重要性,必须以第5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以解腊戍之危,皆未蒙罗采纳。他仍坚持其意见,勒令杜必须立刻返回曼德勒。杜聿明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返皎克西,26日又将已攻克之棠吉放弃。
27日,杜聿明到皎克西后问罗卓英为什么这样改变决心,罗拿出蒋介石4月24日“手启”电给他看,其中要点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6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杜聿明看出,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又给史、罗死钻这个空子,不考虑全盘情况,不顾腊戍的安危,断章取义,选择了符合他们个人意图的部分——以八莫、密支那为后方,所以才连电令他回曼德勒的。
这使杜聿明对蒋介石满肚子意见:自罗、史到任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他无直接指示;杜聿明21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杜聿明觉得,蒋24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200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他;而此时,远征军已经很难挽回危局。再向他们说话也就无用。于是杜聿明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当日,杜聿明看到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中并未规定战车、骑兵、工兵、辎重、汽车等部队的任务,认为曼德勒会战是史、罗的梦想,一旦吃紧又会逃走,于是即令胡团长献群指挥这些部队即日经腊戍回国。
西路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自仁安羌解围后,即在我新38师掩护下逐渐向曼德勒及其以西地区撤退,21日退宾河北岸,23日退乔克巴当,26日基本上撤至曼德勒以西。当面之敌自发现我新增部队以来,未敢冒进,甚至由5月20日至5月30日曼德勒撤退期间,基本上与我军无重大战斗。
中路自18日起,敌55师师团和18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5军96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平满纳以北至梅克提拉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隘要可以利用,该师在第5军中又属战力较弱的部队,可是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严重的打击。该师伤亡甚重,凌则民团长阵亡。
东路在18日以前,仅有敌一联队与我第6军暂55师师接触。19日,发现保拉克附近有敌运输车及战车四百辆,而20日罗衣考即失陷,55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棠吉门户大开。23日敌占棠吉,复犯罗列姆。及25日我200师克复棠吉,26日又自动放弃,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公里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
28日,腊戍终于陷落敌手。
五
当4月27日,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的时候,西路英军已全部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正准备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中,我新38师直接担任英印军的撤退掩护。中路我新22师的一部在他希以北三十公里处的温丁与敌对峙。东路我第200师正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中,第6军已全部离开公路向萨尔温江以东撤退中。
至此,中路军即分为四条道路,以不同的方向撤退:第5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22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如交通部处长唐文悌、铁道兵团团附张学逸所率的交通员工,暂编团运输大队及英联络官二人等由曼西北后转打洛到新平阳,因雨季延时二月余又奉令改道入樱至七月底到印度列多。八月初奉命返国。第96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英、葡萄、高黎贡山返国。第200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一、二两团自棠吉开始攻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称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22师到达打洛;96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200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它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他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杜聿明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杜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身亡。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8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
中国远征军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至其它两军,除新38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
几十年后,杜聿明在总结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时说,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1941年5、6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1941年12月7日日寇对英宣战后,中国远征军第五师、第6军即行动员,入缅远征。同月11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车里方面也作了部署。16日第5军即行出发,26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即因“英方表示第5军及第6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1942年2月16日再行动员入缅。
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揭穿了: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缅远征时,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我第5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担任杜聿明的代表,在曼德勒领油,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的。
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
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杜聿明进一步分析道: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挥。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1942年2月27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3月1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因为以后蒋介石召集五、六两军长指示说,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并说,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我军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由这些情形看来,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于是,蒋另来了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杜聿明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3月9日令第5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11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12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2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遂于18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5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200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杜聿明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杜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
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把中国远征军完全听命于亚历山大,并派出军官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杜聿明沉痛地说,“至于其它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28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