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关于媒体发言人角色的课程。
我在联合国担任官方发言人长达17年，而这17年中的后面的八年半我担任的是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发言人。“发言人是什么？他为何要做其所做之事？”一直以来，我无暇自问。也从来没有人试图告诉我，或者教导我。我只是在工作中学习。
事实上，除此之外可能也别无它法。据我所知，没有一门大学课程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除了我上的这门课。因此，我现在借退休之际，在思考这个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趣味非凡的工作，并愿意同你们分享我的最初的想法。
我的首任上司My first boss
我在联合国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第一任上司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的发言人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Francois Giuliani）。通过观察他，我不断学习，急切地去留意这个职业的规则和禁忌。他做的一些事情让我很是钦佩———例如他在新闻发布室经常保持冷静镇定。但是他的有些所作所为我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做。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自从吴丹（U Thant）1962年当选为秘书长，就开始在每天中午召开面向媒体的日间新闻发布会。弗朗科易斯和他的前任一样，坐在二楼发布室里一张简单的桌子前，面向记者，记者们则坐在可以移动的椅子上，也没有什么次序，马马虎虎地围成个半圆。
弗朗科易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如果记者们扔过来一个他不喜欢的问题，他会继续进攻，通常是甩出一通轻蔑的讽刺性的评论。
有一天，当我观看他进行新闻发布的时候，听到他说了一些我知道事实上有误的东西。发布会结束后，我气喘吁吁地跑过去跟他说，“弗朗科易斯，你说得不对。我们必须发布一个更正。”他看着我，有点觉得我好玩的样子，说：“我一旦讲了，它就变成正确的了。”于是我们没有发布更正。
在我看来，这看似有趣，但决非应该行事的方法。那时我已经开始笃信发言人应该永远真实准确。但是弗朗科易斯也教会了我一些如何交流的方法。作为发言人，有时你可以对真实进行定义。
弗朗科易斯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联合国发言人。他和德奎利亚尔关系密切，像法国君主般地主持联合国媒体办公室。他机智诙谐，工作之余非常有趣。但是他对记者团极度鄙视，在我看来他只有对一个人例外，他喜欢颇负盛名的法国日报枟世界报枠（Le Monde）驻联合国记者阿弗赛恩·巴瑟尔·波尔（Afsane Bassir Pour）。傍晚工作结束后，他经常会邀她到办公室喝点什么。她成为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有选择性的团体中的一员。这个团体中的人从首长到秘书，都是弗朗科易斯喜欢与之相处的。那些晚间的办公室聚会有时会很吵闹，但我仍然可以听到弗朗科易斯舒心的笑声充满整个房间。如果说他还另外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不管你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享受生活很重要。
当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92年接替德奎利亚尔之后，弗朗科易斯不再担任发言人。因此他离开联合国，为纽约大都会剧院做新闻发言人，他一直都是个热情的歌剧迷。直到今天他仍然在那里工作，好好享受吧。
为某人代言Speaking for someone
好，如果你是个发言人，你一定是某人的发言人。政治发言人为政治人物代言。为什么一个政治人物不想自己为自己发言呢？
答案很简单。在政治环境中，比如联合国，你需要整天都要对媒体说话，记者们会打电话，会到办公室询问。他们想要采访，想要求证事实，或者需要引导。而且他们要求非常苛刻。
政治人物没有时间整天都和媒体打交道；他有工作要做。因此如果他像一个秘书长那样备受媒体关注，他会任命一个人代替他对媒体说话。那个人就是媒体发言人。如果他是个大型组织———比如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的领导，那他的发言人会需要相当多的员工。我的办公室包括我有12个人。
道歉Apologies
在我继续讲课之前，我必须为一个政治上不准确的表达表示道歉。我一直都说“spokesman（发言人，男性）”而不是说“spokesperson（发言人，男性女性兼顾）”，原因有两个。当我1985年开始为发言人办公室工作的时候，“spokesperson（发言人）”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第二，当这个词流行之后，我不喜欢用三个音节的词代替琅琅上口的两个音节的词。在我看来，英语中以‐man结尾的词可指男性，亦可指女性。面对女权主义强大的社会压力，我要解释说“spokesman”这种看似倒退的行为在性别上是中性的。如果你们不买账，那就请原谅我，因为我年老了。
谁的喉舌？Whosetongue？
在我开始准备这门课的时候，我意识到有关发言人的一件最令之受打击的事情。他从来不为他自己说话。（在这里指他/她，他自己/她自己）原因当然是发言人靠为他人代言获得报酬。他表达的观点是他所代言的组织或者人物的官方观点。媒体引用弗雷德·埃克哈德不是因为他是弗雷德·埃克哈德，而是因为他是科菲·安南的发言人。从弗雷德·埃克哈德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效果相当于科菲·安南的话。
在当今这个超级自我的年代，要一个人压制其自身观点，摈弃其独立思考，从而在想法和说话方式上都和另一个人类似，这未免要求得太多了。但是发言人必须这么做。他的舌头不再是他的舌头，他的想法不再是他的想法。当弗雷德·埃克哈德对媒体讲话的时候，那是联合国在讲话。我懂得了这里面的道理———尽管有些延误。多年来，随着日益老练，成为联合国的高级发言人，我逐渐地在以该准则强制自己。而且我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我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特征和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一样工作，多种方法Morethanoneway todothejob
从我对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的描述中你们就可以得知，我从他那里学到良多，但是1997年我一旦接任做发言人，有些事情我还是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例如，在冷战后的世界，联合国制造了更多的新闻，我认为发言人办公室需要步调更快，而且，坦白地说，需要更加准确。
做新闻发言人不止有一种方法这个事实，在法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兰·德雅梅（Alain Dejammet）招待的一次午餐上，为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据说这位大使以前曾经是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午餐在他纽约的寓所里进行，当时的贵客是枟世界报枠通讯记者阿弗赛恩·巴瑟尔·波尔（每个人都喜欢阿弗赛恩）。
在大使走向厨房的时候，随意地问我道，我做发言人的基本准则是什么。我说：“决不撒谎”。这很可能听上去更像乔治·华盛顿在说话，而不是弗雷德·埃克哈德。“哈！”德雅梅说，随即进入厨房。不再作进一步评论。我推测对于政府的发言人而言，“决不撒谎”听上去一定是一种相当不谙世事的哲学。
关于他的那一声“哈”，我这些年思考良多，但是最后我判断这并非是个笑不笑的问题。我认为，当通过可信度来鉴定一个发言人的好坏，可信度基于他是否始终如一地说真话。但这只是我这个发言人的一家之言。
顺便说一下，大使出版了一本名为枟十二个可打个盹的去处：外交官指南枠的书，泄漏他在联合国能够小憩片刻的12个最好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拥有了最终的笑声。
不同的发言人对待媒体的方法不同。我已经描写了弗朗科易斯·居里安尼对大多数记者都有些轻蔑，我却喜欢他们，我想这是一个性格的问题。但是确实，在我看来如果你整天都和记者们共事，如果安理会夜间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后，你与他们共同度过了长夜，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都给他们，这样他们无论昼夜随时都可以联系你的话———你最好还是喜欢他们，而不是讨厌。
因此，我从来不批评记者的工作。如果常驻记者团中有人写了一篇批评联合国的文章，我不会打电话过去批评他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所撰写的确实有误，他们会听到我的意见。获取正确的事实符合他们的职业利益，也符合他们所在媒体的利益。即使记者们痛恨犯错误，但大多数记者都喜欢在犯了事实性的错误后，有人能够告诉自己。不过我发现对于观点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有些发言人经常打电话给记者，教导他们有关自己的新闻应该怎么写。杰米·鲁宾（Jamie Rubin）就是这样一位发言人，她为其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工作。后来当奥尔布赖特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后，杰米·鲁宾继续为她效劳。有些驻联合国记者向我埋怨杰米最近给他们打的电话，或者有些时候他们会对此一笑了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她显然是个喜欢大声喊叫的人———在电话里冲人大喊大叫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这不是做发言人的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即便不应该，咄咄逼人还是有一定效果。
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趣事更能证明我的观点。科菲·安南做秘书长的初期，在枟纽约时报枠上看到该报负责联合国署的编辑巴巴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sette）撰写的一篇文章。他不同意她的分析。或许他感觉到我不愿意批评她，就让他的信息主任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打电话给巴巴拉纠正她的报道。我对沙西表达了我的顾虑，但是他向我保证他和巴巴拉是亲近的朋友，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他后来告诉我说对话进行顺利。可是巴巴拉告诉我，当她被训导应该如何撰写新闻时，感到非常恼火。
外表和明智着装Look and dress smart
在这八周时间内，我会告诉你们作为联合国发言人，我是如何进行这份工作的。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做这份工作有很多方法。
让我们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你的外表应该如何，以及如何着装。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我是一名编辑。我按我心目中一个纽约编辑所应该的样子来设计我的外表和着装。我蓄着胡子，头发比较长，穿着粗花呢夹克，戴针织领带。棕色为主色调。当我1985年到联合国后，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不合时宜。在联合国，留胡子非常少见，头发都剪得很短，大多数男士都穿着黑色西装配丝绸领带，深蓝色为主色调。我没有足够的钱在一夜之间把我的衣橱改头换面，但是逐渐地，在数年后，我融入了联合国的着装风格。
职业不同，着装格调也不同。你有没有注意到？举例来说，如果你是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救援工作者，你就不可能穿蓝色西装，蓝色牛仔可能更合时宜。
当我已经彻底转变成联合国的蓝色并担任科菲·安南的发言人后，有一次陪同科菲·安南到普林斯顿大学，他要在那里发表演讲。大学教授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固定着装格调，可能和纽约编辑的着装有点相近。蓝色条纹西装，白衬衣，红色丝绸领带，我走进一位院长办公室寻求一些帮助。院长的秘书———我感觉到她自有的权威———抬头看到我说：“噢，能表现出权威的西服，我们这儿不常看到。”
这可能有点滑稽，但是你必须为这个角色穿衣，因为你代表另一个人说话。你不想让人们说，噢，科菲·安南的发言人真没品味。而且人们会注意到，作为一个政治发言人，你处在新闻的中心，你甚至能够制造新闻，你能在电视上出现。人们会根据你的外观来评价你和你的老板。
政界发言人在电视上有很多露面的机会。只要你的脸庞一上屏幕，接下去就会出现一点像弗雷德·埃克哈德、联合国发言人之类的词句。那一刻，所有观众，都有可能从其三明治上抬头看你的面孔，看你的身份标签，会对你进行评论。你希望得到好的评论，那就要明智着装。
我曾经抱着学习的目的去参观过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时的******发言人理查德·布切尔（Richard Boucher）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很多年了。我跟了他一早上，当时他正准备午间新闻发布会。他离开办公室、走向发布会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照照镜子，梳梳头发。理查德可不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但是******新闻发言人经常上电视新闻，理查德知道他需要看上去像样，因为他代表的是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他代表的是美国。
发言人是一个公众人物You are a public figure
作为科菲·安南的发言人，作为联合国的发言人，我是个公众人物。事实上，看到他的发言人竟能成为如此的公众人物，科菲·安南感到惊讶。1998年，他去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谈判有关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驻萨达姆宫殿事宜。美国威胁说如果萨达姆拒绝核查人员进入他的府邸，就要轰炸伊拉克，于是联合国秘书长就介入进去，试着去阻止另外一场战争。世界在观望。他走到哪里都是头号新闻人物。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都有几百号记者尾随。
在巴格达数天后，他和伊拉克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核查人员的要求得到满足。如果他是政治家，很可能会走到媒体面前，面对世界发布一项重大声明。但是科菲·安南那时还不是政治家，他对成为公众人物还不很适应。因此他对我说，你可以告诉媒体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我走出去面对着潮水般涌上的记者们和电视摄像机，然后说了一句成为世界新闻的话。我说：“我们达成了协议！”
当然，我说得比这要多得多，但是我的信息的本质就是这句话。枟纽约时报枠把它列作“今日引言”（Quote of the Day）。
在从巴格达飞回去时，我们在约旦的安曼停下补给燃料。约旦皇储听闻我们在机场，匆忙赶来祝贺我们。他穿着那身端庄的长袍，跑入我们等候的房间，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热情拥抱科菲·安南。但是他看着我，然后朝我做着手势说：“中东最著名的脸。那个说‘我们达成了协议’的人。”科菲·安南看着我，感到惊讶了。这件事给安南的印象很深刻，后来他曾反复提起，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我的告别晚会上。
当时我有没有梳理过头发？穿的是不是一件显示权力的西装？我不记得了。而且直爽地说，在这样的场合我认为那也并不重要了。有时你会碰上这样的一件大新闻故事，以至于你的语言会定位你的形象。
眉毛飞扬The raising of an eyebrow
但是发言人和任何人一样，不只使用语言进行交流。还有姿势、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对于发言人，所有这些都是他弹药库的武器。事实上，在新闻制造的情形中，如果你不注意，你的面部表情会发送错误的信息。
当我在日内瓦为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欧文勋爵（Lord Owen）担任南斯拉夫和平谈判发言人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遍了前南斯拉夫。我们和国家首脑以及战争罪犯会面。日内瓦和平谈判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新闻事件。
此类会谈有一次是在塞族控制的波斯尼亚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举行的。招待我们的主人拉多凡·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jic）和拉特科·穆拉迪克（又译做姆拉迪奇，Ratko Mladic）都已经被联合国法庭审判为战争罪犯。塞族，即便是塞族战争罪犯，都是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会议桌的中间摆满鲜花；会议开始前一圈人都和你友好地握手。当人们握你的手的时候，几乎总是面带微笑。我这个发言人也是这样，当我和拉特科·穆拉迪克将军握手的时候笑了一下，拉特科·穆拉迪克领导了塞族袭击波斯尼亚，包括对萨拉热窝的谋杀性的炮击，以及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当时有塞族的摄影机在场，我微笑的面容出现在塞族的电视中。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克族人也都看到了。那些友好人士中的一位当时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说：“我们看到你的丈夫对拉特科·穆拉迪克微笑。我们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我的微笑发送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同时也是一则让我的儿子置身险境的危险信息。作为发言人，你不仅必须要控制你的话语，而且每个传播方式都要在你的控制之下，因为你说什么很重要，你怎么说也很重要。
你如何知道要说些什么？Howdoyouknowwhat tosay？
因此发言人说什么，以及他如何说，都是重要的。那么，你怎样知道要说些什么呢？答案是：“引导”。你需要从你的老板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这样，你就会一直都知道说什么，以及怎么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垃圾进，垃圾出”的说法？这是电脑业的一个术语，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往电脑里输入好的、可靠的数据，你也不会得到好的、可靠的结果。你只会得到垃圾。
发言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从你的老板那里得到关于事情进展的准确可靠的消息，你说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毫无价值。你在记者那里也会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作为发言人也毫无用处。让发言人知晓事态进展是你老板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他必须让你成为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因为你必须有权威地说话。不应该让记者产生疑问，觉得你不了解实情或者你没有得知信息的内部渠道和优先权。
如果你的上司不把那些你所需要的、可用来有效地与世界级新闻媒体互动的信息给你，你最好辞职。
发言人面对的最坏的可能情况是你的老板欺骗你，或者误导你，以至于你最终自认为你是在说真话，而事实上却在对媒体撒谎。如果发生了那种可怕的事情，当你发现自己充当了歪曲事实的工具时，你对老板的信心和信任也会轰然倒塌。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你毫无选择，只能辞职。
伯纳德·卡尔布（Bernard Kalb）是一位杰出的美国记者，接受了作为美国******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当里根政府1986年轰炸利比亚的时候，卡尔布被误导了。但是******高级官员给记者们在私下里透露了真实情况。当卡尔布发现之后，他辞职了。他也必须这样做。
[随堂配有伯纳德·卡尔布发言的视频]
但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还会对所有这些观点进行更多的探讨。
你如何对媒体说话？Howdoyouspeaktothepress？
发言人一天到晚都和记者讲话。联合国有一个大约200名记者的常驻记者团，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一天到晚在联合国给他们提供的办公空间里工作。你开始对他们相当了解。如果在走廊里看到他们，你会停下来和他们聊天。但是记者们面对信息的时候是“人体吸尘器”，他们一直都在伺机从你那里吸取信息。因此你需要基本原则。你不希望自己在走廊上不经意的评论会成为次日报纸上的头版头条。
因此发言人和记者说话有三种方式：“可以公开报道”、“只供报道时做背景参考”和“不可以公开报道”。
“可以公开报道”是最安全和最好的方式。这意味着你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引用，并且指明是你讲的。这种方式坦率、诚实、光明正大。例如，你可能会说，“对伊拉克的入侵已经深深地分裂了安理会”。这是对事实的简单的陈述，可以公开报道。
第二种方式有一点躲闪逃避。这种方式被称为“只供报道时做背景参考”。这意味着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但是不能使用我的名字。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可能想要帮助记者理解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但是那些观点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言论又不太合适。例如，你可能说，“对伊拉克的入侵严重挑战了1945年设立的集体安全体系———这
是背景信息。”你给记者们一条分析性的线索，这和你的老板的意图正好吻合。你知道你的老板想要把这个想法告知公众。但是这个想法出自发言人太直接了。因此记者报道时候会说：“正如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评论的那样，‘对伊拉克的侵略严重挑战了1945年设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我说这种方式有点躲避，因为报纸的读者会说：“我想知道这位联合国高级官员是谁。”看上去不承认自己的话几乎有点不诚实。但是如果你整天都在和记者打交道，提供“背景”信息是一种十分方便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布额外信息，而又不会给你的老板带来麻烦。
今天，“只供报道时做背景参考”在联合国是如此地广为接受，以至于我们有高级联合国官员举办背景新闻发布会。我们开场就声明，“这场发布会仅供背景参考；你可以引用所有的话，源自于‘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记者们发现这样很有用，因为这样和官员的交流通常可以更加灵活，更加开诚布公。他们可以得到好的引语，但是高级官员是受到保护的———他的身份没有公开。
第三种方法是告诉媒体“不可以公开报道”，这种方式非常躲避。“不公开报道”意味着你不可以引用我，你也不可以说是我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这样说：“科菲·安南认为当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它完全低估了伊拉克和中东局势的复杂性———这不能报道。”换句话说，我已经告诉你科菲·安南实际上是怎么想的了。你在写作时可以被这些所引导，但是你不能直接写出来，你也不能说我这样说过。如果你这样写的话，我就会矢口否认。
你理解为什么要变得如此躲避。
我曾经参观过德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德国人组织得很好。他们给我解释说在和媒体交流时，他们在对媒体说任何事情之前，都会说“第一”、“第二”、“第三”，用以指出是否可以公开报道（第一）、只供报道时做背景参考（第二）和不可以公开报道（第三）。
看到了吗？这就像一、二、三这么简单。
对记者一视同仁Treat journalists with equal respect
本篇最后一点是关于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好的新闻发言人要和记者保持密切关系，并且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信源。发言人甚至可能会和他们度过一些社交时光。例如，他们可能会邀请你出去喝点什么。但是无论何时我在社交场合见到记者团的成员，我的原则是我说的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公开报道。
你不希望酒精会影响你的舌头。你不希望因为放松而丧失警惕，或者对自己说的话完全失去控制。因此只要所有的谈话都不公开报道就好了。记者们不能引用你所说的任何话。好的记者会尊重这一规则的，并会在在谈话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用另一种方式来使用。他们的职业就是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如果作为发言人，你相信你的老板正直可信、工作高尚，你会希望记者们尽可能地深入理解你老板的目标。而一个不公开报道的谈话能有所帮助。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系统是怎样被操纵的。发言人可能会试图控制媒体的报道，以对自己老板有利的方式引导信息流。他们会用邀请参加官方晚宴、接触自己老板、举办特殊的背景吹风会来嘉奖“友好的”记者。你越是控制信息流，这项策略就越有效。
我没有这样做。我再重复一遍，做这份工作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试着对每一个记者一视同仁，不会给某个记者一则信息，而不告诉其他任何人。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的行事原则。但是，如果一个非常好的记者和我进行私人的对话，如果他已经做足了功课，所问的问题一针见血，机智优秀，我会尽己所能地回答他。然后那个信息就成为他的财产了。同样，当我建议科菲·安南和某位记者进行一对一的采访时，我必须进行选择。成百上千的媒体都正式要求采访他。他不可能全部接受，好让我对每一家媒体都公平。所以我主要挑选大型的、富有影响力的媒体，以使他的时间花得有所值———他的信息会到达目标受众或者使受众达到最大的数量。
即便我想在联合国玩亲信的把戏，去引导信息，控制新闻，也办不到。因为我只是记者们能够使用的许多信息源的一个。我感到，驻联合国记者要撰写一则消息，我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成员们是10%到20%的信源。另外80%到90%的信息来自于大使、其他政府信息源或者外界专家。好的记者会使用多种信息源去尽力拼出一副完整的图景。几乎所有的政府代表团都有发言人。在媒体看来，科菲·安南的所思所想往往比不上俄罗斯、中国或者美国政府的想法重要。
最后，记者们会评价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像你评价他们一样。如果你对每个记者都一视同仁，你会和他们产生深厚的职业和私人联系，这会让发言人的工作成为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最令人满足的工作。但是当政治之风转向为不利于你的老板的时候，比如科菲·安南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处的境遇之下，这份工作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灰心丧气、最痛苦的工作了。
因此在这门课上，我们会以联合国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为例，看看如何做这份复杂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