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太太
祖太太说来是我家寿数最长的人，她活了近一百岁。然而人问她的年龄的时候，她总是说自己已经八十四岁了，该无常了，就是不无常，她也没有办法。问的人有时候会和老人开玩笑说，我前年问过你，你也是这个话，说你八十四了。问的人料定祖太太因此会有些不好意思的，老人的不好意思和孩子的一样，人们是爱看这个的，就等着看祖太太怎么回答，祖太太一点窘迫的样子都没有，她认真地听着，她的耳朵竟然还不错的，听完了，就说，就是，满八十四了，还不死，不死也没办法，死也不是硬死的。祖太太后来总是有些自说自话的意思，与人没有交流，而且老人家后来是有些糊涂了，譬如家里来了客人，给客人做了饭端上来，那只有祖太太才能陪着客人同吃的，然而客人走了，祖太太却会责问家里人，为什么不给她饭吃。回答说，你刚刚陪客人吃过了啊。祖太太是很不高兴的，说我咋可能陪客人吃饭呢，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吧？有时候她也会悄悄地问大姑姑，十二岁的大姑姑就是做饭的人，大姑姑经名叫锁锁，她问大姑姑说，锁锁，我今儿吃饭了么？我记着没吃，又记着吃了。父亲说，祖太太虽然寿高，却实在是没享到什么福，可以说把罪受了。饿也挨了，冻也挨了。那时候的人是烧不起炭的，都是去山里找干柴来烧。干柴易燃，但很快就会烧尽。填炕主要依靠牲口粪，牲口粪从生产队的饲养院儿里来，饲养院儿的牲口粪全村人家轮着扫，一月才能轮到一次，即使俭省着用，也最多用到十天左右，余剩的那些时间就得靠自己去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三个姑姑和小叔伙盖一条薄被，互相挤紧着取暖，父亲则是去饲养院儿的驴槽里睡觉，驴槽里有牲口吃剩的夜草，能隔寒气的。祖太太冻得没有办法，喊一个姑姑来和她睡，但是没有哪个姑姑愿意和她睡。祖太太盖一条褥子，那褥子已不能盖住十五岁的父亲了，父亲盖住头就会露出脚来。但是祖太太却可以完全睡在这褥子下面，人老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皱缩了，论身量九十多岁的祖太太和十二岁的大姑差不多。父亲说听说祖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高个子。这样前后比较一下真是可怕的。祖太太的办法是蒙头睡觉，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褥子里。这样，嘴里出来的热气就不会散掉，也是有一些作用的。大姑姑们是容易睡着的，先是冻得睡不着，然而一旦睡着也就觉不得冻了。祖太太却是瞌睡少，夜里苦于睡不着，夜很深了她还喊着大姑姑来和她睡，嘟嘟哝哝地说许多话，那时候大姑姑她们已经睡得深沉了。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过的这日子。
对于祖太太，父亲的日记里有许多回忆。父亲说祖太太年轻的时候，也是远近闻名的人。闻名在两个方面，一来祖太太是一个土医生，她的一些土方子花钱少（几乎就不花什么钱），还管用。尤其善于接生。常常有人远路风尘的驮祖太太去给接生。连甘肃靖远的陈占海也打听到了这一点，他的女人高龄难产，他就从靖远赶来，用骡子驮祖太太去给接生，当然是母子平安，陈占海两口子还认祖太太做了干妈，这情节我已经在别的文章里写过了。因为有这样的手段，祖太太年轻时家里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接一个生，总会得到一些粮油什么的。祖太太的另一个手段是摞粮垛。说来有些匪夷所思，摞粮垛应该是男人的活计，但是祖太太的摞粮垛可称一绝。那时候我家的地是不少的，解放后土改的时候，我家充公的土地达一百七十亩，算算粮食应该是不少的。每年粮食下来运到场上，摞粮垛的事就落在了祖太太的头上。父亲说祖太太摞出来的粮垛有一个小山大，而且浑圆密实，风雨难侵。父亲说有人做过实验，让骡子去吃祖太太摞过的粮垛，骡子干着急撕不开。祖太太摞出的粮垛结实到如此程度，男人们也是比不上的。摞粮垛原本就是个技术活，都说祖太太把纳鞋底绣花的功夫用在了摞粮垛上。祖太太摞粮垛的时候，祖太爷是很得意的，搬一把椅子坐在一边喝着茶，看他的老婆在高高的粮垛上显身手。人们的种种玩笑话让祖太爷很是受用。祖太爷的力量是很好的。他就吃亏在了力量好上。顺德的粮贩子到我家来买粮食，他们年年都来的，算是老交往了，祖太爷力量好，就常常给他们帮一些忙，帮他们把粮口袋搭到骡背上。祖太爷可以轻松地把一口袋粮食放妥在骡背上，两个顺德客都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使祖太爷有些得意，也因此多干了不少活计。一次他往骡背上搭粮袋时不知怎么惹恼了骡子，甩出一蹄子，正踢中祖太爷的头部，祖太爷就是这么去世了的。祖太爷去世的时候不足四十岁，也就是说祖太爷去世后，祖太太在这人世间又活了六十年。
父亲说他三五岁的时候，记得祖太太还在县城的西门那里开过杂货铺，父亲记得其中除了油盐酱醋外，还有煤油、白口布、针头线脑等等，也还有一些筛子箩儿一类的家常用具。铺面有三间大小，两间作店铺，一间用木板隔开，靠窗盘有一面土炕，供父亲和祖太太睡觉休息用。父亲还记得临门有一张单人床，这也是有专用，韭菜坪拱北有人来县上办事，就住在这里。父亲说祖太太之所以到县城开铺子，不是为了挣钱，而是生了太太和奶奶的气。太太就是爷爷的母亲，在我就叫太太了。我们这里就这样的称呼。祖太太为什么要生太太和奶奶的气呢？原因也是有的。我家历来人丁不旺，到爷爷这一辈倒是生下不少儿女来，然而只生不存，父亲的好几个哥哥姐姐都夭折了，这是容易引起恐慌的。细究原因，太太和奶奶找出来的原因是，这几个孩子生下来，都归祖太太带着操心着，祖太太于这一点也是很上心，而且仗着自己是个土医生，不要其他人多染指孩子。结果是一个个却没掉了。商量的结果是，再生下孩子来，不给祖太太带了。生下父亲后，为了躲避祖太太，奶奶到娘家坐月子去了。这让祖太太很不高兴。她还是想方设法的来操这个心，给父亲做尿布子，做虎头帽子。奶奶坐完月子只好又回来，娘家不是常待的地方。于是家里人只要稍不注意，祖太太就得手了，抱着父亲到村子里串门子去了。一去就不见回来，你辛苦找也不容易找见。后来为了把父亲带牢在自己身边，祖太太就去县上开铺子了，把父亲带去她的铺子里了。店铺里有一些好吃的，父亲自然是乐于跟着祖太太的。父亲还说到祖太太对于教门的虔诚，把拱北上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因此才在自己家里备一张床，供拱北上来人用。每次拱北上来人，祖太太都要把店铺里的东西装一些让带回去。那时候的拱北上还有田产的，有几处果园，父亲记得祖太太带了他，还去果园的一个简易房里住过大半年时间，是帮着拱北上照看果园。果园里的果子，父亲是可以吃的，祖太太却不吃，她也有她的一套道理的，说小娃娃犯罪能得到饶恕，像她这样的老婆子干罪行歹，就不会得到饶恕了。吃拱北上的几个果子也是干罪行歹么？但是父亲说，她记得祖太太从不吃果园的果子，掉到地上的果子她捡起来，装在一个布袋子里，积满一袋，就让拱北上来的人拿去。祖太太态度强硬着要带父亲，太太奶奶也拿她没办法的，后来看父亲成长得健康、机灵，悬着的心也便渐渐放下来。
父亲说，其实祖太太可算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有过不短时间的好日子。她后来过的日子和她年轻时比较，可谓天上地下。我家的光阴是解放后才败落下去的，并非不善经营，而是大气候如此。解放初期，我家还有地一百七十亩，后来一分为二，一百亩充公给生产队，七十亩因为挨近着县城，充公到城关队去了。说来可都是好地。后来城关队的地里很多麻钱，尤其大风过后地上就会显出不少麻钱，父亲他们去捡麻钱，给同去捡麻钱的娃娃吹嘘说，这以前可是我们的地。地充公了，然而家里也还有些存粮。正是祖太太，眼看形势不利，就偷偷地在夜里挖窖，把粮食存入去以备不测。祖太太在院子里挖了许多小窖。过了不久，果然风声紧起来，又有了一个新政策，要各家把粮食献出来，刚开始鼓动自愿捐献，很快就来硬的了，队长拿着一把镢头，挨家搜起来，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用镢头敲着试，若是有空洞声，就说明下面有窖，于是就用手里的镢头挖起来。在我家敲出的空洞声最多。邻居的孩子揭发说，不但院子里有粮窖，墙下面也有的。果然在一些墙下面也挖出粮窖来。队长高兴得很，夸祖太太说，这一次，你们的贡献就大了，这些粮食是要送到朝鲜的啊。当时全队挖出了三大车半粮食，其中我家就占了两大车。公家把粮收去，每斤以九分钱计，付给我家人民币七百块。还把祖太太作为献粮模范请到县上去游行。有不少装粮的大车在街上游行，每辆大车都由三匹鼻戴红花的骡马拉着，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个献粮模范，也是胸戴大红花。祖太太就戴着大红花，坐在从我家挖出的粮食上，就那样游过来游过去，在街上游了好几个来回。祖太太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游到后来，竟在那么一个喜气、热闹的场合睡着了。
我快要出生时祖太太还活着，那时候太太、奶奶都已经归真多年了。祖太太对我的来世兴味十足，天天要检查母亲的肚子，埋怨母亲不快点生下来给她看看。父亲说祖太太盼母亲早日生下我来，也有着一个私心，父亲说，祖太太的这个私心，应该说是很重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说法，人大都罪孽深重，死后是要被拷问受打算的，祖太太当然是信之甚笃。然而也还有着一个说法，说人如果高寿，以至于见到了自己的第四辈后人，那么就会得到放舍，不再受拷问和打算，我不正是祖太太的第四辈后人么？祖太太盼我落生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她又是那么的喜欢孩子。祖太太不忘自己土医生的身份，有时候会在母亲的肚子上捏摸捏摸，捏摸得母亲有些痛。一边祖太太就开始给我做小被子了。那时候正是举国过苦日子的时候，没整片的布做小被子的，祖太太由大姑姑背了去村里串门，这家讨一片布，那家讨一片布，把这些布片拼在一起给我做小被子。她给母亲说，一定是个儿子，她一摸就摸来了，说得母亲和父亲都很高兴。她催母亲快一点，她好给接生。但是祖太太没有给我接上生。我生下来时，祖太太归真已经二十多天，快一个月了。我还算早生，按母亲的说法，是不够月就生了下来，母亲只怀了我八个月就生我下来，母亲说这也是我瘦小体弱的一个原因。但是听母亲偷偷地和人说过，我不够月生下来，有些蹊跷，是不是土医生祖太太做了什么手脚？她一直都盼着进天堂的，母亲记起了祖太太常常给她揉肚子的事。母亲说祖太太用小布片拼成的那个小褥子很结实耐用，后来不仅是我用过，我的弟弟、妹妹都用过，可惜现在没有了，不然可以让我们亲眼见见祖太太的针线活儿。母亲说祖太太即使快一百岁了，针线活儿还是比较讲究的。
太太
我把爷爷的母亲叫太太。太太和奶奶归真在同一年，享年七十余岁。父亲说，太太是把罪受了，举一个例子可以为证，父亲说，太太一条被子盖了四十年，补得看不出原来的被面是啥样子了，到后来一条被子重得提不动、叠不成。
就父亲的日记所记来看，太太算是一个苦命人，原本以为是从乡里嫁到了城里，从穷家嫁到了富家，看来是好命，是有福之人，哪里想到，刚好相反。我家八十年前还在县城的，后来不得已才来到了现在所住的地方。现在的地方叫三岔河，原本是太太的娘家，太太走投无路，才投奔到娘家来。说投奔无路，也是有些言过其实，其实那时候太太如果是忍让、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太爷及他的小老婆一同过下去，日子也不会苦到后来的那个程度的。说来还是性格使然。太太的性格是有些倔的。
太太长相出众，针线茶饭也好，这也是她能嫁到县城，并嫁给太爷的原因。太太嫁来我家的时候，我家的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田地而外，也还在县上开有几家店铺。这就使太爷沾了些不良习气，后来竟从大教里娶了一个小老婆来。我们这里曾经把汉人称大教里人。其实那样的时代，娶妾养小虽经革命影响，受到些冲击，然而也还有的，没有人会以为这是不得了的事。然而太太以为这就是不得了的事。她不和太爷过了，让太爷和她的小老婆去过，她竟带着爷爷来三岔河来投奔娘家人了。除了带走爷爷，太太没有从太爷那里再带出什么。想必太太的性格是愿意从太爷家带出爷爷的。直到爷爷快二十岁的时候，太爷在祖太太的张罗下才开始分家，城里的店铺及院落留归己用，田地都分给了爷爷和太太。太爷的小老婆是细淑人，反正也不种庄稼的。我们把太爷的小老婆叫二太太。据父亲说，二太太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长得未必有太太好，然而洋气，有许多习惯做派也是太太所没有的，而且是即使学也学不会的。比如二太太就喜欢抽烟，抽烟的样子是很好看的。她来三岔河看过太太几次，太太却从没有去看过她一次。二太太把太太叫姐姐。好像她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太爷熟悉太太的性格，给祖太太说，就是把土地分给人家人家也不要的，你就不要乱操心吧。太爷所说的人家，就是指太太。但是太太接受了太爷分给的田地。也许事过多年，情绪上有所缓解，何况有爷爷在那里，不能意气用事的。这也正是太太厉害的地方。说真的太太过苦日子也是过怕了。太太的自尊，不但在太爷那里如此，在自己的娘家人面前也复如此。尽量地不麻烦娘家人。太太带着爷爷刚回娘家的时候，自己选择住在娘家的一个磨坊里，石磨在中间就占了不少空间，在里面盘了一面比磨盘大不了多少的火炕，娘儿俩就住在里面，没有门，白天犹可，晚上总要遮挡一下的，就用吃饭的桌子挡在门口，可见门也是很窄小的，而且饭桌也只能遮挡些许，从饭桌上看出去，能看到远处的山头和星星。那时候雨水足，草长得盛，夜里能听到风吹得长草响个不停。那时候也多狼，太太和爷爷有几次就看见狼从门前面跑过去，那样的一个饭桌搁在门上，能拦挡个什么呢？好在狼只是在门前跑过而已。刚开始太太态度坚决，作出和太爷一刀两断，再无关联的样子。不但是自己不接受太爷的东西，也不让爷爷接受太爷的东西。太爷知道太太的性格，也不给。三岔河虽说是乡下，距县城却是不远的，可谓县城近郊。就是这样近的距离，爷爷和太爷父子之间，有好几年没见一面。这当然是太太做了限制的原因。但是隔一段时间，太太会带着爷爷去看祖太太，祖太太那时候喜欢住在店铺里。这便好，太太可以不去太爷家，又可以看到祖太太。
父亲说爷爷生前讲过一段往事，给他深刻的记忆，爷爷说他和太太去铺子里看祖太太，太太说，妈，我如今是李家的女子了，不是田家的媳妇了，你原谅着。太太姓李。这样的一说时，太太好像是忽然间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这当然是铺子里没有人的时候。祖太太也哭，哭着让太太不要这样说，说你还是田家的媳妇么咋能不是呢。祖太太也给太太道歉说，儿大不由娘，她也是拿太爷没办法。其实祖太太在这个事情上生太爷的气，同时也生太太的气，而且生太太的气更甚一些，这算个啥大不了的事呢？丈夫娶个小老婆女人就容不下，就离开，还带走儿子，怎么能这样的做女人？男人娶小人不笑话，但是女人丢下男人不管了人才笑话呢啊。祖太太觉得太太的负气离开让我们田家丢尽了面子。不知道祖太太和太太之间有过一些交涉和商量没有，在外人看来，她们之间的关系也还不错的，依然是婆媳关系，太太虽然离开了太爷，但是并没有寻人别嫁，太太就这样守了大半辈子活寡，过掉了自己的一生。爷爷给父亲讲太太说给祖太太的那句话时，和太太的大放悲声一样，爷爷也禁不住落下泪来，使父亲铭记难忘，爷爷是很少流眼泪的。太太带着爷爷去铺子里看祖太太，告别的时候，祖太太总要给东西，这让太太很为难。爷爷说太太说出那样绝情的话来，实际上就是提醒祖太太，不要再给东西了。祖太太急得要哭了，说这不是萨迪（太爷的经名）的东西，这是我在铺子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挣下的，你咋能不让我给我的孙子东西呢？祖太太哭着说话的样子很可怕，把爷爷都吓哭了。太太对祖太太的孝顺有目共睹，祖太太的鞋袜首帕都是太太一手包了来做。到手头有了田地日子好过些时，太太常常蒸馍馍烙锅盔给祖太太送去，不是爷爷去送，而是她带着爷爷亲自去送。在祖太太一方，只要是太太送来的东西，不论吃的穿的，她都是乐呵呵的照单全收。父亲分析说祖太太并不是喜欢这些送来的东西，而是以此维系着她和媳妇孙子之间的关系。当然太太的针线茶饭无可挑剔，太太烙的锅盔，不黏不干，香气扑鼻，也正是祖太太最爱吃的。一家人就是这样别扭而又难舍地过了下来。太爷过世后，祖太太把老院及店铺都丢给了二太太，自己拐着一双小脚来投奔她的乡下媳妇了，这已是后话了，按下不提。
太爷分给爷爷的田地，爷爷前后种了有十多年，这算是有益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这些田地也惯出了爷爷的坏毛病，使他习惯于过手头宽展的日子了，因此解放后土地充公，爷爷就有大势去了的感觉，手头的紧巴也让爷爷感觉不适应，他对入社吃大锅饭一类不热心，而是偷偷地做起生意来。爷爷想着地没收了，粮食也给挖去了，队里也许会感念这些方面，对他网开一面吧。这就是爷爷的传统思想了，队里不仅无所感念，而且视他为异类，常常给他小鞋子穿。一不做二不休，爷爷心一狠，干脆离开村子去做生意了，队里派出人去抓爷爷，却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爷爷的顶风做生意，让他的母亲提悬着心放不下来。儿大不由娘，太太于此也体会出一些了。太太常常烧洋芋给爷爷吃，爷爷很喜欢吃太太的烧洋芋，吃了多少年吃不够。太太常常烧好洋芋等爷爷回来吃，然而爷爷一年半载才能偷偷回来上一次。
终于爷爷被抓获了，判刑十年。爷爷在号子里关了三个月才判刑的。那三个月，太太天天在号子门外蹲守着，喊着爷爷的名字。不知道爷爷听得到么。她还认识了临近着号子的一家人，说了下情话，在那家给爷爷做饭吃，做好饭她就提到号子里去，她常常会多做一些，而且把饭做得很香，让管教也吃上些。不知道管教吃了没有，反正太太每次提给爷爷的饭，爷爷一个人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她除了给爷爷做饭，在号子后面喊爷爷的名字，就再也帮不上爷爷什么忙了。到爷爷判刑离开号子的时候，太太已经是往号子里跑习惯了，这一条路她已经是熟悉了。爷爷刚离开号子的那几天，太太还是会到号子那里去，好像还不能相信爷爷已经离开了似的，她会坐在号子后面的老城墙上，喊着爷爷的名字哭上一整天，日头要落的时候她才下了城墙，一路哭着回家去。
爷爷后来被押送到银川去劳改。爷爷去劳改不久太太就归真了。她在一月之间接连害了两次大病，好像自己清楚已不久于人世，就秘密地把父亲叫到身边，给年仅十四岁的父亲交代了一些事情。她说家里还有一些银圆，还有一点金子，是她这些年的私房钱，在哪里哪里藏着，让父亲不要用，等爷爷劳改回来，交给爷爷。那时候奶奶已经归真了，家里另有一个老人就是祖太太，但是父亲守口如瓶，没有把太太说给他的话透露给祖太太。
太太很快就无常了。算来太太守寡孤过有五十多年。家里竟然穷到无钱来抬埋太太。父亲就到队里去借钱。费了些周折，借到人民币十五元。回族人送葬，要给前来送葬的人出散乜帖的。但是统共才这么点钱，还要给亡人扯卡番（裹缠遗体的白布，一般为丈六左右），一个人能散多少乜帖呢。好在前来送葬的人不多。父亲给每个人散了一角钱的乜帖，人们都是默默地接过乜帖，接过杜哇后，又把乜帖还回了父亲。父亲说太太真是命苦，四十年盖了一条被子不说，无常了连抬埋她的钱也没有。
十年劳改期满，爷爷从劳改队回来，十年之间，家里的三个老人已无常得一个不剩，爷爷几乎要疯掉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从一个废弃的蜂房里取出一些银圆和金子来。银元四百块，金子三两多，还有一把银簪子和一对沉甸甸的银手镯。这就是太太一辈子的私房钱，就是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父亲也没有拿出这些来。
爷爷很快拿这些东西还清了欠债。原来爷爷做了一场生意，为此劳改十年，不仅是没挣得什么钱，还欠了这么多债，这是让人想不通的。父亲说，其实那些账债，可还可不还，爷爷被抓的时候没收了身上所有，被没收的东西里有一部分是别人的，他们和爷爷搭伙做生意。原来爷爷还掉的，正是这样一些账债。
太爷
太爷归真于一九六二年，享年五十四岁。他喜欢听书。那时候县上有一个说书的地方，是一个叫司徒清的人张罗着搞起来的。司徒清，广东人，在我们这里任过几年县长，政声颇佳。后来又任夏县县长，对马鸿逵的暴政憎而又惧，上吊自杀了。这个人在我们这里有持久的名声，我也曾写过的。县上说书的地方，就是他任县长的时候搞起来的，名叫“惊堂屋”，县上许多不识字的人却熟悉西游、三国一类，正是从这里陆续听得的，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于把拉闲话叫做摆三国，可见源渊之深长。解放后这个书屋也还没有关门，断续又开了许多年，只是变化了招牌和内容，讲西游、三国一类外，更多讲一些新鲜事情。这里最有名的说书人叫刘习聪。老辈人没有不知道这个人的，称他刘说客子。九十年代中期，刘习聪的一对孙子孙女一个考上了清华，一个考上了北大，轰动一时，人们找原因时，就说，人家那是老知识分子的家庭嘛，这老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刘习聪。只是刘习聪那时候已不在人世了。闲话少说。太爷那时候就是这书屋里的常客，他不仅听，自己也登台说书的。太爷善说聊斋，说得活灵活现，让人毛骨悚然。解放后太爷多说一类不怕鬼的故事，也还是说得人心惊胆战，只是终了的时候，忽然揭示真相，让大家明了所说的其实不是鬼，只不过是知识欠缺，庸人自扰罢了。说到底，太爷还是喜欢说聊斋，只是迫于形势，稍稍改换了一下头面而已。我小时候从家里的旧木箱里翻出老古董似的一些书来，有《封神榜》《聊斋志异》等，密密麻麻的字看得人焦躁，想来正是太爷的老书吧，不知怎么流落到我家来了。这些书，后来也是不知所终。我父亲有说书的天分和喜好，看来是太爷在父亲身上有所遗传。太爷说来正是无常在了说书的地方，他正说一段什么故事，说得正投入时，太爷的眼神忽然有些僵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都想着太爷是不是忘词了，一个说书人怎么会忘词呢，忘了接着往下编嘛，太爷给大家把手木木地摆了摆就趴在了书桌上。等把太爷抬回家，太爷已经无常了，眼睛也睁着的，好像连他也困惑于自己的如此无常。现在看来，太爷可能得的是脑溢血。他讲得兴奋，好像又有头晕的毛病，得这个病是不奇怪的。大家对太爷的无常多所议论，说书的地方，可算是一个教化人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娱乐场所，三教九流，都可涉足其间，回族对这样的场所总还是有些轻薄的。都说太爷有这样一些一般回族人不大有的嗜好，说来是受了二太太的影响。二太太不是还抽烟么？谁见过女人抽烟的？听说太爷还给二太太点烟。二太太抽烟，太爷就未必不抽的。我们这里，老辈的回族人对抽烟喝酒还是侧目视之的，会以此评判人的道德品行。在说书的地方说说书犹可，无常在那里可就不好了。听说太爷还给二太太一个人说书，听见太爷在家里朗声说书，以为有多少人在听着，但是推门进去一看，听书的却只有一个二太太。这都让大家觉得有些过分了。
太爷归真的时候，爷爷正在兰州、上海一带跑着做生意，得到信息也不敢回来，那时候爷爷出门也还带着父亲的，就托人把父亲带回来参加太爷的葬礼。当然是没赶上。父亲回来时，太爷已经睡到土里了。二太太给了父亲一些药瓶瓶药盒盒，让父亲拿回去玩，使父亲印象深刻。那时候也没有别的玩具的。父亲对这个给我家带来重大变故的二太太，印象始终是好的。
解放后，太爷名下的店铺收归国有，祖太太到底不情愿和一个吸烟的儿媳妇生活在一起，何况她又来于大教里，有着多方面的不一致，加上铺子没有了，祖太太就到太太身边来了。太爷失了店铺的收入，生活一下子困顿下来。他又下不了什么苦的，听说他到邮局里给人代写过信，还种花卖过花，然而都是不大景气。好在他还有心境去说书。
父亲小的时候是见过太爷的。五三年五四年的时候，祖太太曾在县城的西门上开过一家店铺，店面不大，货却很杂，父亲记得，连笤帚也卖过的。祖太太一旦闲下来，就用麻绳盘紧着一个个笤帚把儿。那时候不是把太爷的店铺都没收了么？怎么祖太太又可以开店铺了呢？父亲好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祖太太开店铺的时候，父亲记得，太爷有时候会到铺子里来，吃过饭才会离去。父亲记得太爷吃黄米饭的样子，太爷一边吃，一边习惯性地把碗转着，这样就使碗里的米饭总是一个塔形样子，好像是用筷子特意修饰出来的，到后来，只剩了一口饭，竟然也还是塔的样子，吃掉这一个小塔，碗里就干干净净的，好像不必洗了。面饭犹可，黄米馓饭能吃出这个工夫，真是很不简单的。父亲说太爷，总之说来，是一个有条理的爱干净的人，也是一个会条理会干净的人。他中等个头，看起来却有修长感，脸上显得清秀安静，像一个知识分子，其实太爷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他的胡子不多，但是看起来恰到好处，好像再多几根或者少几根，都不适合他的这个脸型，也不适合整个他这个人似的。父亲还记得太爷走进铺子里来时好像总是没有声音，等你看到他时，他已经站在了铺子里。太爷进铺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鸡毛掸子掸椅子，掸过好几轮，连靠背和扶手一并掸过了，这才放心地坐下来。祖太太任着儿子这样掸椅子，也不多说什么。有时候太爷也会帮祖太太在铺子里做一点什么，也会帮着盘笤帚把儿。有时候会扫地，太爷扫地前必先给地上用汤瓶洒水。他扫得细致，有时就会从地上捡起一根针什么的。祖太太眼睛花了，即使地上有一根针她也看不清的。祖太太就要求太爷给针穿上线，别在窗边的墙上，或者别在窗纸上也可以，这样她用的时候就容易看见。父亲说太爷离开铺子的时候，他总是要趴在炕窗前看着他走远。那时候街面上的人是不多的。父亲记得他总是只看到太爷的背影越走越远，后来就拐进那条学校旁边的巷子看不见了。父亲说他不记得太爷和他这个当孙子的有过一次亲热。父亲有些情绪复杂地说，太爷好像有些看不起他这个乡下孙子。父亲说，他觉得太爷好像不是他的爷爷，而只是给他深刻印象的一个客人。听不少老年人讲，其实从长相和气质看，父亲是很像太爷的。
奶奶
爷爷去银川劳改只一年，奶奶就归真了。奶奶活了三十九年。父亲在日记里一再感慨说，奶奶到我们家里，实在是没享上一天福，受了一世界罪。
从爷爷和奶奶方面看，两人虽说是夫妻，却是聚少离多。爷爷在外面跑久了的原因，多少也是有些轻看奶奶。父亲说，爷爷有时候打奶奶很厉害，一次竟用秤砣把奶奶打得昏过去了，用冷水激活过来。太太吓坏了，用手不停地抚平着爷爷的胸口让爷爷不要怕，若是去抵命，那么她顶替爷爷去抵命吧。太太对奶奶也不是十分中意，认为奶奶的性子有些慢，不是个利落人。太太这是拿自己的长处要求奶奶呢。然而奶奶也不是逆来顺受，她也有着她的一套，和爷爷淘气后，她就开始怠工，不做饭，不填炕，不扫院，不缝不洗，原本这些可都是奶奶不声不响不紧不慢干着的，奶奶罢工后开始一心收拾自己，把脸洗干净，头梳齐整，首帕箍紧称，再穿上走亲戚时才穿的衣服，还在镜子面前照呀照，好像她是要离家出走。奶奶其实哪里也不去，费工夫打扮好自己，奶奶就拉开被子，蒙头睡觉，有时候能一气睡上两三天。奶奶的这一着，爷爷和太太都拿她没什么好办法的。
父亲说爷爷被抓获后，奶奶一下子老了许多，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开始掉头发，梳子梳一下，手抓一下，都会有不少头发跟着下来。簪子在头发里别不稳，都要掉下来了。看来奶奶对爷爷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父亲说真是运气好，给爷爷判刑那天，他和奶奶、大姑姑不知为什么事正好去县上，午后在街上走着，奶奶惦记着号子里的爷爷，想着买点什么给爷爷送去，那天是集日，人还算多的，正在街上走，忽然街面上有些骚动，人们纷纷闪开着让路，就见四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在前面开路，后面押着几个犯人，一共是三个犯人，爷爷就在其中，爷爷和另一个犯人合戴着一把铐子，埋着头走，好像什么也不愿看在眼里。大姑轻轻喊了一声，爷爷就看到他们了，给他们笑了一笑，又低下头去走路。很多的人跟了看热闹。奶奶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大姑，跟紧着人群，不停地从人缝里去看爷爷，好像她要是少看上一眼，爷爷就会消失了似的。和爷爷同铐的那个人要比爷爷胖大得多，看起来倒像是他在牵着爷爷走，两边跟紧着的武警不停地呵斥着，使爷爷他们连偏一下头也不敢。父亲记得那天刮着风，街面上给人的感觉乱糟糟的，人们都像丢了魂一样走着。到副食公司那里，人群停下来，就要在那里宣判。人们拥挤得厉害，都要争着把爷爷他们看到，奶奶拼命了一样挤进去，挤到前面去，父亲看见一个矮个子红胡子的人凶狠地看着奶奶，骂着她什么，大概奶奶踩到了他的脚，但奶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愤怒。大姑什么时候被挤丢了，只有父亲还牵在奶奶的手里。奶奶和父亲站在一个可以看到爷爷的地方，后面的人推搡得他们时刻都要跌倒。爷爷也看到了奶奶和父亲，爷爷的后面站着两个持枪的武警，使爷爷的脸不能动，他只能用眼睛费力地去看奶奶和父亲，他好像还在找大姑，脸上始终有着一丝神秘莫测的笑意。宣判开始了，原来那两个是盗窃犯，一个判七年，一个三年，三年的那个正是和爷爷铐在一起的胖子，他听到判了自己三年刑，不知为什么吐了一下舌头，好像在表示吃惊的样子。爷爷微闭着眼睛，等待审判的结果，脸上的笑意也还有的。父亲后来分析说，爷爷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爷爷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他一定想着两个盗窃犯才判了这么几年，盗窃犯于他人是有害的，爷爷却只是犯了国法，不伤及他人，他一定存有侥幸之心吧，因此当听到自己被判刑十年时，爷爷脸上的笑意没有了，脸色一下子白得像被风透了。父亲说他看到爷爷的脸变化得那么快，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块，很快地失掉着水分似的。宣判完把爷爷他们又带走了。爷爷好像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同铐的人低下头给他说着什么，爷爷才走开来，但是爷爷忽然不管武警们的管制了，他一边走，一边偏着头对奶奶和父亲说，好了，你们过你们的去吧。武警的呵斥声立即跟过来。人们又一路跟紧着爷爷他们去了，把父亲、奶奶他们丢下来，父亲这时候才看到奶奶的脸，奶奶的脸比爷爷好看不了多少。父亲就哭起来，同时看见大姑也哭着跑过来。奶奶没有哭，父亲说奶奶就像把魂丢了似的。一路上他们回家的时候，奶奶的脚步软软的，像一个睡梦中的人被谁牵着走那样。爷爷后来从劳改队回来后，有时还禁不住发牢骚说，和两个贼娃子给判在了一起。这看来是爷爷的一个心病。父亲说爷爷那天不顾武警拦阻，奋力喊出的那句话，要多沉痛就有多沉痛啊，那简短的话里，不知有多少意思在里面。父亲说爷爷边被那个胖大的人拖了走，边回头喊话的样子，就像刀子刻在了他心里，一想起来就宛然在眼前，一想起来就心痛难禁。
爷爷去劳改后奶奶就像是换了个人。她常常让大姑把她掉下来的头发去塞在墙缝里。她归真后大姑还找到那些头发看着忍不住哭。她不再是个慢性子人了，她几乎是跑着做活计。但是时不时就会心有所感，大放悲声。刚开始太太还有所不满，不允许奶奶那样哭，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而且在奶奶放声哭着时，她也忍不住悄悄地抹着眼泪。父亲说奶奶就是愁坏的累坏的，忽然就患了心口痛的病。自己说好着呢好着呢你们不要管我，痛起来气也喘不过来。太太喊着奶奶的小名警告奶奶说，你不疼你自个，你总还要疼你的几个娃娃吧。太太的意思是让奶奶不要太苦自己。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奶奶的病变那么迅疾，几乎不像事实，而是一个噩梦，一天下午，奶奶正提着一大桶水往伙房走，忽然水桶就掉在地上，跟着奶奶也倒了，桶里的水出来浸得她湿淋淋的。赶紧搀扶到伙房炕上去，奶奶气都出不匀了，还让太太赶紧给她把首帕箍好，奶奶好像在某种巨大的拦阻里抢着要说出她想说的话来，她给太太说，她不行了，丈夫见不上了，娃们要撇下了，两个老人命短着也侍候不上了，你们各活各的去吧。太太情急之下，失手打了奶奶一巴掌，让她好好的活着，不要这样子胡说，然而奶奶没有胡说，奶奶就这样仓促地离开了人世，好像那边也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在催着她一样。十四岁的父亲立在门槛边吓得大哭，但是奶奶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哭声了。
父亲在日记里还记到奶奶的一些事情。说奶奶好像是有预感一样，在他十二岁那年，就开始张罗着给他说媳妇，这也有点太早了吧，父亲还那么小。奶奶满庄子挑选着，看上了一个马家的女子。父亲说奶奶不知看上了那女子的什么，铁了心似的就要选定她当自己的儿媳妇，请媒人去说媒，请了几个媒人，终于定下了这门亲事。然而父亲自己却对这门亲事不大满意，故意和奶奶闹别扭。奶奶做了饭，他嫌饭里面有洋芋，不吃，让奶奶给他搛出来他才吃，可是洋芋已经糊在饭里面了，怎么能搛出来呢？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表示他不情愿这门婚事，让给他退掉去。父亲还装作有病的样子，装作发高烧，胡言乱语，奶奶摸他的头，不烧，然而奶奶还是吓得不轻。父亲还取得了太太的支持，更是有恃无恐，说要娶那个女子你娶去，不要给我娶，你娶来我就跑到新疆去呢。父亲跟爷爷出过远门的，父亲这样的话对奶奶还是有震慑力的。然而奶奶的性格里总有着坚定的一面，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她也是固执的。他不和父亲理论，反正父亲还小，有得是时间，先把事情定下来再说。奶奶看准的那个姑娘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奶奶把她喜欢得很，想方设法拿一些东西给她，讨她的欢心。奶奶怕母亲一方听到什么闲言碎语，让事情有所变化，她吓坏了，常常去串门献殷勤，按父亲的话说，奶奶简直是有些不顾尊严，巴结着外奶奶一家尤其是那个个头不高的碎女子。如今几十年如水流过，实践证明，我的奶奶真是有眼力。
爷爷
爷爷押去银川劳改前，先在固原的黑城子劳改农场关押过三个月。当时家里都以为爷爷就在黑城子劳改了。比较于后来的银川，黑城子自然是近便了许多，黑城子虽说隶属固原，却在固原和我县的交界处，离我家也就几十公里的路程，照父亲的说法，走也可以走到的。虽说爷爷不能从劳改农场出来，然而家里人却可以去看他。家里曾经计划过，先由父亲去黑城子看爷爷，然后是大姑二姑去，然后是太太和奶奶。祖太太和三姑就不去了，祖太太年纪太大了，三姑还太小。大家这样依次去看爷爷，既可以看到爷爷了却心愿，又不致耽搁了家里的活计。太太早早就为去看爷爷做准备了，吃的用的，都悄悄准备了一些，舍不得给父亲姑姑他们带去，她要等轮到她和奶奶去看爷爷时，亲自带着，亲手交给她的儿子。怎么去太太都已经筹划好了。那时候太太已年近古稀，走着去是不大可能的，就计划和队里借一头驴，自己骑着，让奶奶随跟着去。奶奶当然同意。奶奶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走百十公里路当然是不在话下，而且还是去看爷爷。老实说，太太几乎把驴都跟队长借好了。队里的牲口都是有名字的，队长大体上同意把二黑骟驴借给太太。父亲的日记里就写着二黑骟驴的名字。但是就在两个姑姑去黑城子看过爷爷不久，爷爷就转去银川劳改了。太太几乎接受不了这一变故，她把给爷爷准备好的东西摆开来看着，想哭都没个眼泪了。爷爷是喜欢吃太太的烧洋芋的，太太就给爷爷准备了一些烧洋芋，但是那些无法送到爷爷手里的烧洋芋已经像一些祭品。太太既不吐话让家里人吃，家里人好像也不愿意吃那些看起来很好吃的烧洋芋了。父亲说，总之这件事对太太的打击不小，她虽然忍耐着，但脾气还是坏起来，除了祖太太，太太给谁的脸色也不好看，她甚至给风匣发脾气，给煤油灯发脾气。在院子里听到太太拉风匣的声音，就会听得出太太的情绪是多么不好；她要点亮煤油灯时，手抖抖的点不着，或者是燃着的火柴头不能稳定在灯捻儿上，或者是火柴忽然地熄灭了，这就会让太太脾气很坏，脸在火柴熄灭的一瞬黯淡下来，像一抹浓重的阴影趁机浮上她的面孔。她就会一时不再点灯，就那样生了闷气一样坐着。这时候若是大姑要她手里的火柴点灯，太太会充耳不闻，把火柴拿得紧紧的。最终还是她自己点起灯来。这样地闷坐半天，再点灯时，太太的手就不会那样地颤抖了。颤抖着的手是不容易点亮灯盏的。太太也还会迁怒于奶奶，埋怨奶奶不催催她早日启程，若是早一天起身，现在不是已经回来了么？等什么呢？等到哪一天呢？现在倒好，等了个空结果。她不是早就跟队长把驴借好了么？说走马上就可以走的。太太迁怒于奶奶的不提醒不催促，好像奶奶当时只要一提醒，她马上就会骑上驴出发的。事实往往又未必如此。然而对于太太这样的埋怨，奶奶倒好像是乐于听的。实际上太太所埋怨的这些，一定也是奶奶时刻谴责自己的，奶奶只是不说罢了。错过机会，没有看上爷爷，奶奶的心里有多不好受，只有她自己知道吧。家里的三个老人，祖太太、太太、奶奶，自爷爷去劳改后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爷爷劳改回来时，她们都不在世上了。这样的一想，太太和奶奶当初没能在黑城子和爷爷见上一面，实在是很遗憾的。
父亲说要是当初找人说说，爷爷也是有可能留在黑城子的，因为和爷爷同在一起劳改的人，转往银川劳改的，为数不多。但是找谁去说呢？父亲当时才不过十三岁。
类似这样一些后话，实际都没必要多说。
父亲还说到自己的幸运，爷爷在黑城子的三个月间，父亲不仅去看过爷爷，而且去过两次，一次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一次是搭乘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去的。父亲的日记里还记着那个马车夫的名字。马车夫把鞭子交给父亲给他吆车，他自己坐在后面，用皮袄裹紧着自己，不停地打瞌睡。
去黑城子看爷爷的经历，父亲在日记里记了不少，然而关于爷爷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也许父亲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缘故吧。父亲说他第一次去黑城子劳改队，就见到一个难忘的情景，两个人，一个是有胡子的，一个没胡子，两人在争夺一个牲口拥脖，父亲在日记里把一个叫“胡子”，另一个叫“没胡子”，争夺得真是激烈，两个人都拼了老命似的，旁边的犯人们一边干自己的活计，一边感兴趣地看着他们。“胡子”干脆像牲口那样，把拥脖套在自己的脖子里，用两手把紧着，不让对手夺去。“没胡子”的力量要好一些，他也抓牢着拥脖，把“胡子”拖拉得东倒西歪，立足不稳，有几次几乎是要把“胡子”凌空甩起来。这是很有些危险的。但“胡子”似乎是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拥脖的。一边是两辆架子车，两头驴百无聊赖的立在车旁，眯着眼睛在沉思什么。这时候犯人们有了一些变化，好像一阵忽然的风吹进了树林一样。就见一个管教走了过来。两个争夺拥脖的人看到管教时，管教已经站在了他们身边，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他们。两个人立即罢了争夺，喘着气立在那里等训斥。好半天三个人都没有说什么。“胡子”依旧把紧着套在脖子里的拥脖，有些得势不饶人的样子，眼睛调皮地看向一边，两个手指不安地在拥脖上敲击着。“没胡子”则显出一种笨拙的委屈来，几乎要落泪了。看来拥脖原本是他的，被“胡子”抢去了。管教轻蔑地看着他们，忽然示意“胡子”把拥脖给自己，“胡子”忸怩着，有些舍不得的样子，但还是很快把拥脖给了管教。管教就把拥脖扔向很远的地方，又以特别的眼神盯着他们。两个人都躲闪管教的看，频频瞥向远处的拥脖，似乎在揣摩着其中的意思，管教就在这时候，忽然离开了，好像已经处理完了这个事情似的。“胡子”立即跑过去，捡起拥脖来，去套在一头驴的脖子里，然后很快地套好车，自己坐在车辕上，晃荡着腿脚远去了。管教回头看了一眼，像是并没有看清什么，就顾自走远了。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却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也不曾忘记。父亲的日记里还记到一个背草的老人。父亲说他先是看到一大捆草，自己缓缓地移动着，以为自己眼花了，仔细看时，才从大捆的草下面看到两只脚，好像那草捆为了移动，自己生出这样一双并不利索的脚来。那双贴紧着地皮移动的脚，使这硕大的草捆似乎成了一个很是奇特的生命，即使大天白日来看，也使人有些害怕，好似梦里所见。父亲跟着走了一段，终于走到前面去，看到了背草的人，父亲吃了一惊，竟是如此老迈的一个人背着这捆草在走，他几乎要被草捆压伏到地上，上身好像没有了，腿像被截去了一段那样，显得短促。他从草捆下面试图抬起头来看到父亲，然而父亲即使是一个孩子，他也看不到父亲的脸的。
父亲觉得他只是看到了自己的腰部。他的脸几乎在草捆下面看不清了，但是看到了他的胡子。只有头被割下来好多天的老山羊才会有那样的胡子。父亲立住脚，让他走过去。过去了老半天，那草捆也没有在父亲前面移出多远。父亲心里焦躁起来，这样一个草捆和这样一个背着它移动的老人，很容易成为噩梦的。父亲第二次去黑城子看爷爷时，爷爷正在和犯人们背土，把一个地方的土沿一个斜坡背到另一个地方去。其间的距离是不短的。背土的犯人很多，看来像一些蚂蚁。不到劳改队来时，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人犯了罪。犯人们服装统一，又干的是同样的活计，表面上看来大家都有些相像，但还是有一个人引起了父亲的注意。那是一个高个子的人，他背了土时，不像其他人那样梦游一样的走，他是跑起来，像在一个竞赛中，被助威声和喝彩声不停地催逼着似的。那么多的犯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奔跑着背土。土毕竟是不轻的，是重的，这就使他跑起来时样子有些奇怪，像一个皮影里的人那样。他背了土跑着，一边尽可能保持着速度，一边小心着不让背篼里的土颠出来。他一路超越着很多人，跑上斜坡去，倒了土，又忙不迭地跑回来，趁给他背篼里上土的机会，他用胳膊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他的个头是不低的，他就把腿弯曲到一个程度，好给上土的人以方便。他还要求把背篼给他上满，上得满满的，要溢出来了时，才能使他满意。有时候一锨土不小心就上到他的脖子里去了，他晃着头，好让土从头上、脖子里下来，但是因为满身是汗的缘故，一些土黏在身上下不来了。他热气腾腾的，就像是一个从泥浆里出来的人。他一路背着土跑过时，并不会影响到别人，他跑他的，大家还是背着各自背篼里的土，不紧不慢地走。父亲问过爷爷那个人为什么那样，爷爷摇摇头没说什么。爷爷自从劳改后，对很多事情都不愿多说什么，一直到劳改回来也还是这样。然而这个跑着背土的人显然成了父亲心里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十多年过去，风向大变，当父亲可以在县城摆布摊做生意时，又见到了这个人，他在市场门口摆着一个鞋摊，专事给人补鞋。胡子把他的脸都要遮没了。常常看见他在胡子遮掩着的嘴里咬着一个两个鞋钉，埋头给人很有兴趣地钉鞋。父亲说他要写这个人的传记是好写的，这个人前半生劳改，后半生给人补鞋，就这么一句话。一个不过补鞋为生的人，当时又是犯了什么法去劳改了呢？
爷爷去银川劳改后，父亲再去看爷爷，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来去一趟会花不少钱。父亲算过，那时候去银川看一趟爷爷，要花去三十到四十块钱。这是一个大数目。父亲一年去银川看爷爷一次，爷爷劳改十年，父亲看了爷爷十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每次去银川看爷爷，提前好几个月父亲就开始准备起来，一是准备给爷爷送些吃的，一是准备自己的往来费用。那时候光阴艰难，虽是一年看望爷爷一次，但仅凭我家，也是挪腾不出来多少吃食给爷爷的，都是亲戚邻里帮衬着，这家给一点，那家给一点，凑够一口袋，父亲就可以给爷爷送去了。父亲说，给远路上的人送食物，什么也不及莜麦炒面好，既可以长久存放，还耐实，解饿气，和压缩饼干差不多。后来亲戚邻里知道了这一点，就多拿炒面来托父亲带给爷爷。父亲说，那些年，实在是累害得亲戚邻里不轻。有些情谊几乎是还不上的。爷爷是太看重这些东家西家凑起来的炒面了，他精打细算，把父亲拿去的炒面分为若干等份，保证每天都可以吃一点，又可以一直吃到父亲再一次送炒面来。父亲说爷爷有一个拇指般大小的勺子，爷爷早上洗脸后吃三勺炒面，晚上临睡前吃两勺，十年如一日，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定量。筹措路费方面，父亲费尽了心思。为省钱计，父亲想过种种往来银川的方式，有好几次父亲是骑着自行车去看爷爷的。往来千余里，还捎着百多斤炒面、馍馍，这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想象。父亲骑自行车看一次爷爷，往来匆匆，需要约半个月时间。等到回来，父亲的屁股都给磨破了，祖太太就用蜂蜜调和了凡士林给他治着。父亲还经甘肃省靖远、白银一线到过银川，这一线的好处是可以坐火车，而火车比较于班车，要便宜一些的，不好处是耗时更多些。凡事都没有周全的，想省钱就得多花时间，就得耽搁一些活计，要给队里说许多下情话。其实父亲那时候只要筹措到去银川的路费就可以了，返回的路费爷爷已经给他准备好了，爷爷每月有两块五毛钱的津贴，爷爷就把这个钱省下来，积少成多，等父亲来时给他做路费。若是父亲辛苦一些，骑自行车往来，那么这一二十块津贴钱就不必花在路上，可以用在另外的方面，会起不少作用的。
爷爷十年劳改回来，带回了一些什么东西，已记不大清了，父亲的日记里，就此也无所涉及，可见当时爷爷带回的东西也并不多。虽说爷爷已出门十年，但毕竟是从劳改队回来的，能带回什么呢？爷爷自己能全身回来已经是福分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爷爷带回了一双筷子。当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双筷子，但是这双筷子是被爷爷用一根很结实的细线连在一起的。很少有一双筷子被联系得这么紧，很少有一双筷子能合作到这么久，爷爷在劳改队十年，朝朝暮暮，它们都陪伴着爷爷。他们跟爷爷回来的时候，已经像年老的人那样，变得短促了，大概只剩有原来的一半长。
父亲
奶奶归真后，父亲对奶奶给他说定的那个女子，态度上有了一些变化。父亲在日记里分析了自己的心理，觉得人心是乖张的，不可理喻的，总是要和对自己最好最亲的人过不去。父亲当时对那女子不大满意是一个方面；因着一种古怪的心理，要和奶奶做对，也是一个方面。一次父亲攀上一棵很高的榆树去，倒挂在一根树杈上，向奶奶示威，搞得全村子人都知道了，这让奶奶很丢面子，马家那面也开始有了动作，听说是另有媒人已上门去，他们要把女子给到哪里哪里去了。奶奶吓坏了，免不得又去马家做许多解释，说了不少下情话，好不容易把事情才稳住。父亲这样搞，对马家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父亲却觉得自己只是在给奶奶一些过不去而已。奶奶忽然就去世了，父亲饭碗里的洋芋再也没人给他往出搛了，倒吊在树上也不会有人再着慌了。父亲的心里有了很大的变化。暗中支持父亲的太太也改了口径，对那女子有了新的评价，说她除了个头小一些外，再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说，剩下的都是好了，机灵是没说的，长得嘛说不上太俊，也绝对不能说不好看的。太太说她一直没有仔细看过那女子，一天她装作去马家借箩儿，就仔细把那女子看了一下。人是要仔细看的，有的人，粗看还可以，一细看，就让你看出毛病来了，牙上的豁豁给你看出来了，脸上的麻子也给你看到了，有些人却相反，粗看也一般，细看就能看出不少好来。太太特意夸了那女子的眼睛和嘴，说是一看那眼睛，就知道娃娃是个善娃娃；一看那嘴，就知道娃娃是个言贵娃娃。女子娃言贵了好，多话不好，这是她的个老经验。太太说她当初之所以支持父亲，就是觉得那女子个子小了些，但是个子小了还往大里长呢嘛，那女子才有几岁，还正长着哩。父亲说，我看她再长也就长那么大了。太太为了消除自己在父亲心里造成的消极影响，给父亲讲了许多她的老经验，说骆驼大不大？吃草呢；豹子小不小？吃肉呢。万样一理，所以呢不在个子大小，在本事大小，在心好不好，再说她的个子也还不是太小嘛，要是个男人，是有些小了，女娃娃长那么大，也还可以的。父亲对那女子的不满好像倒不在个头大小，连他也说不清自己不满意她的什么。父亲跟着爷爷走南闯北做生意，见过另外一些女子，也许在父亲的心里起着作用吧。然而奶奶去世后不久，连半年也不到，给父亲讲老经验的太太也忽然一病不起，撒手归真了。这就使我家在转瞬之间好像换了一个家似的。当时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十四岁的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上午给队里犁地，下午给牲口找草，晚上去地里守庄稼，睡在野地里，就这样勉强能得个满工。十二岁的大姑也去参加队里的劳动，劳动整日可得半工，另外一家六口每日的两顿饭也由大姑来做。十岁的二姑，主要任务是带一岁半的叔叔，同时帮大姑做些农活和家务。四岁的小姑负责给一家人找烧头，或者去山里找柴草，或者捡拾牛粪驴粪等，听说小姑有时候一不做二不休，竟直接到队里的饲养院儿去偷牲口粪，饲养员看到她手忙脚乱自以为得计的样子，多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她了。这个饲养员，父亲在日记里也郑重地写到了他的名字，算是感戴着他的一样好处吧。还有个人就是祖太太，老人家还活着的，她也是不闲着，或者是去地里拾干洋芋，或者是去拾干蒿子，或是在村巷里转来转去，见到一点绳头拾回来，见到坏了一角的纽扣拾回来，见到一个扁扁的空火柴盒也拾回来。祖太太就这样在村里捡拾到不少东西，常常在墙根儿一边晒太阳，一边就郑重其事地盘点着，整理着。那时候祖太太已经九十多岁了，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专注又漠然，好像她只是一心在做自己的事，和这个世界没多少关系了似的。然而老人家还是为这个家在操心，譬如她捡回来的残纽扣，会出现在哪个姑姑的衣服上；她捡回来的火柴盒，又给派上用场了，打开来看，就会看到里面又装有几根火柴了，或者是装着一点新棉花什么的，总之凡捡回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在祖太太那里是无用的。
父亲说祖太太拾到过半截针，针眼不小，看来是纳鞋底用的，但是只余了少半截，祖太太就把它在自己捡来的石块上磨出针尖来，穿上线，常常在胸前别着，用时很方便就取下来。那样的针除了因短不好拿之外，对祖太太倒是合适的，它那么大的针眼，祖太太不必劳动哪个姑姑，自己就可以把线穿过针眼的。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父亲清楚，已只有别人弹嫌自己，自己是再无挑肥拣瘦的余地了。而且父亲那时候对于自己倒悬在树上的一类示威活动，倒是不安和后怕起来，害怕人家突然想起，害怕人家作为借口了断了这门亲事。人心是古怪的，奶奶去世后，父亲自己对这门原本反对的亲事忽然看重起来，好像原本以此反对奶奶的，现在倒是就要凭这个给奶奶一个报偿与安慰。父亲心里有了一个近乎坚决的念头，无论如何，就要找奶奶生前定下的这个女子做自己的妻子了，不存在第二个可选择的人了。有了这样的决定，父亲的心里就不安起来，时时担心有不好的消息从马家传来。说来也和我家当时的家境有关系吧，太太去世后，连送葬抬埋的钱也没有，是父亲去和队里借到十五块钱，这样一些事实都让父亲不安。尤其太太刚刚去世那些日子，父亲时时都等着从马家传来不利的讯息的。父亲还做过一个梦，马家背着他，把那个女子出嫁了，为了少有惊动，马家选择天没亮时就把女儿嫁了出去，让她骑在一头被打扮一新的驴上，由新女婿牵着，悄悄出村子去，但是父亲赶早拾粪，给挡个正着，父亲记得自己当时的心理是很古怪的，然而无话可说，他清楚驴上驮的正是那女子，这看都不用看，父亲想看清那个牵着驴的新女婿，却是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这个梦让父亲的心情坏透了。婚后他们还说起过这个梦。父亲说这梦的时候心理复杂，眼神特别，好像眼前的女人真的嫁过一次似的。
对父亲来说，这算是噩梦了。父亲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对这件婚约的担心，用了“命悬一线”的说法，我读到这里，不仅莞尔，看来父亲是有些用词不当，然而同时也反映了父亲的真实心情吧。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马家说话是算话的，话已出口，在自己这里就不好改了。那时候马家也就是我的外爷家，光阴要比我家好许多，给了父亲不少帮助。他们认定了父亲是他们的女婿娃时，就全力帮起父亲来，所谓帮父亲，也就是尽可能给父亲一些吃的。那时候这便是帮大忙了。父亲去队里劳动，给自家挣工分，吃饭的时候，却到外爷家去。那时候外爷家的街门口拴着一只大黑狗，很厉害，尤其是不喜欢父亲，父亲在门上一探头，它就带着缰绳腾跃起来，要吃掉父亲的样子。父亲就避开它，从外爷家的后院那里翻墙进来。吃了饭，父亲总之是有些拘谨、害羞，从不久留，吃完就走。给父亲端饭的是我的大姨，很少见到母亲。这就闹出事端来，后来大姨忽然有些喜欢父亲了。和母亲含蓄内敛的性格不同，大姨是大胆又直爽的，她不仅给父亲端饭，还自己动手给父亲烙馍馍。给父亲烙馍馍，大姨真是舍得花工夫，用心十足，用料也多，油放了多少啊，香豆子放了多少啊，一个馍馍，烙了多少层啊，吃掉一层还有一层啊。父亲日记里清楚地记着，说大姨给他烙的馍馍他真是没吃够，就是如今想起来好像也能闻到那个香味。大姨给父亲烙一个馍馍所花的清油和香豆子，外奶奶能烙出三个馍馍来。大姨好像和父亲之间有了默契，等大姨烙好馍馍，偷偷地拿出街门外时，父亲不早不迟正好从门前经过，于是顺手接过大姨递来的馍馍，一阵风似的走得不见了。大姨也快快地走回来，装作没事人的样子。然而事不过三，终于还是给母亲发现了。母亲表面上没有说什么，暗地里却有了主意。刚出锅的馍馍太烫，总须晾片刻的，大姨把烙好的馍馍晾在一个自以为很保险的地方，但是一天她揭去遮掩的东西，吃了一惊，只见原本好端端的馍馍已经给掰成了一堆零碎，这当然是不能做礼物送了。大姨知道这是谁干的，然而有苦说不出。那天到了约定时间，大姨没有出门去，而是躲在一个可以偷看到门外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满怀希望而来，落寞而去。父亲离去时候的神情使大姨心都碎了。多年之后大姨不幸得了一段时间的精神病，就把这些照实说了出来。现在大姨已不在世上了。父亲在日记里表示了对大姨的追念和感激，表达了对岁月流动不居的感慨。那时候，大姨也就十三四岁吧。大姨去世已经十五年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儿子生下来那天，正好大姨去世了。大姨虽则长相不如母亲，却是一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与大姨相比，母亲实在是含蓄的。母亲是自我约束自我纠缠的性格，心理冲突得很厉害，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所以母亲有时候会忽然地哭出来，实在忍不住了似的，这就表明母亲的心里实在是积聚了太多的东西。
当然母亲哭出来的时候是很少的。父亲在日记里大段落的记录了母亲，说首先一点是，很少见到这个人，父亲去她家吃饭，她会躲得不见踪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大姨曾不怀好意的对父亲说，母亲是个猫，从这个形容里看不出什么，但是从大姨的表情和声音里，可以得知大姨的这个形容对母亲是不利的。大姨学猫叫着，说母亲这个猫，你听见她叫着，你听见她在这里叫着，你循声过来，她却不在这里，在另一边呢。大姨认为母亲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和大姨把母亲称为猫不同，父亲在日记里把母亲称为老鼠，称自己为猫，说很少见到母亲，忽然不小心见到了时，母亲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慌张得厉害。父亲说在同一个村子里，虽然母亲处心积虑地躲着父亲，也总有躲不过的时候，有时候就在村巷里碰上了，母亲会显出很慌乱的样子来，若是离得远，远远地看见父亲，她立即就转身跑掉了，要是忽然从一条巷子里出来，两个人碰个正着，连父亲也会吓上一跳。这时候母亲再跑是来不及了，就转过身去，全身都显出一种不自在的、受围困的样子。虽然看不到她的正面，但是能感觉出，她的脸上正在出汗，她的辫子湿漉漉的发亮着，好像也在出汗。这时候即使是母亲脚边的几粒羊粪蛋，也会因切近着母亲而显得神情异样。父亲前后看一看，偏不走开去。他看得出母亲有些懊恼了，他甚至觉得母亲会转过身来骂他一顿，这倒也好。但是让母亲转过身来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母亲像终于下了一个决心似的，忽然就拿出一副勇毅的劲头来，负气一样走开去，母亲走得很快，像是边走边摆脱着无数烦乱的束缚和干扰似的，只要走出稍远些，母亲就会顺势跑起来，辫子在后面咻咻地跳荡着，像是给着母亲助力的同时也给着父亲一些警告。要是旁侧不远有一条巷道，这便给了母亲很大的方便和援助，母亲就可以很快逃进巷子里去不见影踪。一切来得突兀，余响不尽。父亲被丢在那里神情怅然。父亲也会因此懊恼起来。有时候父亲的脸上忽然会显出希冀来，他觉得母亲虽则跑进了旁边的巷子，然而并没有跑远，就在这巷子里的。这是一个直觉，那么真切，父亲几乎看到了母亲就在巷子里面靠墙站着。到底忍不住，就走过去看。然而巷子里空空的。母亲真的是跑掉了，只留下了那个看起来空幻的巷子。这让父亲的心里不是滋味。到后来不仅是母亲躲父亲，吃一堑长一智，后来连父亲也躲着母亲了，有时候父亲从一条巷子里出来，见母亲在前面远远的地方，父亲立即就退回到巷子里去，然而母亲是敏感的，她虽然并没有看得真切，但是好像是已经看到什么了，她有些慌张地向四下里看着，就像受惊的麻雀在即将飞起来的一瞬的样子。父亲并没有像母亲那样跑掉，父亲就躲在巷子里偷看母亲。父亲在日记里记到这一幕时，笔带深情和惆怅，父亲感慨过去了这么多年，然而母亲当时东张西望的样子、四下寻觅的样子，那么清晰，宛若昨日，好像只要现在走出门去，在村巷里还可将这一幕看到。但是父亲也感慨说，母亲当时的那一份灵动四顾与迷乱不安，现在是一丝也看不到了，那样一个心总是异样跳动，敏感到有些过分的小女孩，到今天，成了一个不为所动的老婆子了。
年轻人之间一些特别的心思和游戏，让大人们难知就里，徒生不安和担心。母亲如此的躲避着父亲，就让外爷爷外奶奶疑心起来，作为女娃娃，婚前不躲避女婿娃是不好的，还是躲一躲的好，自己显得自尊，旁人看着也好看，然而像母亲这样怕狼似的躲避，也就有些不好了，过分了，肯定有别的原因在里面。外爷外奶奶担心起来，是不是女子看不上女婿娃？女婿娃那样一个家境，是容易看不上的。然而又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外爷托付外奶奶，让她问问大姨，但是从大姨那里外奶奶却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外奶奶不明白大姨究竟是想说什么。大姨后来就说得直截了当了，说母亲并不是看不上谁，她就是不愿嫁到本村子里，她想出嫁到别的村子里去呢。这让外爷爷外奶奶大吃一惊，不愿嫁到本村子里，就等于说是没有看上女婿娃么。这样一些背后的打探和议论，母亲又是不能知道的。那时候正好是三外爷任队长，三外爷又是一个相对开明的人，于是就在劳动的时候，有意做一些安排，把父亲母亲安排到一起，让他们不得不多一些接触。譬如拔麦子的时候，让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拔；背粪的时候，让母亲上粪，让父亲背；拉粮食的时候，把他们指定在同一架子车上。父亲觉得这有些刻意了，心里不大舒服，但他又是有些怕三外爷的，毕竟三外爷是队长，于是怎么安排就怎么来。可是苦了父亲了。父亲在日记里诉苦不迭。搞到后来，连父亲也禁不住犯嘀咕，这个碎女子，是不是真的看不上自己啊，譬如拔麦子的时候，父亲拔得快，她就慢下来；父亲要是拔得慢时，她又超越到前面去。而且父亲若拔到前面时，总要给她帮忙，带上几拢，投桃报李，她拔到前面去时，也应该给父亲带上几把吧，但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她还把拔下来的麦子凌乱地放着，压在父亲的麦拢上，让父亲拔不顺畅不说，还得把她乱放着的麦子规整好。这就让父亲一趟麦子拔出头，真是累坏了。有时候父亲陡然恼火起来，甚至想跳起来找队长说说，然而这又怎么说呢？总之三外爷的用心是白费了，不但无益，反而好像让两个人更远了起来。至少在父亲一面是这样想的。父亲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母亲看不上自己的家庭（父亲认为母亲没理由看不上自己），那么就当机立断，别寻路径，不找母亲了，让她嫁到外村去吧（父亲也得悉了这样的消息）。那么父亲找谁呢？父亲决定母亲那里若有二话，那么他就找大姨。父亲忽然觉出大姨的许多好处来了。想一想，要是父亲帮着大姨拔麦子，会怎么样？要是大姨拔麦子在父亲前面，她会不给父亲带上一两把么？而且大姨是多么畅快、干脆的人啊，哪里像这个女子，嘴里没有一句话，心里装了无数事。麻烦死了。而且她还要小大姨半个头，大姨和父亲站在一起，差不多和父亲一样高的。父亲不想安慰埋在地下的奶奶了，他倒是有些埋怨起奶奶来，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好媳妇。然而在父亲母亲结婚前一年，大姨就嫁出去了。大姨嫁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在深山里，骑驴得走一整天才能到。父亲别寻路径的可能没有了。大姨有病的时候，曾诡秘地笑着对父亲说，我也不叫你姐夫，我看到你就有气，你其实还是看上我姐姐的，看不上我，对不对？你看我的话太多了，我姐姐言贵，我姐姐聪明，我傻，对不对？大姨还提起了母亲把她烙给父亲的馍馍掰碎了的事。她笑着问母亲还记得这个事么？承认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大姨凄然地笑着说，都过去了，说的都是些远话，白磨嘴皮子呢。大姨当时说话的样子，看不来她是个失常的人。父亲原本想凭着对大姨的感激和同情，说一些安慰她的话，答复一下大姨的几个“对不对”的询问，毕竟大姨是个这种病里的人嘛，然而寻思了半天，竟然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好像说什么都不对。大姨可以借病说话，其他人还不行的啊。
父亲满十八岁的时候，请媒人去外爷家送信息，说是想完婚。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那时候我家不但年终时节没有分红，还欠着队里的二百多块钱的，也不知道一分一分都是咋欠下的，竟欠了这么多。媒人来回话，说是女方同意完婚，彩礼钱一百七十元整。这个彩礼钱显然是照顾到了我家当时的情况。但就是这一百七十块钱，父亲当时也没能凑够，只给了外爷爷一个整数，也就是一百块，余数至今还欠着，外爷归真都快二十年了。说话就到了娶亲的时间。家里为婚事宰了一只羊。母亲的首帕，首帕里的银簪子、两个镯子等等，都是借的，母亲结婚时穿着一条绿条绒裤子，连这裤子也是借的。母亲结婚前几天村里曾娶进来一个新媳妇，不知谁就借了新媳妇的裤子来给母亲穿，这新媳妇一定是着急坏了，母亲娶到我家的第二天，她就赶来要走了她的裤子。很快母亲的手镯等等，只在母亲的身上晃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母亲几乎又穿上了做姑娘时候的衣服。父亲心有不安。然而看母亲的样子，好像她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她熟练地做着家里的一应活计，就像她早已是这里的主妇了。她也学姑姑们的样子，亲热地喊着祖太太，姑姑们唤她嫂子的时候她也愉快地答应着，很喜欢被人这样称呼似的。就像奶奶、太太去世后我家显得凋敝不堪那样，母亲的到来，使我家似乎又面貌一新。祖太太忽然多话起来，而且多是和母亲说，她的耳朵又有些背了，大姑姑让母亲把嘴挨近着祖太太的耳朵说话，母亲说话时，祖太太听话的那个神情，惹得姑姑们笑起来，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了，还有着那样的表情，真是让人由不得要笑。就像是她正痒痒着时，给她挠到了舒服处，就像母亲说的是让她进天堂的话。祖太太老了，最大的愿望是自己能进天堂，姑姑们都知道她这个毛病的，因此老人不开心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一个姑姑就上去，贴住她的耳朵说说她能进天堂的话，随着话入耳里，即刻就能看到老人脸上的变化。老人真是太好哄了。祖太太还忙着要从自己多年收积的破烂里找出个什么来好送给母亲作礼物，但是好像不容易找出来。她露出像一个老猩猩那样着急又遗憾的样子，真是给家里带来了少有的快乐。母亲感动而开心地笑着。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然而他心里没底，还有担心，是不是母亲暂时觉得新鲜，日子还长得很呢。
但是现在，父亲母亲都已是花甲之人，连我也已忽忽过了四十，逾不惑之年了。
写于2009年8～12月三岔河
刊于《十月》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