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情况下，发言人除了对媒体讲话之外，还会被叫去做更多其它的事情。在第三课里，我告诉过你们，我是怎样被叫去与来到联合国总部的萨拉热窝平民交涉的，而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办公室离前门最近。作为发言人，我经常出现在本地电视上，公众对我的形象很熟悉。我是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形象代言人。
战争开始之前Before the war
战争尚未爆发时———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已在担心战争会爆发，萨拉热窝的宗教头领们组织了一系列不同宗教的信众集会，鼓励温和谦让，平复人们的恐惧感。塞族信东正教，克族信罗马天主教，穆族信伊斯兰教。土耳其帝国长期占领该国时，有些塞族人和克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大多数波斯尼亚穆斯林都是这些人的后裔。他们与塞族或克族人长相一样，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称这种语言是赛 克语。波斯尼亚的塞族、克族和穆族之间，只有宗教信仰不同。他们既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极端主义者，而且这三种宗教的信众相对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萨拉热窝。一位波斯尼亚电影制作人告诉我，如果乡村里的宗教间关系呈紧张状态，他们就会注意萨拉热窝。如果萨拉热窝平静，乡村也会保持平静。
第一次宗教间的集会由穆族首领主持，在一个生意很好的餐馆举行。我也在被邀之列，于是我去了。席间似乎有很多艺术家和学者。饭后举行了一次关于需要相互理解的会谈。
第二次是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做弥撒。我也去了。尽管我生养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但是我18岁之后就不再信仰宗教。不过我还是坐到了弥撒结束，其间有一个关于宽容的布道。之后我们从教堂出来去附近的主教居所，主教在那儿为我们准备了午饭。当我们穿过街道来到他的居所时，那个主教身边站满了拿着自动步枪的波斯尼亚克族准军事人员。主教神情紧张地不时环顾四周，他们的子弹已经上膛。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第三次是在塞族东正教教堂。我也去了。我和其他的礼拜者站在一起，周围香雾缭绕。这时候，波斯尼亚塞族领袖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已经逃离萨拉热窝，或者在他的家乡、一个名叫贝尔（Pale）的小镇远远注视萨拉热窝的情况；或者躲在塞族人设立了军事驻地的山里的某个地方。
当时另外一个塞族政治领袖是比尔雅娜·普拉维斯奇（Bilj ana Plavsic）。做礼拜时，她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萨拉热窝的每个人都在密切注意她的行动。人们把她看作政治温和派。她是会呆在萨拉热窝，那样会让大家都安心，或者她会和其他的塞族头领一起逃往山上去？我透过缭绕升腾的烟雾，研究她的侧面。我觉得她看去有点像撒切尔夫人。我希望她有撒切尔夫人的气魄。
在做完礼拜后，我们来到教堂后面的一个灰色石块建筑。我们坐在长桌子边的长凳上，东正教牧师招待我们吃早餐。那位牧师非常活跃，来回跑个不停，不时和这个说上两句，又和那个聊上两句。我注意到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小袋食物。当我仔细观察时，我发现摆在我面前的是即食食品（MRE）。这些食品是联合国难民署运送到萨拉热窝供难民食用的。我真是觉得又好笑又反感。塞族人不仅偷了本来是给难民的食物，而且用它来招待重要的客人，包括联合国发言人！
东正教的牧师没有一起吃早餐。他解释说自己必须要去山上照顾另一群人。他也离开了萨拉热窝。
暴力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Violence
1992年4月4日和5日的那个周末，波斯尼亚塞族开始进攻萨拉热窝。而4月6日周一就是国际社会准备承认波黑成为独立国家的日子。当时联合国总部坐落在一个假日酒店，但是那个假日酒店是最早被塞族炮弹轰炸的建筑之一。
于是我们搬到贝尔格莱德饭店———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这个饭店坐落在一条更受保护的街上。可这里随即也被炸了。饭店着火的时候，我的一些行李落在里面了。接下来，我们离开市中心，搬到一幢有着彩色玻璃幕墙的大楼里。这幢大楼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们将之戏称为“彩虹宾馆”———事实上这座建筑刚落成，原本是给退休人员居住的。在我们到达之前尚未被占领。但是仅数天之后，塞族的迫击炮就在早餐时间击中了这幢大楼。飞溅的玻璃扎伤了一两个维和人员，但是其他人都幸免于难。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受命躲在地下室。
联合国部队安装了一套卫星电话装置，我还记得用它和当时的联合国维和部门负责人马拉克·格尔丁（Marrack Goulding）谈过话，向他保证我们都很好。事实上我们确实拥有足够的食物，尽管睡觉的地方有点狭小。
塞族的炮弹击中了附近的一座农舍，住在里面的一些人不幸受伤。有个男人被送到我们的地下室，他胸部的榴霰弹伤口很严重。联合国部队的分遣队有一个医药组。他们挂上帘子围成一个手术室，成功地把弹片从男人的胸腔里取出，然后缝好伤口。就我所知，他被救活了。
然后又来了一个孕妇，几近临盆。她在角落里被安置妥当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医生尝试让她平静下来。可是她因为害怕正在颤抖。
我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和这个聊聊，和那个谈谈，试着鼓舞人们。当时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屋内的这些联合国部队不同部门中的官兵是因其国别而分群集聚的。一个角落里有十几个加拿大人，他们的背包上有加拿大国旗。而一些英国人则在另外一个角落。在我看来，作为联合国部队的一个整体而言，他们似乎并不那么融合。
最后，我们和塞族协商撤离那座大楼。所有人都到人称PTT的邮政大楼安顿下来。那是一座三或四层的建筑，有个很大的地下室，而且是一幢坚固的水泥建筑。它成为主要的一处联合国总部大楼。那些在镇子里租公寓住的联合国员工也都因为安全问题被召回邮政大楼。事实上，联合国驻萨拉热窝的所有职员现在都住在这座大楼的里面。我们在那里工作，吃饭，睡觉。我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我睡在一张军用简易床上，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曳光弹从空中飞过，听到迫击炮和巡回的大炮可怕的呼啸声，之后便会传来炮轰无辜平民的房子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
当你在战争地区的时候，你必须警惕。有一种东西叫做炮弹休克症。你开始失去恐惧的感觉。当时大型的新闻机构正在让他们驻萨拉热窝的人每两周轮换出一次，联合国对其发言人也开始实行这种办法。我从萨拉热窝出出进进，和来自冰岛和巴勒斯坦的发言人相互替换。自从举办冬季奥运会的那段比较快乐的时光之后，萨拉热窝人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情景。我们在保留萨拉热窝当地总部的同时，把主要的总部转移到了波斯尼亚东部的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后来又转移到西边新独立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如此，我们大部分职员可以在战区之外的地方工作。
贝尔格莱德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充满城市的欢欣。但是贝尔格莱德政府被视作为波斯尼亚塞族侵略者们提供给养，而且我们觉得呆在那里不自在。萨格勒布更小，更像乡下，富有魅力。但是不管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在萨格勒布，我们中那些曾经在战时的萨拉热窝呆过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战区。我们就像是飞蛾扑火。
萨拉热窝人也勇敢面对一切，试着像以前那样生活，尽管弹雨日复一日地落在这座城市上。有一次，萨拉热窝枟解放报枠（Oslobodjenje）的记者戈达娜·纳瑟维奇（Gordana Knesevic）邀请我参加一个午餐会。枟解放报枠与其他报纸不同的地方在于：无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它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新闻来源；特别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其总部在轰炸中严重受创，日报仍坚持每天出版。
这幢大楼有一个极为坚固的可以抵御核爆炸的地下室。这也是印刷机械的所在地，因此编辑们都转移到地下室来，机器也照常运转，尽管地面之上的大楼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戈达娜希望我能够见见她的编辑卡迈勒·库尔斯帕希奇（Kemal Kurspahic）。库尔斯帕希奇在业界是个传奇。她问我是否愿意和其他的一些记者一起参加他们在市中心举办的午餐会。她这么问，似乎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说我很乐意。我们不得不提前一天点了菜，因此餐厅可以做好准备———总有一些办法可以走私进来一些必需品，比如为了准备记者的午餐会。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们想读一本比较有趣的关于卡迈勒·库尔斯帕希奇和枟解放报枠的书，我推荐你们读托姆·耶尔腾（Tom Gjelten）的枟萨拉热窝日报：兵临城下的城市及其报纸枠。
萨拉热窝市中心遭炮弹袭击几乎是家常便饭，在我看来萨拉热窝的很多居民已经失去恐惧感了。那时有个小提琴手每天都在那条已经荒废了的马路上演奏，那里曾经是条繁华的街道。也有一些记者毫无顾忌地在战区中心安排午餐。
那时我们已经在萨格勒布呆了几个星期了，每次我重返萨拉热窝，都会看到城市的破坏程度在加剧。为了去赴午餐，我需要一辆汽车。总部曾指派给我一辆白色的大众牌车，车的每扇门上都有硕大的黑色“UN”字母。我在PTT大楼的停车场找到了它。它的上面落满尘埃，似乎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开过了。我插入车钥匙，然后屏住呼吸转动钥匙。车子发动了！我没有告诉联合国总部的任何人我要去哪里。我把那辆车开出前门———没有人过来拦我。
我沿着主干道开进城里。看着路边众多遭到毁坏的建筑，烧得斑驳陆离的电车和巴士，横七竖八的汽车残骸，我心情沉重。当我第一次到萨拉热窝的时候，这条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那些有轨电车精神抖擞地在路中间穿梭，车身上的广告引人注目。现在则今非昔比，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
我到达市中心，那里的路分成了两个单行道。我依照习惯靠右行驶，准备回来的时候从左边的那条路返回。但是我很快注意到右边的那条路满是尘土，好久没有人从这里开车了。我想我做了一件不是很明智的事情。我停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必须往左转。我意识到那是“狙击手之巷”，之所以称之为“狙击手之巷”是因为塞族可以从两边的山上居高临下把此巷看得很清楚，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袭击目标。但是我并没有开得很快，我的直觉告诉我要慢慢地开，仿佛我正在进行一次官方的巡逻。驾驶着我那辆白色的联合国汽车穿过那条“狙击手之巷”，好像我出现在那里是名正言顺的，没有什么可以畏惧。
到市正中心的时候，我开上了一条主干道。那里有一些车辆，交通让人心惊胆颤。因为对“狙击手之巷”的直接袭击太多，所以使得萨拉热窝人在穿越此十字路口时难以放松。汽车从我的左右飞驰而过，速度之快令人心惊肉跳，他们以此来迷惑那些狙击手。我驱车穿越此十字路口，并继续故意朝山坡上开，在那里右转弯开往饭店，安全到达。
在餐厅里，戈达娜对我表示欢迎，然后把我介绍给一些记者。他们中既有塞族人、克族人也有穆斯林。我们吃饭、喝酒、说笑，有时还会尖刻地嘲讽战争。让我感到震动的是他们对待战争的若无其事态度，以及他们极力维持正常生活的种种努力。卡迈勒没有出席。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在驾车高速穿过狙击手的巷子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腿部受了重伤。直到今天他还是跛行。
午餐结束后，天已经快黑了，记者们建议我从一条比较安全的小道返回联合国总部。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那条路上有一些车；在某个地方我们听到了枪声，于是所有的车都加大马力。但是我安全返回了。
允许乘坐飞机Permission to Fly
联合国在战争早期已经和塞族缔结了一个协议，允许联合国控制萨拉热窝机场，因此可以把救济品送过来。联合国的飞机每天飞进飞出，联合国也发放通行证给国际游客以及萨拉热窝人乘坐这些航班进出。作为发言人，我的签字可以使那些记者获准进出萨拉热窝，我已经记不清经我签署的通行证有多少张了。那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任何不是记者的人找到我，只要他离开萨拉热窝的理由充分，在我的眼里他也立马就变成记者了，我也会发给他们准予离开的通行证。
数年之后，我和卡迈勒·库尔斯帕希奇一起出席了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一个座谈会。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首先感谢了我救了他的两个孩子。显然指的是我当年曾发给过他们允许离境的文件，但是我甚至不记得做过这件事。
在战争中，新闻发言人有时可以为记者做更多事情，而远非仅仅告知他们联合国对某事的观点。
1995年在萨格勒布工作A Stint in Zagreb in 1995
几年之后，我返回了前南斯拉夫，在他们找到新的负责人之前接管联合国信息署几个月。我在萨格勒布工作。
那段时期令人印象深刻。克族那时在军事上占了上风，正把塞族平民赶出西斯拉沃尼亚和克拉吉纳。他们对西斯拉沃尼亚的军事攻击快捷迅速，势如破竹。联合国还有一个办公室在塞族占领区，包括一名叫苏珊·曼纽尔（Susan Manuel）的信息官员。她是美国人。我听说克族军事行动之后，打电话给苏珊，她证实了这个消息。她说她担心克族会把塞族都集中逮捕，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好在萨格勒布和西斯拉沃尼亚之间的途中没有战争正在进行，因此我得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赶到那里。
当天晚上召开了一次联合国文职、部队和警察领导的紧急会议。苏珊和我也参加了，与会的还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事务署的代表。
他们一致认为他们主要担心克族会把塞族集中逮捕。有报道说有大量的公共汽车正从萨格勒布开进来。
从萨格勒布赶来的一位联合国高级军官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说：“今晚我要联合国各部队整夜驻守在进出城镇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如果克族人想要把塞族人转移出去，我们可以尝试阻止他们。”但是这位高级军官和驻守在西斯拉沃尼亚的部队分属两个国家，那个部队的司令说今晚他不会把他的人派出去。从萨格勒布来的军官说，“我们至少可以把巡警派出去阻拦任何想把塞族人转移出去的行动。”西斯拉沃尼亚的高级警官说：“不，我的手下今天也不出去。”
这时，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事务署的代表对苏珊说，“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走吧。”于是他、苏珊和我便坐入一辆车并驱车前往市中心。此时天色已经很黑。我们得知克族军队已经把所有的塞族男子都集合到一起，先是让他们躺在路边的沟渠里。现在几十辆大巴一溜排开，正在把这些塞族人往车里塞，其中还有一些妇女儿童。
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代表立刻采取行动。他引用了一些国际条约，说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和妇女，如果他们是平民，是不能作为战争罪犯逮捕起来的。令人惊讶的是克族人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允许我们上了这些公共汽车。一旦我们在这些车中发现妇女和看上去很年轻的男孩，就都坚持要求释放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克族人都同意了。
最终，汽车陆续开走。没有联合国的警察或者军队在检查站试图阻止他们。我们和为数不多的妇女儿童留在夜色中。苏珊带了一些人到她的家里。当地的克族人发现她和塞族人和穆族人呆在一起后，往她的家里扔过石头。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她在一些克罗地亚的法院寻索，向人权组织报警，联系律师，并通过她在美国驻萨格勒布大使馆的关系，尝试打听这些女人的丈夫儿子们被带到哪里去了。最终，她成功了。他们都还活着，关在克罗地亚海岸的监狱里。战争结束后，这些家庭得以团聚。这也再次例证了一个新闻官员怎样能在其新闻工作之外，去做目击证人，去呼吁大家尊重国际准则，以及去为他人承担风险。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成为新闻发言人或者新闻官员，我并不提倡你们在冲突环境中做这些事情。但是在战争时期少有章程，你有时必须追随你自己的良心行事。
战争罪行War crimes
顺便提一下，负责这次行动的克族将军安迪·戈托维纳（Ante Gotovina）在2005年12月份被海牙战争法庭指控。让我读一下他所被指控的罪行。
“在几百个村庄里烧毁抢掠上万户人家，至少有150名平民被杀。这次‘种族清洗’行动计划要把15万常驻居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中赶走，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塞族人。”
波斯尼亚战争由塞族人发起。他们想把克族和穆族从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地区赶走。波斯尼亚的塞族领导人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对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沃伦·齐默曼（Warren Zim‐merman）说：“齐默曼先生，您得理解塞尔维亚人。他们被出卖了几个世纪，所以今天他们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必须独立生存。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只相信自己通过武力夺取他们应得之物。”但是克族很快武装起来进行反击，并且从塞族的土地上掠夺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东西。穆族最后也武装起来参加战争。
当时联合国被夹在中间。我们有维和和人道主义的使命，要在波斯尼亚缔结一个穆族、克族和塞族三方的协议。世界责备我们不向塞族宣战，而这在维和章程下是不可能为之的，章程规定维和人员不能与人为敌。我们只是在执行安理会的命令，这条不能与人为敌的基本
准则迫使我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和其人民系统地被军事力量强大些的那一派所攻击。而这军事力量强大些的一派的武器大多是从塞尔维亚获得的。媒体从来没有原谅我们，而联合国发言人对于解释我们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地无能为力。
在萨拉热窝，温文尔雅的塞族、克族和穆族曾经学会了如何和平共处，然而和平共处的情景已经不再，城市和文化都遭到了破坏。今天，战争已经过去六年了，城市正在重建，但是和平的文化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重返萨拉热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