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连年战乱，使得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统一。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王朝，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秦全国划分为郡县，郡县守令都由朝廷任免，中央对地方有很大的控制权。同时定疆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和官僚体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秦王朝的大兴土木和暴虐统治，加速了它的覆亡。
汉王朝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既着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还注重统治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上，汉朝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史上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尤其是汉武帝统治的半个世纪，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张掖的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奏响了开发的序曲。
第一节徙民实边与河西屯田周、秦至汉初，张掖为西戎、乌孙、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汉武帝元狩二年春（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为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联系，防止匈奴族侵犯，真正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西汉政府随之决定从内地向河西地区开始大规模地迁徙民众，以充实西汉王朝边疆要地。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西汉王朝移民的对象主要为在生活上没有着落的贫苦农民（“以关东下贫"），这类人群占移民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有一部分为犯有刑事罪或叛逆罪的犯人及其家属（“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与此同时，为加快河西地区的开发，还从内地征调大量的兵士到河西从事农耕，收获之后，自食自用。这类人平时务农，战时作战，兵农一体。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移民，张掖人烟稀少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劳动力资源也日渐增多，农业生产也随之加快。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至西汉平帝时张掖郡的户口数为：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
但由于边防守军数量庞大，移民实边后所剩余的农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为有效解决边塞军队军粮的供给问题，征和年间，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汉武帝，建议在西域，由军队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通沟渠，种五谷"，实行军事屯田。并在军队建制中设“候农都尉"和“田官吏座"，专管军队的农业生产。《史记．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屯田张掖，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汉朝这种以强制性的手段，利用成千上万的戍田卒从事屯垦，规模宏大，加快了张掖农业的开发步伐。
随着移民实边政策和河西屯田的不断实施，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也随之传入。当时，张掖开始种植麦、黍、粟、豆等五谷，同时也有从西域传入的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桃、葡萄、苜蓿、西瓜等作物。播种时五谷疏成行列，杂种黍、稷、麻、麦、豆五种作物，行与行之间带有一定间隔，若其中一、二种作物遭遇灾害，其他还可以收获。
在耕作上，主要采用西周以来深耕、宽垄、轮流休种的方法。至汉武帝末年，由于采用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张掖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时任搜粟都尉的赵过，总结并推广了“能风与旱"、适合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耕作方法——“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候。下诏曰：任方令之务，在于力农。以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隕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任或芸或芋，黍稷僚僚。以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育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进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僚僚而盛也"。又载：“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蠕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当时的居延城为张掖属地，由此可知，张掖亦广泛推行了代田法。代田法和使用牛耕是分不开的。《汉书．昭帝纪》记载：“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应劭注：“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采用代田法。由此可知，新田器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张掖的开发。同时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所发展，《史记．河渠书》中有“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中原的井渠法亦传入张掖。修理沟渠，推广井渠法，便利灌溉，保证了张掖农业的收成。
汉武帝时期，随着河西四郡徙民和屯田的不断深入，地旷人稀的张掖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张掖也由游牧区逐渐向农业区转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更始元年（23年），“天下扰乱"现象日趋加剧。窦融因其先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具有良好人缘”；加之“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即使“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亦可保全家人性命，不至于绝灭。为此，他自愿前往河西，就任张掖属国都尉。为能立足河西，保据一方，他所推行的“抚结雄杰”措施，使当地“雄杰”、“英俊"争相归心，一致推举窦融为大将军，职掌河西五郡事。窦融出任新职后，委任史苞为张掖太守，自己仍兼任张掖属国都尉之职，并置“从事”监察五郡政务。自此，以窦氏为核心的河西政治集团形成，河西地区社会趋于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窦氏占据河西，时间虽然不长，但张掖经济发展速度却明显快于西汉中后期。究其原因，当地纯朴的民风和窦融实行的上下相亲、宽松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掖出现了“晏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景象。
第二节秦汉时期张掖的畜牧业经济张掖自古以来就是畜牧业发达地区之一。春秋至秦代末（公元前770—公元前207年），张掖为西戎、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之地。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中国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医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难经》医学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兽医治疗技术也向西传入河西等地，有效促进了月氏畜牧业的发展，使月氏成为西部的强大部族。当时，由月氏在黑河以西所建的昭武城（今临泽鸭暖昭武村），在黑河以东所建的月氏城（今民乐永固），有“控弦三十万"，由此可见秦代时月氏畜牧业的兴盛。西汉（公元前206—8年）初，由于秦王朝实行残暴的统治，人民苦不堪言，加之楚汉连年争战，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经济凋敝、边境不宁和人民流离失所等因素，导致各地牲畜锐减。据《史记》记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百分之七十。秦末时全国有两千余万人口，到刘邦立国时，原来的万户大邑剩下两三千户。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片撂荒，国力微弱，疮痍满目，就连为皇帝驾车的同一毛色的四匹马都挑不出来，而将相或乘牛车。为了有效地恢复生产，汉王朝采取了“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强调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以“屯兵戍边"，“移民实边"的措施发展生产，经过六、七十年的经济恢复，人口和牲畜数量大大增加，呈现出“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河西一带的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有小部分月氏人逃入南山（祁连山）地区，称小月氏。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打败匈奴，开同湟中，（今湟水两岸），小月氏归附汉朝，在张掖一带与汉人杂居，牧养马、牛、羊、骆驼、驴、骡。同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战败匈奴，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张掖郡，而匈奴因失去焉支，祁连二山的广阔牧场，人人痛哭流涕，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这里畜牧业之发达。
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汉代养马业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马匹的数量剧增，种类和质量也得到了改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城，开通了通往西南亚和欧、非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从此东西商旅往来，不断从西域各国（大宛、乌孙、波斯等）引进良马，《汉书》中曾有“大宛献汗血马三千匹"的记载。《汉书．张骞传》载：“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此天马使，及得宛汗血马，益状，更名乌孙马曰此西极马使，宛马曰此天马使云。"武帝认为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强，便派员去买，遭大宛国拒绝，遂遣李广利率兵几十万征伐，夺回汗血马数千匹，进行大规模的繁殖和杂交改良。现在张掖以及整个河西一带马种中，有白章别征（指头部和四肢下端的白斑）的马占相当数量，可为佐证。同时从大宛引进苜蓿种籽，《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苜蓿是优良牧草，亦可当作蔬菜备荒，陕西、甘肃宜种苜蓿，与苜蓿同时传入还有驴、骡、驼等畜种。《汉书·西域传》中写道：“敦煌、酒泉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可见当时引进的驴是相当多。由此也说明，驴首先饲养于河西地区，而后逐渐扩散到其它地区。张掖养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再次获牛、马70余万头（匹），可见，养牛业仅次于马而居重要地位。《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破匈奴后，留兵屯垦于河西，养猪业逐渐在河西发展起来，张掖养猪历史已有二千余年。骆驼是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汉时养驼业更为兴旺发达，骆驼已大量用于军、商和民间运输。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由敦煌出师北进，用骆驼数万峰于军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载：“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驽甚设。天下骚动，相奉伐宛"。
西汉王朝统治二百多年间，征战四、五十年，国马和民马损耗甚重，但经昭、宣元帝（公元前86—公元前33年）多年的休养生息，又采取和睦处邻的政策，西汉边境出现牛、羊布野的和平安宁景象。《史记》中写道：“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也载：“自武威以西……水草宜畜牧。"东汉（25—220年）初，马援受命当陇西太守，认识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而特别注意养马事业，其父马仲在西北边郡（今张掖及河西一带）做主管畜牧的“牧师令"，其三兄马员任牧宛（官营马场）管理人。东汉中期，政治极端腐败，羌、胡等族先后进入张掖，侵占草场，以牧畜业为主。牧畜成为东汉争夺的战利品。建初元年（76年），东汉派班超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反击，获马、牛、驴10万余头，班超兵进西域，被命为西域都护，为恢复“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作出了重大贡献，张掖又复苏发达起来。
第三节两汉时期张掖手工业的发展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十分重视河西的开发。特别是汉武帝刘彻时期，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路线，使西域和中西亚国家的商贾，沿这条路线到中国开展贸易。至此，张掖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开展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埠。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张掖设郡后，汉武帝大规模向河西移民，中原先进的手工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在这一时期，张掖的铁制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等领域，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根据张掖长安乡、龙渠乡的汉墓群出土的铜尊、铜壶、铜舫、“四不像"等铜铸工艺品，以及沙井乡葫芦墩子滩、甘浚乡四角墩先后出土的汉代大铜马，张掖沙井乡和城西北的“黑水国"汉墓中出土的绿釉陶钟、陶砚、陶尊和蓝纹陶缸、陶盆等，在造型、雕刻、彩绘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证明在这一时期张掖的手工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水平。此外，张掖西城驿建筑物所用的青砖有方砖、条砖、花砖、兽头砖和子母砖等，质地坚硬，规格齐全，可见汉代张掖的建筑材料制造业也有很高的生产水平。东汉时，张掖的铁制农具又有了新的改进和发展，史料记载，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耦犁改为一牛挽犁，播种上又出现了耧播。
车在西北出现于夏末商初，东汉时期张掖已广泛使用，并已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易。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记载：“牛车一辆，直四千，轺车一乘，直万"。
牛车多用于货运，轺车多为官僚和富豪乘坐。牛车为木质结构，车身小、车轮较大，也谓之大轱辘木车，宜在沙漠地带和土路行驶。这种车多为一牛单地，使用方便。
轺车有铁、木质两种，车轮大，车座小。乘坐1至2人，车中间有伞形装置，可防晒遮雨，分人拉、马拉两种车型。
《后汉书．孔奋传》说：“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张掖每值合市交易时，羌胡各族赶着牛、羊牲畜而来，汉族商人也驾车马载缣帛等货物前往会合，当时称之为“合市"。中亚国家和西域诸胡以马、牛、羊和皮毛，到合市换取丝绸和生活用品。商人在全市收购丝绸、铁器、生活用品等手工业产品，去西方波斯、罗马等国进行交易，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张掖属国都尉窦融说河西是“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富饶之地。第四节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张掖商业的繁荣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张掖（古又称甘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南通青藏，北通蒙古，幅员四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境内以黑河为主要河流，水利资源得天独厚。盛产小麦、稻米、蚕豆、大麻等，是河西粮仓；矿产以石膏、煤炭为多。著产大黄、甘草、枸杞、麝香、黄芪等中药材；生猪、家禽发展也很早，其数量历来为河西之首。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形成了天然的贸易条件。自古以来，商业繁盛，在汉唐以前，即为中西陆路交通必经之地。随着交通的逐渐发展，商业也随之繁荣。远在周朝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开始输出欧洲、希腊。尤其是秦代，丝织品更行销于西方各国。以印度来说，孔雀王朝时代，中国蚕种的传播，丝绸的买卖已开始，大都先后获得过东西方贸易之利。到汉武帝初年，以互市为羁縻政策，在边境“通关市"与匈奴开始交易。匈奴以其出产的牛、马、羊、骆驼等，来换取得大汉帝国的缯帛、酒、秫等物。据《史记．匈奴传》记载：汉武帝时，“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在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后关市其，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心中之"。又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载：在敦煌掘得的任城国亢父缣在吐鲁番掘得裹尸体的丝，和阗掘得的锦缎碎片，皆多属于汉代输入的丝织品。这些遗物，无疑是经过张掖由商贩运往西域的。
自汉朝派张骞通西域后，中西贸易商路大开。中国货物经丝绸之路大量向欧洲运售，东西使者和商队的往来，络绎不绝于张掖。正如《汉书．张骞传》所记：当时西行的使者和商队，“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他们携带着很多商品，如褐布、竹仗、桂皮、桃、李、黄连，土茯苓等。但主要为缯、丝、缣、帛等丝织品。这些名产，均经过张掖远布于大夏、安息、大秦而达于地中海沿岸地区。西域使者和商人也源源而来。《后汉书．西域传》里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他们是与汉朝通商的大宛、大夏、大秦及西域各国人，长期居留河西及内地的很多。汉时张掖郡的昭武县（今临泽县境）就是为西域昭武九姓商人，长期留居而设置的。
西域商人，除了将牲畜兽皮输入外，还输入了西方精致的毛织品，古书上所记载的氍（音渠）毹（音的）就是一种毛织品的地毯。张骞通西域时还带来许多瓜、果、植物种子。如葡萄、苜蓿、蚕豆、石榴、西瓜、葫芦、胡桃、胡麻、胡蒜、胡豆、胡萝卜等。以后又输入骆驼、驴、骡、汗血马等。前人曾有“不是张骞通西域，安能佳种自西来"的赞美诗句。由于这些动植物的传入，对张掖人民的农业生产与物质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直到现在还受其有益的影响。在当时中国的商品，最为邻近各族所欢迎的除日用品桶、豆、缣、帛、丝、绨等丝织品以外，还有黄金、铁器、铁制兵器。汉武帝开边拓土，能够成功的原因，亦在于此。因此，汉武帝为了防止异族侵入，绝对禁止兵器和铁的输出。于是对外贸易，逐渐有了严格的限制。据《史记．汲郑列传》记载：“匈奴浑邪率众来降……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由此可见，不但兵器为绝对的禁售品，而且货物出境，亦必须先取得所谓“符传"（即许可证），否则，就要犯“阑出财物”的死罪"。
到了王莽称帝（9—23年）时期。窦融占据河西一带，河西四郡的商业，又逐渐发达，《后汉书．孔奋传》说：“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藏长八年，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藏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值合市交易之期，羌胡各族，赶着牛、羊、牲畜而来，汉族商人也驾车载缣、帛等货物前往会合，所以将此种商业交易称之为“合市"。汉和帝时，曾派遣使臣甘英赴大秦国观察访问，返回时带着象牙，玳瑁之类回中国。从此，各族商人携带丝绸等物，赴西方各国与波斯、罗马等国进行交易。东汉初年（25—56年），光武帝（刘秀）一度采取了“重农轻商，裁抑商业"的政策。当时对外的商业交易除西域使者朝贡和中国出使官吏外，其他人不能自由输出商品。于是贪官污吏乘机经商捣卖。据《班氏遗书》卷二的《兰台集》所载：班固曾给他的弟弟班超（时驻西域）的书信说：“窦侍中令载杂采七百匹，市月支马，苏合香。"又说“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厉（即毛毯）十余张，白素（即白娟）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由这些资料里可以看出，当时被限制的是普通商贾。而使臣官吏们独有长途贩运和实物交换商品的特权。西汉中晚期和东汉初期，河西张掖一带的物价，根据《居延汉简》释卷二、三册的记载：
黄缎丝一斤，直（即值）三百五十（钱）。
结絮二斤八两，四百。
绡丝二斤，直四百三十四。
缥一匹，直八百（汉代四丈为一匹）。
素一丈六尺，直二百六十八。
帛二丈五尺，直五百。
任城国亢父缣一定，幅宽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
广汉八稷布二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
九稷布三匹，直千。
梁粟一石，直一百一十。
大麦一石，一百一十。（一石约合今二市斗）。
谷一石，三十五。
稼一石，一百二十。
羊一只，九百。
肉百斤，七百。
脂（油）十斤，一百七十。
剑一，七百。
刺马刀一，七千。
铜铫一，五十。
马，直十千。
用马五匹，二万。
用牛二，直五千。
牛车二辆，四千。
轺（音摇，即小马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
小奴二人，直三万。
小婢一人，二万。
从以上《居延汉简》中所记载的物价，不仅说明汉代张掖的商业经济形态，也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把人当作商品买卖的情况。总的说来，西汉时代，使臣和商人的往来，商品及货物的出入，无不是西域来的，或者自中国去的。而这一切，都必须要通过“咽喉之地"的张掖来集散。在海运尚未发达之际，张掖就成了中西陆路的大商埠。
第五节秦汉时期张掖经济开发的经验教训秦汉时期张掖经济的开发，其主要背景是当时的中原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因此，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经济活动，其开发的目的是为加强和巩固边防服务，着眼于军事。但就意义而言，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加强边防、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所实行和推广的屯田制度，虽为封建王朝对抗游牧部族的一种特殊办法，却对张掖扩展农垦区、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因秦汉时期的屯田是以军事需要为目的，屯田只是巩固边防的手段，它对张掖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张掖是河西走廊地带最宽敞的一段，出自祁连山的大小河流，在张掖境内淤积成了广阔的冲积洪积扇。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形成了天然的自然绿洲，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天然的优越条件。但由于秦汉时期因屯田而大面积伐木毁林（《居延汉简》中有“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关于秦汉西北屯田伐木毁林的记载），严重破坏了张掖的生态植被。且自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为加强边防巩固，都纷纷仿效秦汉的做法，导致张掖生态状况逐渐恶化，随之水旱失节，灾荒频发。时人贡禹（公元前127—公元前44年）曾因此指出：“砍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秦汉时期张掖开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第一，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张掖土质呈沙性，凝聚力较差，吸水性亦有限。因此，保持当地水土不流失，所种植物是其关键。秦汉时期不顾实际的掠夺性的开发，其后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张掖原有的生态环境。东汉时期，由于国家对西北控制力的减弱，张掖又成为诸多少数民族纷争的场所，加之生态破坏严重，气候变寒，使得原从内地迁徙至张掖屯田的移民纷纷内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减少，而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不断增多，生产方式发生了由农业到畜牧业的转变，这对当时已经形成规模的农业开发是一次极大的破坏。第二，秦汉在屯田时较为注意水利建设，修浚诸多沟渠，并打凿水井，利用便利的水利设施及井水发展灌溉农业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此类河渠水利在“居延汉简"中有十分翔实的记载。对水利的综合开发是秦汉时期张掖经济开发的一项重要成就，更是汉代张掖屯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