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冈山和广岛之间有个叫尾道的小城镇。我和父母亲来到这个沿海小镇，本来只想歇一下脚，结果一住就是七年。在那里，我上了镇上唯一的一所市立女校。女校里有一个不大的图书馆，馆里陈列着《奥之细道》、《八犬传》以及吉屋信子女士的《阁楼上的两处女》等作品。学校的每间教室和宿舍里都有一个可以眺望到优美风景的窗户，唯独图书馆很阴暗，还存放着哑铃、铁圈等运动器具。所以，图书馆里总是冷冷清清。我在这里读了杰克·伦敦的《白牙》(White Fang)和铃木三重吉的《瓦》等。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儿，平平常常地把这些作品看了一遍，这就是我当时平凡的日常生活。父母整天走街串巷卖杂货，有时候还住在外面。我不愿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所以，从入学到毕业的四年时间里，我几乎都是在那个阴暗的图书馆里度过的。我是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学生，也没有任何好朋友。我笨拙执拗，没有刻意交朋友也是极其自然的。二年级的时候，我在音乐教室第一次听到了《茶花女》中的歌曲，新来的音乐老师龟井花子给我们放了一段唱片。“啊，朋友们，美酒能使我们陶醉……”我虽然不懂音乐，但那么优美的歌词，让我热血沸腾。上高年级以后，我开始读“维特丛书”新潮社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丛书。。《曼侬·列斯科》(Manon Lescaut)、《保罗和维尔贞妮》(Paul et Virginie)、《卡门》、《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等，我沉醉在那套小巧的橙红色书本里。
我们的任课教师里有位森要人老师，五十多岁，一到下雨天，他就给我们朗诵诗。其中有莱蒙托夫这样的诗句：
宛若猎人手中的长矛
小舟化作绿色
飞驰在海面上还有海涅、艾兴多尔夫(Eichendorff)、诺瓦利斯(Novalis)、卡尔·布塞(Carl Busse)等诗人的诗。虽然我已经忘记这些外国诗人都写了些什么诗，但是老师的朗诵让我内心感到温暖。其他学生都拿着笔记本记，只有我一个人闭着眼睛，听得入迷。比昂森的诗和普希金的《夜莺与玫瑰》这首诗的名字由于语言优美，我还记得。自然而然地，我喜欢上了诗。大概当时自以为可以尽情表达喜怒哀乐的诗好写，那时候我就开始写一些不着调的风景诗自娱。
大正十一年(1922)女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和社会上的普通女孩儿一样，漫无目的地只身来到东京。火车喷出的煤烟使我患上了眼疾，半年没有好。生活的不如意，加上没有人生目标带来的焦躁使我困惑不堪。半年后，父母也离开尾道，来到了东京。到了东京后，我连一本杂志都没看过，也不想看。大正十一年秋天，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在位于赤坂的小学新报社写封带，日工资七角钱。我在东中野的川添租了一个粗点店的二楼，和父母一起生活。那个点心店四周都是农田。从那个时期开始，我过上了一种与“文学自传”毫不沾边的工作，整日为生活奔波劳作。因为报社工资太低，我转到证券行当办事员。日本桥一带有个千代田桥，在白木屋旁边，处于繁华地段。桥旁边有个名叫日立商会的证券行，我就在那儿工作，月工资三十元。但是，好景不长，只干了三四个月就被炒了鱿鱼。最终，我和父母在神乐坂、道玄坂一带摆起了卖杂货的夜摊儿。开始我还抹不开面子，后来渐渐习惯了，我就和父母分开，自己摆了个夜摊儿。在寒冷的夜晚，我抱着暖暖的手炉，着迷地读着旧书。我读书属于乱读，没有章法。但不知道为什么，加能作次郎写的《下霰的日子》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即使现在我也认为加能作次郎先生是位好作家，特别是我读到他曾经在肥牛餐饮店里当过看鞋的，就更加感动。那时，我很喜欢新潮社出版的《文章俱乐部》杂志。室生犀星先生有喜好晨浴的习惯，我也是从在旧书店买来的《文章俱乐部》里知道的。我记得那本杂志上有一张室生先生肩上搭着浴巾、满脸怒气的照片。我非常喜欢室生先生的诗。大正十二年(1923)遇上地震，我和父母离开东京，暂到四国地区避难。我的生活暗淡，总之是个没有目标、没有热情的女孩子。我们一家居无定所，从这个客栈辗转到那个客栈。母亲经常数落我，说我是多余货。大正十三年(1924)春天，我又一个人回到了东京。我在赛璐珞工厂当过女工，在毛线店卖过毛线，还在某区公所前面替人代写文书的地方干过几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松井须磨子他们剧团的田边若男先生。认识没多久，我就和田边先生结婚了。虽然我们只有两三个月的同居生活，但是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经田边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不少诗人。萩原恭次郎先生、壶井繁治先生、冈本润先生、高桥新吉先生、友谷静荣女士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充满朝气，写着无政府主义的诗。那年夏天，田边先生和我分手，我和友谷静荣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二人》的同人诗刊。因为现在手头没有资料，当时杂志都刊登了一些什么诗，我已经记忆模糊，但我清楚地记得，辻润先生曾给我们写过对佛祖大加赞美的诗。本乡的肴町有个叫南天堂的书店，二楼是个法国餐厅，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些文人聚集到那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辻润先生、宫岛资夫先生、片冈铁兵先生等人。和田边分手后，我一个人又无法生活下去了，就在神田的咖啡馆找了一份工。那个咖啡馆里的乐器不是钢琴而是大正琴，可想而知收入并不高。《二人》也因为资金短缺，只办了五期就停刊了。友谷静荣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当时还为新感觉派的杂志《文学时代》应当是《文艺时代》，可能是作者的笔误。 做一些辅助性的编辑工作。我则写过一些童话，这些作品只是为了乐趣而写的，根本没有市场。
那段岁月对我来说是最苦的。一天，我去拜访住在菊富士饭店的宇野浩二先生，向他请教。宇野先生在被窝里对拘谨地坐在那里的我说：“你就像说话那样写就行。”这是我唯一一次拜访宇野先生。不久我和野村吉哉先生结为连理。野村很早就在诗坛崭露头角，年仅二十就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文。同期，我收到了草野心平先生从上海寄来的薄薄的同人杂志。那时候我们住在世田谷的时候，尚未成名的平林泰子披着红披肩来我们家作客。为了“不输给”我，当时泰子没少努力。我和野村先生一起生活了两年左右后分手了。我又回到咖啡馆当女招待，晚上就住在店里。后来，我厌恶了咖啡馆的工作，便搬到同样回归独身生活的泰子租住的房子里，和她挤在那个烟酒店的二楼，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加入了一个名叫“无产妇女同盟”的团体，但是对这个团体我却无所适从。我在写童话的同时，开始从创刊号就给《文艺战线》写诗，我的童话也偶尔有了市场。
那一时期，我还常去德田秋声先生家。先生一点儿都不嫌弃我寒酸，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出来见我。我还向先生讨要过四十元钱，这使我至今惭愧万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小说拿给先生，却请先生看过我每次搬家都带在身边的、发黄的诗稿。(说起来都有点儿像是编造。)读了我的诗集后，先生摘下眼镜，掉下了眼泪。那一刻，我想，我愿意在先生家当一辈子佣人。“好诗！”只这一句话，给了自暴自弃、甚至不想活的我多大的勇气啊……！我实在太高兴了，一天晚上偷偷在先生家门口放了一个西瓜。那时候，先生经常带我和顺子，还有一个常来先生家的青年去散步，请我们吃年糕小豆汤。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青年就是窪川鹤次郎先生。我独自一人的时候，经常去德田先生家。先生请我吃饭，带我去听相声。我还记得，有个寒冷的冬夜，我和先生去拜访深尾须磨子女士，结果扑了个空。现在想起来，把我带上现在这条路的应该是德田先生。
昭和元年(1926)，我和现在的丈夫结了婚。我退出《文艺战线》，单枪匹马，一心一意地写一些杂七杂八的作品。没有才华的人，只有靠努力。从这一年开始，我才终于开始想要认真地写点儿东西。结婚以后，我的生活竟比以前还要困难好几倍，经常没钱买米。一年当中，我丈夫给国技馆画三次背景画，我可以卖掉两三篇杂文，我们就靠这些收入生活。
那时候，我已经无法写诗了，却写了六大本日记。当时长谷川时雨女士创刊了《女人艺术》杂志，我的这些杂记从第二期开始，陆续被刊登在《女人艺术》上。三上於莵吉先生对我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此我非常感谢。——这段时期我迷上了菲利普菲利普(1874—1909)，法国小说家，作品多描写平民生活。，他年轻时的信件让我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我像山洪暴发一样开始胡乱写一些不知有无人要的稿子。《清贫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如此乱笔涂鸦的时期，可说是空前绝后。昭和四年(1929)夏天，我连夏季的单衣都卖了，整天穿着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度日。当时我们住在堀之内一个坟地附近，有个很大的院子，在家不穿衣服也没什么可避讳的。一天，一个提着大皮包的绅士来找我。不巧，我正穿着红游泳衣，在说不清是厨房还是房门口的那块地方洗衣服。我用很不礼貌的口气问：“你有什么事？”那绅士递过一张名片来说：“我是改造社的。”我为自己近乎赤裸的打扮面红耳赤，没有衣服可穿，我只好找了一块毛巾搭在腿上，坐在廊檐上向来者寒暄问候。这位绅士就是改造社的铃木一意先生。
那年秋天，我的《九州煤炭街放浪记》在《改造》十月号上刊载，当时的兴奋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报纸上登出广告的时候，我把十月号上的作者名字记得滚瓜烂熟。创作一栏用大号铅字印着久米正雄的《我亲爱的人》。此外有森田草平的《第四十八个人》、谷崎润一郎的《卍》、川端康成的《温泉旅馆》、野上弥生子的《燃烧的蔷薇》、里见弴的《大地》和岩藤雪夫的《袭击战斗的人》。七篇辉煌的小说，不知给了我多少震撼。在我把所有的书都拿去变卖的困境中，齐藤茂吉的《慕尼黑杂记》、室生犀星的《包围文学的速度》、三木清的《启蒙文学论》、河上肇的《第二贫乏物语》、皮利尼亚克的《狼》等作品给了我多大的激励啊！《九州煤炭街放浪记》的稿费足够我无所事事地生活两个月。
在那之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稿费。我每每揣着写好的杂文，自己直接送到报社，连封推荐信都没有。我早晨八点从堀之内出发，步行到丸之内差不多就十一点左右了，给报社放下稿子我就往回返。有一次，傍晚我回到家的时候，稿子已经用快递被退了回来。我的杂文，包括诗、随笔、小说，没有一篇有满意的市场，但是改造社却给了我稿费，那时的心情真是激动不已。我每个月给《女人艺术》写《放浪记》连载，但是，不知何时《女人艺术》变成了左翼杂志，持续了一年以后，我中止了连载。平林泰子女士有《文艺战线》背景，这时已成了颇有名气的作家。在给《女人艺术》写作期间，我认识了中本贵子女士和宇野千代女士。宇野千代是我当时最尊敬的作家。
从这时候开始，我出没于图书馆，有一年左右成了上野图书馆的常客。对我来说，这是最愉快的时代。我的眼睛近视了，还有点儿散光，但我仍旧每天去图书馆，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这段时间我甚至读了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唐诗选》和安倍能成的《康德的宗教学》等“奢侈”书籍。这时我也有了写小说的想法。但因长期混迹于杂文写作，我的文笔十分粗糙，写不了两三页就开始对自己感到绝望。我是从写诗开始的，用十行诗就能表达的激情，现在要像凉白开水一样，把它扩展到五十页、一百页，这种小说体的创作对我来说十分痛苦。诗渐渐地很少有人读了，但我对诗的热情却一分未减。
女友松下文子给我筹了五十元，在牛込南宋书院老板的好心帮助下，我出版了诗集《看苍马》。松下文子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朋友，现在她回到北海道，成了林业学博士松下真孝先生的夫人。可以说没有松下文子的友情，也就没有我的这本诗集。
虽然出版了诗集，我在文学上的目标依然是暗淡的。我的《放浪记》褒贬不一，被灿烂辉煌的左翼人士嗤为流浪者。昭和五年(1930)，改造社出版了一套叫做“新锐丛书”的单行本系列，其中收有我的《放浪记》。我把《放浪记》厚厚的稿子交给改造社的第二年，看到了一线光明，我得到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版税！我高兴得头脑发昏。那年秋天，我急不可待地出发去中国旅行了两个月。我本来有一个想法，打算在旅行途中写小说。
昭和六年(1931)三月，我在改造社发表了处女作《风琴与鱼町》，那是一篇类似成人童话的作品。就小说而言，从那年元月开始，我在东京《朝日新闻》的晚报上发表了《浅春谱》，连载了两个月。但那是一篇非常失败的作品。
无产阶级文学日益盛行，我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对自己的一切感到绝望。我失去了写作和生活的信心，很想逃离到国外去。
我将旧作《清贫记》修改好，交给《改造社》十月号，然后搜罗起各类文章挣的钱，于昭和六年经由西伯利亚到了法国。当时，我还是个蛮热衷于行为主义的人呢。我以为再也回不到日本了。在西伯利亚，看着雪景，我真的认真思考过： 说不定我会客死异国街头。到了巴黎以后我仍未停止杂文写作。刚到巴黎，法郎就开始上涨，我把自己关在七楼的公寓里，不停地写，把给我寄到巴黎的钱又给日本的父母寄回去。在巴黎，由于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一到晚上视力锐减，什么都不敢干。
在我患眼疾休息期间，渡边一夫他们来看我，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在欧洲期间，我没有写一首诗、一篇小说。昭和七年(1932)一月我辗转到伦敦，因为寒冷闭门不出，倒静下心来看了不少书。我住在肯辛顿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待在房间里，读了许多诗。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有这样的诗句——
生是什么
是平平的波跳跃而起
是燃尽的灰重新燃烧
是没有空气的坟地上空的风
死是什么
是不灭的太阳沉没
是不眠的月亮沉睡
是还没有开始的故事结束这诗句，让我想起少女时代听到的诗朗诵，心中涌起一股热浪，下决心写出好诗来。在欧洲，诗歌不可思议地融入了生活中，用日本的语言写就的诗歌听起来是那么美。曾有人说，日本的语言不美，不适合写诗。这是何等值得惋惜的说法啊！在欧洲我认识到了日语的美，认识到了日本的诗与和歌的美。
在听不到一句日语的欧洲，高声朗读白秋、犀星的诗，我被他们完美的诗句打动了。我感到日本的语言非常美，暗自为自己的母语感到骄傲。在伦敦的旅馆里，我还被川端康成《落叶》这部小说的文字深深打动。
我本来打算在欧洲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因没有恒心，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只写了一些旅行记式的随笔。在伦敦我仍然没有回日本的愿望。虽然在那里我也患了眼疾，但是外出并没有受到影响。三月，我返回了巴黎，开始因想回日本而感到焦虑。
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没有写出一首诗来。回到巴黎后我才知道，我赖以生活的稿费被“收款人不明”退回了日本，令我大失所望。
昭和七年夏天，承蒙改造社社长山本先生美意，给我寄来了一笔旅费，这才重新踏上了日本故土。一回到日本，我就涌起了想写好诗的愿望。我看到一些没有激情、格调陈旧的小说，使我对日本年轻一代的作家感到失望。我在欧洲的一年里，似乎只有感觉变得灵敏旺盛了。正因为只有感觉灵敏旺盛，作品的技巧方面反倒幼稚，一年里只写了一些像散文似的小说，受到了河上彻太郎先生和小林秀雄先生诚恳的批评。曲曲折折，但是我的心愿仍是写出充满激情的作品。我认为，当今日本文学中正在消失的是诗的脉搏，没有诗的世界里哪里会有文学？我写不出有理有据的论文，事到如今再写诗论或将被人笑话，但我为自己在欧洲发现的日语美感而惊愕，我仿佛在用这种语言写就的诗歌里发现了一座金矿，并为此感到骄傲。近年来，什么浪漫主义、能动精神、行为主义被大肆渲染，其实每一个人寻找的都是诗。我感到，某种珍贵的东西被人们忘却了。
回到日本后，我依旧单枪匹马，没有归属任何一个团体。我知道自己只有踏踏实实地不断努力。
从欧洲回来后，出于对诗的憧憬，我很快自费出版了一本题为《面影》的诗集。这本借助保高德藏先生友情帮助出版的诗集，让我感到比发表一百篇小说还要高兴。
现在，我终于从撰写杂文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了。由于这段生活时间较长，为了摆脱它，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今后，我想从头开始，专心致力于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这样说未免有狂妄之嫌，但屠格涅夫也好，易卜生、菲利普也好，乃至犀星和佐藤春夫，都发表过很多优秀的诗篇，他们给了我勇气，让我觉得自己在写小说的同时也能进行诗歌的创作。秋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的《夜莺和玫瑰》也在激励着我。
在幽静的花园里
在春夜的黑暗中
夜莺在芬芳的玫瑰枝头上歌唱
但可爱的玫瑰却无动于衷
也不倾听，只是在那倾慕的颂歌中
打盹和摇晃
玫瑰啊，她不需要诗人的颂歌
她只需要现实的富足和虚荣享乐每次读到这样的诗句，我就想要创作！创作！并且认为应该珍重日本的诗人犀星、春夫。
我现在有一个七口之家的大家庭，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为温饱问题发愁，但是今后，仍会有很多困难。我的真正的文学自传才刚刚开始。
(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