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家问起我的职业，那我就尴尬万分，刷地一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所答，因为我是个有名的诚实可靠的人。我很羡慕瓦工，他们可以回答说：我是瓦工。我妒忌会计师、理发师和作家，他们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名副其实，用不着多费唇舌去解释。我没有办法，只好回答：我是卖笑人。人家听了不免还要追问下去：你靠卖笑为生吗？我不得不直说“是”。于是问题接二连三，没完没了。我的确靠卖笑为生，而且活得很好。用商业用语说，就是我的笑很畅销。我是拜过名师的笑的行家，无人能比，无人能掌握我的惟妙惟肖的艺术。我长期把自己看做演员，其原因就不必说了。然而，我的语言能力和表演技巧太差，演员这称号我实在不配。我爱真理，而真理是：我是卖笑人。我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引观众欢笑，我只是欢笑的化身。我笑得像一个罗马皇帝，像一个参加毕业考试时反应灵敏的中学生。19世纪的笑是我的拿手好戏，17世纪的笑我也笑得毫不逊色。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模拟各个世纪的笑、各个社会阶层的笑、各种年龄的笑。我像鞋匠学会钉鞋后跟一样，轻而易举地学会笑。我满腹都是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的笑、红的笑、黄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笑。我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了。我的笑灌制了唱片，我的笑录了音，广播剧导演更一刻不放过我。我苦笑、淡笑、狂笑，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像食品公司的学徒一样，早晨笑，晚上笑，夜里笑，黎明还笑。简而言之，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都会相信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再说我还有逗人笑的特长，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因为他们正为自己的噱头是否叫座而提心吊胆。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杂耍场里，担任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在节目淡而无味的当儿发出感染人的笑声。这事干起来得像计量工作那样仔细，我的大胆的狂笑必须笑得正是时候，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时候一到，我就得捧腹大笑，接着是观众的一阵哄堂大笑，于是不能引人兴趣的噱头就得救了。
可是演出一结束，我就精疲力竭地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终于下班了，心里无限高兴。通常在这样的时候，家里已经有“急需您笑，星期二录音”的电报在等着我。几小时后，我只得又在直达快车上奔驰，深为自己的命运而感慨不已。
我下班后或休假时是不爱笑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挤奶员如能忘却奶牛，瓦工如能忘却灰浆，那该多美。常见木工家里的门关不上、抽屉拉不开，糕点工人喜爱酸黄瓜，屠宰工喜爱杏仁夹心糖，面包师傅宁要香肠而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师见到自己的孩子鼻孔出血会大惊失色。凡此种种，我都明白。我自己历来就不在业余时间笑。我本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人家都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婚的头一年，老婆常对我说：“笑一个吧。”而这些年来她终于明白，我是无法实现她的愿望的。我紧张的面部肌肉和忧郁的心境，如真正得到松缓的时候，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说真的，旁人的笑声也会引起我心烦意乱，因为听到笑声难免要想起我的职业。我老婆也把笑的本能遗忘了，于是我俩的夫妇生活就显得冷冷清清、平平淡淡的。偶尔我逮住她脸上掠过的一丝笑容，我自己也怡然一笑。我俩常常是喃喃低语，因为我恨杂耍场的喧哗，恨录音室里可能出现的嘈杂。
素不相识的人总以为我沉默寡言，这或许是对的，因为我得频繁地张着口去笑。
我木然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间或赐予自己一丝微笑。我常常想，我是否真的笑过。我确信我从未笑过。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男孩。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笑，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