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鹿之谋”即是“一谋顶万兵”的典型例子。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实力大增，征服了许多割据一方的诸侯国。后来，只剩下楚国不听齐国的号令了，而齐国若要成为中原霸主就得征服楚国。当时，齐国有好几位大将军纷纷向齐桓公请战，要求率重兵去攻打楚国。而担任相国的管仲却连连摇头。向激动的大将军们说：“齐楚交战，旗鼓相当，必然两败俱伤。战争将用完齐国辛辛苦苦积蓄下的粮草，更何况，战争打起来，齐楚两国几万人将成为尸骨！”大将军们哑口无言，管仲却不慌不忙，带领许多人看炼铜去了。过了一段时间，管仲派一百多名商人到楚国去购鹿。当时的鹿仅楚国才有，但人们只把鹿作为一般的可食动物，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头。管仲派的商人，在楚国到处扬言：“齐桓公好鹿，不惜重金。”齐商人开始购鹿，三枚铜币一头。过了十天，加价为五枚铜币一头。楚成王和大臣闻知此事后，非常兴奋。他们认为繁荣昌盛的齐国即将遭殃，因为十年前卫国的国王好鹤而把国亡了，齐桓公好鹿正蹈其覆辙。他们在宫殿里大吃大喝，等待齐国大伤元气，好坐得天下。管仲却在不久后又把鹿的价钱提高到四十枚铜币一头。楚人见一头鹿的价钱与千斤粮食相同，不再种田，纷纷制作猎具，奔往深山去捕鹿，连楚国官兵也陆续将兵器换成猎具，偷偷上山了。一年的时间内，楚地粮食荒芜，铜币却堆成了山。楚人想用铜币去买粮食，却无处可买。管仲早已发出号令，禁止各诸侯国与楚通商。这么一来，楚军人饥马瘦，大丧战斗力。管仲见时机已到，集合各路诸侯大军，浩浩荡荡，开往楚境，楚成王内外交困，只得求和，同意称臣。管仲不发一箭，就制服了本来很强大的楚国，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为东周列国赢得了一个安定的时期。
乐毅攻齐功败垂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国因争夺王位发生内乱。次年，强大的齐国趁机进攻弱小的燕国，仅50天内就占领了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城西南)，杀了燕王。由于燕国民众奋起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从此，燕齐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即位后，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他广招贤士，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与秦、赵、韩、楚、魏等国结成攻齐联盟。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认为攻齐条件已经成熟，便命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韩、赵、楚、魏6国军队攻齐。济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一战，齐军大败，只得退守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北)。乐毅看到齐军主力被歼，便乘胜攻占了临淄。这时，乐毅一面休整军队，申明军纪，禁止掳掠，一面展开争取人心的工作，如用官爵和封地笼络上层人物归附，减轻赋税，废除齐王的残暴法令，因而很快收到了“齐民喜悦”的效果。经过这些工作后，乐毅决定分兵取齐国全部领土。燕军在乐毅指挥下，仅半年时间，就先后攻占齐国70余城，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被攻下。正当燕军围困莒和即墨的关键时刻，燕昭王去世，惠王继位。齐将田单知道惠王做太子时与乐毅不合，便施离间计，说乐毅想在齐国为王。新立的燕惠王听信谗言，解除了乐毅的兵权。乐毅的去职，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也使燕军将士愤愤不平，军心离散。田单坚守即墨，故意扬言：齐最怕燕人把俘虏的鼻子割掉，配置在他们攻击部队的先头。那样即墨城里的人就畏敌怯战，城池就难保。燕军听信了这话，就照着办了。即墨城中的齐国军民看到敌人割了战俘的鼻子，异常愤怒，死守不屈。接着，田单又派出间谍向燕军放风说：我最怕燕人挖掘即墨城外的坟墓，那会令人伤心沮丧。燕军闻讯，又挖开齐人的坟墓，烧尸示众。齐国军民从城头上看到这番情景，恸哭流涕，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燕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田单见火候到了，准备大举反攻。他先以种种方法示弱以懈怠燕军，又用火牛阵破敌，然后乘胜追击，收复全部失地。
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弱而取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仍然是项羽强刘邦弱的形势。刘邦问陈平：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能安定呢？陈平建议：项羽手下有本事的忠臣不过是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这几个人。大王可多拿出黄金收买项羽军中人员，叫他们宣扬：大将钟离昧等随项王多年，功劳很大，可是得不到分封王侯，他们准备与刘邦合谋灭掉项王，分封土地，各自称王。项羽听到这些言语，果真不信任钟离昧等将士了。项羽怀疑部下，便派使者去刘邦营中探听真假，刘邦预备了丰盛的筵席。可他见了项羽的使者，一边故作惊讶地说，我以为是范增大夫的使者；一边命令撤去筵席，换上粗菜淡饭。使者回去报告了项羽，使项对范增猜疑心增大，再也不听从他的计谋了。范增气愤之下，辞官还乡，因背上毒疮发作死于途中。由于项羽中计，听信谣言，谋士勇将得不到重用，有的甚至叛离了他，致使他兵败垓下，数万大军仅剩28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尚不明白自己智谋上的失败。还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最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李渊在太原起兵前，刘文静对李世民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隋炀帝)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他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只要“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顿足定也。”他指出，这样做的条件是具备的，“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刘文静之计，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李渊在太原起兵，而且以后李渊入主关中，建立大唐王朝，也是以此作为战略的。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谋士们的智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有三次最为著名：第一次，谋臣冯国用等向朱元璋面陈夺取天下之计，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顿足定也”。指出朱元璋将金陵定为根据地，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流寇主义”而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来朱元璋东讨西征，就得益于有了这块比较牢靠的根据地。第二次，谋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招避免了树大招风、被人群起而攻的局面，暗中发展实力，藏锋不露，后发制人。第三次，刘基为朱元璋提出了“先陈后张”的重大对策。当时，朱元璋的地盘仍仅有“江东数郡而已”，“陈友谅据上游、张士诚吾腹心之患，一有警报，首先牵制，吾居中应之，实为艰难”。两面作战为实力所不允许，且从斗争策略上讲亦不精明。那么，是先向西攻击陈友谅，还是先向东消灭张士诚呢？刘基精辟地分析道：“(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地居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分析陈、张战略态势，认定如先伐张，则陈将袭其后，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若先攻陈，张士诚目光短浅，会苟安而不出兵救援。朱元璋采用了刘基“先陈后张，先南后北”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前面我们曾提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策略，事实上毛泽东高超的智谋艺术，不仅表现在科学审势，而且表现在科学审势基础上的巧妙造势，即在总体的劣势中，人工地造成局部的军事优势，相机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巧妙造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乘敌之隙，创造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指出，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而且要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的五大弱点：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和包围多歼灭少，并牢牢抓住这五个方面，反其道而作之领导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在敌占区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游击区，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击敌人，在总体的劣势中创造了许多局部的优势。
二是善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在作战形式方面造成于我有利之势。毛泽东针对敌人的特点，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敌处运动之中，常易兵力分散，首尾不顾，无险可守，增援不及，我军可相机突然包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我军另一拿手好戏，便是游击战，这是敌人防不胜防最感头痛的战法。游击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易聚易散，机动灵活，熟悉地形，神出鬼没。对于分散小股之敌，对于麻痹松懈之敌，随时可将其消灭。这样，在具体作战形式上，我军便从劣势变成了优势。
三是善于灵活运用兵力，每战集中兵力打敌小部，在局部造成以多胜少的优势。毛泽东强调：“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毛泽东善于判断敌情，料敌如神；他善于捕捉战机，恰到好处；他熟悉部队的特点，用其所长，因而在战略劣势中创造出许多局部优势的神奇话剧。毛泽东最常用亦是最精彩的指导原则，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多胜少，速战速决。这样，虽然在战略全局上我军处于劣势，但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却犹如几个大汉打一个强盗，一举而取胜。
四是善于发动群众，创造战争后备力量的优势。战争之初，我之军力财力等现实力量处于劣势，而且军力财力等后备力量也处于劣势。毛泽东认为，要转变敌优我劣的状况，就要下大气力将我军后备力量的劣势尽快变为优势，其方法就是实行正确的政治动员，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了全国的老百姓，兵员的补充不成问题，财政困难也可以克服。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弥补了武器装备之不足的劣势，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军之后备力量的优势，逐步转变为战胜敌人的现实力量的优势。这种军事上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非常弱小的情况下不但抗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而且还使敌后战场发挥了抗日战争主战场的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军事上的斗争策略也使红军很快走向壮大，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希特勒德国决心与苏联一战，但在1939年进攻波兰前，德国还是想方设法利用英法绥靖主义者不能与苏联真诚谈判以建立集体防御体系的弱点，在最终进攻波兰前，与苏联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在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后，德苏双方第四次瓜分了波兰。之后，虽然双方都认为彼此之间必有一仗，但苏军却因为种种原因在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之时，仍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今天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苏联的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听取各方面传来的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准确开战日期，还在于没有在共同瓜分波兰后采取正确的军事部署。有人指出，苏军应该只在实际分界线100公里内设立警戒哨，如距离分界线200～300公里处的山地、森林、荒漠，虚设大批军营、坦克、战机、物资基地，以诱惑德军；将主力和军需全部分散并隐藏于德军空袭航程之外。这样，从德军发动闪击战到接近苏军主力时，其飞机必须返航、汽车坦克必须加油、士兵暂时疲劳困乏；而苏军已经摸清敌情，并将主力集结准备完毕，此时此地反击，可一举打垮德军。此乃孙膑兵法之“让威”，即后发制人。但遗憾的是，苏军却把主力和军需布置在了德军飞机和坦克的直接范围内，因此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苏联就损失飞机1200架；一个月内，就损失了大批训练有素的精兵和大量军需物资。所以说，苏军失利在于未在空间上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德军之所以有后来的莫斯科城下的惨败，却在于未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因为德军若想不受制于苏联冬季恶劣的天气，就必须在阳春季节发动闪击战，而把天气最佳的夏季用来收尾。然而，德军偏偏选择6月22日(夏至日)开始这场战争，不料被苏联那年提前到来的秋雨和严冬所阻滞，最后被习惯于严冬的苏军击败。所以说，德军失败在未在时间上留有余地。
正因为智谋在军事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的军事将领，无不终身致力于军事智谋的研究。智谋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孙子·谋攻篇》讲得极为深刻：“故上兵伐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故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就是说，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用硬战，夺敌人城邑而不用硬攻，灭敌人国家而不需持久，一定要使用全胜的智谋，使敌人完全降服来胜于天下，军队不受挫折而能完满地取得胜利，这就是用智谋进攻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