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
长安城内，未央宫中，汉武帝端坐在龙椅上。他正召见文武百官朝上议事。大将军卫青和博望侯张骞同出朝班，启奏：“请皇上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武帝望着两位爱卿，若有所思：27年前，张骞受命率百人之众去西域，以“断匈奴右臂”，13年后，仅有二人幸存归来。从那时起，卫青领衔率汉家铁骑，在千里河西走廊上与匈奴博杀，终于将那强悍的游牧民族赶出漠北。如今，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归附。胡商客贩，日奔塞下，丝绸之路，已经“凿空”西域。但是，西域并不稳固，匈奴也仅仅是逃窜而已。连接西域和京城的河西走廊确实不可掉以轻心。想到这里，汉武帝欣慰地点头道：“准奏。”这一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现在中国西部河西走廊的版图上。同时，在敦煌以西，建玉门关、阳关，南北相对而踞。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上“列四郡、据两关。”从此，载入中华史册。
2000多年过去了，汉西走廊上“四郡、两关”的名称依旧未变。我们在酒泉登上嘉峪关城楼，西望关外，平沙莽莽的戈壁上，逶迤起伏的祁连山与大漠的苍茫和浩渺融为一体，夕阳如血，一直燃烧到天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中意境在书斋中是无法感受到的。关楼上，秋风平静地吹拂着，既没有悲咽的箫声吹起，也不闻悲壮的战鼓擂动。但是，只要秋风吹起，我便感受到大漠在它的伴奏下，在吟唱一首首苍凉悲歌。因为，眼前的万里关山曾经是狼烟四起、金戈铁马的征战之地。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是介于祁连山和马鬃山之间的狭长平地。每年夏天，祁连山上的积雪融化，为这一地区的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这里原本是匈奴人游牧的地方，后来匈奴人强盛起来，称霸于西域，开始问鼎于中原。此时，汉高祖刘邦刚刚平定天下，他回到故乡，宴请旧日亲友，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既表现了汉高祖霸业初成、志得意满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急需招揽人才、巩固边防的不安心情。因为他的西部邻居匈奴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原江山，汉高祖曾与匈奴人交过手，当年他率部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被围困在山西境内白登七天七夜，几乎丢了性命，史称“白登之困”。后来靠贿赂匈奴冒顿单于的夫人才得以脱身。此后，他被迫以公主下嫁的“和亲”政策维持与匈奴的关系。高祖死后，匈奴单于冒顿竟然写信给吕后求婚：“你丈夫死了，你也不好意思改嫁给臣下，那就嫁给我吧”。究竟是匈奴人的无知还是恶意侮辱大汉王朝？！然而吕后在匈奴的铁骑军威面前，也只好委屈地回答：“老寡妇是不祥之人，不足于奉单于”。
斗转星移，汉王朝忍辱负重，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到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成熟，雄姿英发的汉武帝发誓：“伐匈奴，洗祖先之耻”。他安排张骞去西域，寻求与大月氏国结盟以“断匈奴右臂”，他启用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帅，先后两次大规模征讨匈奴。汉军铁骑，长途奔袭，迂回陇西，摧毁匈奴中枢机构，缴获其祭天金人，匈奴被迫退出漠南后又连失祁连、焉支二山，“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悲伤的歌声回荡在匈奴人溃逃的队伍中。从此，这个汉王朝的心腹之患一蹶不振。
夕阳残照，从嘉峪关的城楼上向大漠深处不断延伸，它似乎在拉长我对当年那场血腥征战的思索。汉武帝雄才大略，运筹帷幄，终将河西走廊并入中华的版图。可是，征战在戈壁滩上，千里冰封、万里风沙之中的将士，他们的艰难困苦却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曾令匈奴闻之丧胆的霍去病，18岁参加征战，24岁竟英年早逝。汉武帝闻之非常痛惜。“去病真英才，可惜不能去病……”汉武帝命筑坟形状如祁连山，坟前置马踏匈奴石像，以表彰其功并传之子孙万代。其实，霍去病并非不能去病，而是因为战争之残酷，环境之恶劣，透支了他的生命。马踏匈奴，实现了汉武大帝的梦想；马踏匈奴，一将功成万骨枯。如今关前的平沙万里，已将当年征战将士的累累白骨掩盖得无影无踪。在当年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上，在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河西咽喉”处，拔地而起的是脚下的这座雄伟关城。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最大军事防御工程。它自身有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城墙上建有敌楼、箭楼、闸门楼等14座军事设施，重叠并守，森严壁垒。同时，它又与长城连为一体，构成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嘉峪关建成后，虽然屡有战事，经过征战实践检验，它不愧是固若金汤的天下第一雄关。明、清两代的皇帝倚托嘉裕关，在西部边陲的征战中，虽然进退自如，确保了关内国土的安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崛起，中华大地，“海防”、“疆防”，频频出现危机，尤其是清朝鸦片战争后，皇帝昏庸，国力衰退，嘉峪关外的西部疆土，已呈鞭长莫及之势。1841年的秋天，嘉峪关与一位朝廷的罪人，不期而遇，而驻守关城的官员则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予以接待。这位客人就是遭慈禧太后贬罚，发配新疆充军的林则徐。在夕阳的余晖中，林则徐登上关楼，眺望茫茫戈壁沙漠，回首禁烟过程中，丧权辱国的国贼当道，不禁百般感叹，守城官员趁势请林大人留下诗文墨宝，林则徐道：带罪之人岂敢。见此状，守城官员恭请林则徐参观嘉峪关最核心的城楼要塞，参观与山脊成45度角的“悬壁长城”。参观归来时已夜幕降临，星空下，关楼上的林则徐感慨万千，诗兴大发，他提笔留下著名诗篇：“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翰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嘉峪关有幸，它终于留下了民族英雄的诗文墨宝。
今天我们也有幸，踏着当年林大人的足迹，登临嘉峪关城楼。放眼远眺，长城似一条游龙，时隐时现，若续若断于浩瀚沙海中。望漠野苍茫，我仿佛听到阵阵秋风中那一声声号角的长鸣，仿佛看到残阳如血的戈壁上那一队队金戈铁马的方阵在向西挺进。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断历史的思绪。这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并且变得坚定起来：向西，走敦煌，出阳关。逶迤的祁连山在苍茫的大漠中正延伸着我如梦的风景。
（二）
公元366年，游方僧乐僔、法良结伴在敦煌寻佛问道。
时值盛夏。这天，虽然夕阳西下，但大漠的阵阵热浪似乎没有丝毫消退。两位游方僧迈着疲倦的步伐走到三危山下，他们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涅槃的境地了，索性坐在滚烫的黄沙上闭目颂经。静修之中，一阵大雨倾盆骤降。雨过天晴，两位僧人抬头望天，顿时，他们被眼前的影像惊呆了：三危山顶被覆盖在一片金光之中，祥云朵朵在金光中闪现，低沉的颂经声自云端传来，眼前到处是佛的微笑。“千佛现身”，他们马上想到《妙法莲华寺》中所说：“在佛的眉宇之间，射出一道光芒，照亮东方……”许久，他们从沉醉中醒来，急忙跪倒在三危山下，向佛礼拜。佛祖显灵，是在点化我们要在这里干什么呢？两位游方僧感叹、商议之后，决定在他们看到千佛现身的地方开凿石窟，塑佛真身，不仅纪念他们看到的景观，还要昭示后人在这里弘扬佛法。
两位游方僧大彻大悟了，原来他们寻佛问道的归宿就在这三危山下。于是，他们一边托钵乞讨，一边用手中的禅杖在崖面开始凿洞塑佛的劳作。几多岁月、几多艰难，两个洞窟由是而成，它们就是莫高窟中现编号为268和272的两个洞窟。从此，三危山峻峭的崖面上，出现了佛门弟子展示自己信仰追求的洞窟。后来人，前赴后继，这里终成莫高之窟。虽然后来人开凿的洞窟之宏大，塑造的佛像之豪华，都远远超过了乐僔和法良所建之窟。但是人们始终认为，后来人建窟之功德莫高于两位游方僧。莫高窟命名由此而来，虽然对这命名的由来，有不同的声音，我是赞成这一说法的。
莫高窟的开凿推动了敦煌佛学的空前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大唐盛世，这里寺庙林立，僧侣汇聚，空气中弥漫着佛香，颂经之声不绝于耳。位于古丝绸之路枢纽上的敦煌不仅是众多虔诚教佛徒心中的圣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莫高窟中的壁画忠实地记录了许多超越国家和民族差异，追求精神上共鸣的佛教故事。
一本《西游记》，中国人家喻户晓。说的是唐玄奘师徒四人，奉旨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是，敦煌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唐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使我们惊讶不已。原来唐僧当年是独自一人偷越国界，走出大唐的。
玄奘少年出家，青年时已名冠京城长安佛门。但是，他越是熟读佛典越是感到困惑，因为当时国内的佛典不足以解释佛教内部诸多派别的纷争。他听说天竺国那烂陀寺中有一部《瑜伽师地论》是各派经典的根本，决心西游取经，以释众惑。玄奘27岁那年正式上表朝廷，申请出国取经。但是，他没有获得批准，玄奘并不气馁，他一面抓紧学习梵语，一面耐心等待机会。后来，关中地区遇灾，为解决饥荒问题，朝廷发布敕令，京城中人可外出谋食。玄奘趁机混在灾民队伍中，离开长安去西天印度取经。
玄奘孤独一人，一边往西赶路，一边讲学弘法。他的活动引起了官方的关注。在河西走廊重镇凉州，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凉州都督接见了玄奘。见面寒暄之后，都督告诉玄奘：“朝廷有旨，为防止西突厥入侵，禁止内地人随意西行”。玄奘辩解道：“西天取经是弘扬佛法，教化百姓，贫僧不知为何不可？”都督语气更加坚决：“朝廷早有禁令，尤其对大师不宜网开一面，如果不听劝阻，只好派人礼送大师回京”。玄奘见多说无益，谢恩，闷闷不乐回到住宿的寺庙中。寺庙住持了解情况后表示，如果大师决心西行，愿意帮助潜出凉州城外。在住持两位徒弟的护送和帮助下，玄奘昼歇夜行，出凉州，过张掖，经酒泉，终于来到了敦煌附近的瓜州。玄奘谢过两位护送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再往西越过边关，便是西域。那里已不是唐朝的属地了。
此时的瓜州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前线，玄奘滞留了一个多月，没有机会出去。这时，凉州发出的追捕他的通牒已发到瓜州，通牒上有玄奘的画像和犯罪情况介绍。在一次盘查时，玄奘被一位当地官员认出：“大师违反朝廷法令”。官员向玄奘出示了通牒。玄奘悲愤交加，悲的是，西天取经的愿望又要落空；愤的是，一代高僧竟落得像罪犯一样被通缉的下场。悲愤之余，他平静地向这位官员说清了自己西天取经的目的和愿望，表示孤独西天取经，必有千难万阻，弘扬佛法国威，至死决心不变。也许真的是佛祖有灵，那位官员竟被感动了，他不但当即撕碎了手中的通牒，还为玄奘找了一位胡人向导，一路护送到玉门关。
玉门关附近已无居民，只有唐军驻守的峰火台，玄奘为了防止落入唐边关军人手中，仍然采取昼歇夜行的办法。然而，他的行踪还是被发现，在一次补充饮水时被巡逻军人发现，带到了烽火台。驻守的军官仰慕玄奘已久。当他问明情况后，面有难色地劝阻：“即使你能走出烽火台，前面是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再往前是几十个语言不通的小国和万仞雪山，大师孤身一人，恐怕是难以到达天竺国”。“贫僧早已以身许佛，岂能因大漠、雪山阻隔而退却”。军官无奈，只好放行。临别为玄奘装满干粮，盛满清水，并叮嘱他前面有野马泉，要及时补充饮水才能走出沙漠。玄奘谢过军官，孤身踏入茫茫沙海。可是，他走进沙漠不久便迷失了方向，祸不单行，情急之中他又失手打翻了盛水的袋子，骄阳似火，将玄奘灸烤得唇焦舌裂。正当他奄奄一息、坐以待毙时，佛祖又一次显灵，他乘座的老马竟驮着他找到了水源。
走出沙漠，他来到高昌国。高昌国王崇尚佛教，他不仅盛情接待玄奘，请他讲经释法，而且要留下玄奘接受教化，甚至不惜动用无礼手段阻止他西行。玄奘无奈，只能以绝食抗议，一连三日国王亲自送餐，玄奘滴食不进。国王知不可留，向玄奘谢罪后，为他备足丰厚的银两，并且给沿途所经国国王各书一封信，请求关照。有了高昌国王的“优待”，他顺利通过了沿途小国，又历经七天翻越雪山之险，终于到达了天竺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住持是一位百岁高僧，他为这位从万里之外、跋涉而来的大唐僧人的精诚所感动，收其为徒，悉心指点。玄奘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类佛典的精髓，并在各种辩经大会上展露风采，受到佛教各种派别的尊重。大乘佛教尊之为“大乘天神”，小乘佛教尊之为“解脱天神”。功成学就，玄奘取经目的已达到，他谢绝了天竺国地方官员和众僧侣的苦苦挽留，决定返回大唐。当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大量的经书回到于阗后，被于阗国王留住。但他为自己偷渡者的身份担忧，于是，把自己偷渡出国的经历和驮经书的大象已死、经书无法运送的情况写成表章，送往朝廷。他以一种试探的矛盾心情在于阗待命。
唐太宗接到奏章后，立刻表示热烈欢迎玄奘归国。唐贞观19年，玄奘回到了阔别20年的长安，皇太子李治和宰相房玄龄率数十万民众出城迎接，京城人民自行放假5天，庆祝西天取经的大师归来。此后，玄奘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专注于佛经翻译。当他译完《瑜伽师地论》后，年迈的唐太宗又一次接见了他，并欣然为《瑜伽师地论》作序：“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这就是敦煌壁画《唐僧取经图》记载的故事。
敦煌有佛缘，当佛光照亮三危山的时候，敦煌以佛陀博大的胸怀和灵气，迎来送往一个又一个取经传道的忠实佛徒，保存下一批又一批他们留下的经义，凝聚成博大精深的敦煌佛学。敦煌有佛缘，所以鸣沙山下状如新月的一湾清泉，历经三千年风沙肆虐，依然清澈柔美，秋波盈盈，从未干涸。敦，大也。煌，盛也。大而盛者而曰敦煌。
（三）
公元2001年9月7日，我们辞敦煌，欲西出阳关。
陪同的酒钢朋友和司机满脸困惑：“那墩墩山上的烽火台土包有啥看头”？我说：“西出阳关是一种历史和地理的感受，如果还有烽火台的遗迹可以凭吊，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其实，主人也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并没有反对的意思，主随客便，我们驱车去阳关。
车行途中，只见大漠茫茫，云山渺渺，穿行在空旷荒野中的汽车像沙漠中的野狐，带着几分野性。风在车后雷鸣，沙在车前延伸，风沙扬尘遮不断这西行古道上送别亲朋好友的那种难舍、无语的悲壮场面。自汉武帝“列四郡、踞两关”以后，有多少次，人们站在阳关前，把酒临风，揖手抱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因为唐朝诗人王维的那首《渭城曲》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了。后人又以此诗为主干，前后添加一些悲壮、渲染的词句，分三段配曲叠唱：霜夜与霜晨，遄行，遄行，长途越渡关津。历苦辛，历苦辛，历历苦辛宜自珍……。一曲《阳关三叠》使阳关成为千古绝唱之地。其实，阳关的知名度早在汉武帝之时就开始了，阳关、玉门关，南北相对而据，构成边陲两大要塞。它们是河西走廊向西的终点，又同是去西域的两个起点。从西汉开始的千年间，西去的丝绸之路有南北两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喀什，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地区称之为北道；出阳关，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越帕米尔高原向西直到伊朗称之为南道。两关雄踞，是古丝绸之路内地和西域的分野，只可惜两汉的文学家们没有在这里留下荡气回肠的华丽汉赋。也许，是直到唐朝，才真正实现了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而在汉朝，行走在这里的只是戍边军人和商贾、僧侣，文人不敢到此一游。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远远望见红色的沙土山上有一如城堡一般的烽火台。登临山顶后，方知这是一座汉代建筑的墩墩山烽火台，为古阳关了望敌情之地，号称“阳关耳目”。阳关所在之地，俗名红首山，从烽火台到红首山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中间有起伏不平的沙梁阻断。好在有当地的妇女牵马在此恭候，一番讨价还价后，我们骑上马儿在起伏的沙梁间奔跑。十来分钟后，便到达了红首山阳关遗址所在地。阳关所在的红首山，为何沙色呈朱红色？当地妇女解释这是当年将士打仗，血流成河染红的，她们说得很认真，因为他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都是这么说的。她们还告诉我们到这里心要诚，心诚可以捡到宝物。当地有人在这里捡到过金马驹，这也许是事实，因为当地人将红首山又称之为古董滩。1943年，有专家来此考古时发现，山丘、沙梁之间“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湮没，广阔不甚可考”。虽然，简单的《地方志》不可能详细记录下如烟的往事，断断续续的史料也包容不下两千年的岁月风尘。但是，天地钟情，墩墩山上依然留下了残破不全的烽火台。远远望去，更显得孤独、悲壮、沧桑。
于是，我们又策马回到了烽火台所在的墩墩山。站在烽火台下，举目远望，四周一览无余，大地静寂无声，惟有那灼人的骄阳将这空旷的戈壁、沙滩照耀得通体透亮。这亘古不变的太阳延伸着历史的时空，照亮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这里翻开一页页绚丽的历史画卷。
阳关以外，西汉时属于西域地界。关外的玉石、关内的丝绸，引发两地百姓产生美好的生活憧憬。从此，大漠上，苍穹下，响起了马队和骆驼的铃声。马队向西方去，马背上驮着东方的丝绸；骆驼从西方来，善贾的胡人怀揣着玉石、玛瑙向东去。因此，这条路，西方人称之为丝绸之路，东方人称之为玉石之路。事实上，这条小路远在阳关建成之前就已经悄然形成多年了。
随着商贾经贸规模的发展，随着互相了解领域的扩大，随着两地统治者成就霸业的力量积累，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万里戈壁，万里雄黄，万里沙场，万里征战，游牧的匈奴逃遁漠北，西域的小国臣服了汉朝，丝绸之路向更远方延伸，使中国与印度、直至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有了直接的交流。应运而生的阳关、玉门关，雄踞在丝绸之路上守护着它的安宁。为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平。阳关曾见证了多少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气：“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红首山上的黄沙，曾经被边关将士的热血染红，烽火台上的狼烟，曾经是中原父老、江南春闺的嘱托。长歌一曲“不破楼兰誓不还”，“纵死犹令侠骨香”，给撼天动地的汉唐气魄，增添了无限的回味。后来，阳关坍塌了，在清代，已成为“两关遗著址”。但是它废墟上的烽火台，看到了西出阳关的乾隆大帝的身影，看到了左宗棠西征的大军，64岁的左老将军在清廷“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中，坚持收复新疆。为此，他抬棺西行，从沙俄手中收复新疆，又一次奏响“壮士高歌入汉关”的国家统一主旋律，为后人留下了“左公柳”的精神。
战争与和平曾经多次在阳关内外演绎，从西汉到清朝，中原王朝对西域用武力征伐，主要是打击那些谋求地区霸权或图谋脱离中央控制的分裂势力。更多的时候，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交流是和平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和平与秩序是中原王朝处理与西域关系的政治目标。
自张骞“凿穿”西域后，中原赴西域的使者西出阳关，一批又一批“相望于道”，他们率着马队，负着行囊，踏破大漠的宁静，将中国的丝绸、漆器、药材，中国的四大发明，一路向西传送，使丝绸之路形成空前的繁荣状况，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通过丝绸之路，大量的西方新奇植物品种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葱蒜（大葱、大蒜）、胡瓜、葡萄、石榴等许多我们认为是中国传统植物品种，其实最早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除了农植物，骆驼、狮子、中亚名马也是由西域输送到中国的。如果说跋涉于丝绸之路上不畏风险和艰难困苦的商人主要是因为商业利润驱使而为，那么，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传播者则是因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胡僧鸠摩罗什、中国高僧玄奘，从“西天”携带大量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在中国内地迅速传播，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和平、文化与商贸、友谊与求索，阳关目睹了丝绸之路上这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它也是绚丽画卷中浓彩重墨的一笔。
为我们牵马的当地妇女要去恭候新的游人，她们挥手与我们告别：“你们已经走出了阳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你们会有好运的！”这些为谋生计、在墩墩山上接待游人的“野导”们，长年被风沙吹扫，皮肤粗糙，面庞黝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她们是一些平凡的、被史学家忽略不计的小人物。然而，她们和那些被历史庄严记载下的大人物一样，都同样地是在命运的驱使下，以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生追求，进出阳关。生命的历程不会相同，生命的归宿是共同的。戈壁滩上的阳关遗迹绝不是静寂无垠的荒原，而是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叹。阳光照耀下残缺的烽火台于沧桑、肃穆之中，不断升腾起一缕缕山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历史氛围，获得一种博大的精神慰籍。同时，油然产生一种淡泊的心态、一种超然的思想。这便是阳关，这便是西出阳关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