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莱义民》分为两组，前边3个一组，后边3个一组，他们身材相似，站立在一起。中间一个头发稍长，眼睛向下凝视着的，是最年长、最有声望的欧斯达治。他迈着沉着的步伐向前走去，不看四周，也不迟疑和恐惧。他那刚毅的神情，显示了他内心的强烈悲愤与牺牲的决心。由于他的坚强，鼓动着其余的人。最右边站立的是一个稍为年轻的人，皱起的双眉和紧抿的嘴唇流露着悲愤，两手紧握着城门钥匙，他茫然地望着前方，似乎感到命运的不公平，在心中无声地抗议着。右边第三个义民，死亡使他恐惧，他用双手遮住眼睛，似乎想驱散恶梦，但仍不能避开这个悲剧的命运。左边第二个义民，内心表现出无比的愤怒，那举手向天的手势，不是祈祷，而是对上帝未能主持正义的谴责。他目光向下凝视，半开着的口似乎要说着什么。他身边的一个义民，年纪较轻，他似乎被迸发出的爱国热情所冲动，但由于想到转瞬间将离开人世，不免引起生离死别的悲愤情感。他蹙起眉头，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何的神态。在他们身后的一个义民，两手抱头，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虽然后面的3个义民没有前面的那么坚定勇敢，但他们仍然为了全市人民作出了自我牺牲，这种壮举同样值得尊敬。
群像富有戏剧性地被排列在一块像地面一般的低台座上。这6个义民的造型各自独立，然而其动势又相互联系着。组雕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充满着可歌可泣的义举形象的整体。罗丹以彻底逼近真实和深入探索的精神，尖锐的心理刻画和强烈的性格表现震撼着人民的心。这件作品不论其结构，还是就其对纪念性形象的理解以及对英雄人文的阐述，都具有革新的意义，显示了罗丹艺术的辉煌不凡。
巴尔扎克像法国罗丹
巴尔扎克是法国19世纪文坛巨匠，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激情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罗丹对他非常敬慕，十分乐意为他塑像。所以1891年法国文学家协会委托罗丹雕塑一尊巴尔扎克像时，他当即表示：“我要做一番非同寻常的事业。”
在罗丹10岁时，巴尔扎克就已去世。因此在形象的塑造上，他做了大量的阅读、考察和研究，前后作了40多件形象习作，着意刻画一代文豪的外貌和精神特征。雕刻家认为，创造形似的巴尔扎克不是主要的，我考虑的是他的热情工作、他的艰难生活、他的不息的战斗、他的伟大的胆略和精神，我企图表现所有这一切。罗丹塑造的巴尔扎克是个夜间漫步的形象。文豪习惯于夜间穿着睡衣工作，所以罗丹让他披着睡衣在星空下沉思，那宽大的睡衣包裹着屹立的巨人。
据说原来作的小稿中，巴尔扎克有一双智慧的手。罗丹在征求他的学生、助手布尔德尔的意见时，布尔德尔赞美地说：“他这双手雕得太好了！”罗丹听后拿起锤子就砸掉了这双手，因为他怕由于这双手过分突出而让人忽略了主要的部分。现在人们看到的巴尔扎克，双手被睡袍紧紧遮盖，面部精神被突现了出来，在月光下好像独自整夜在行走、思考。
作品完成后，出人意料的是委托人拒绝接受，甚至指责这尊雕像“像一只企鹅、一个雪人、一堆煤、一个怪胎、不成形的幼体动物”。还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像》是19世纪末颓废风气和精神错乱的象征，即使一些善良的人也认为它哲理过多、造型不足。法国文学家协会决定废除合同，理由是他们在粗制滥造的草稿中很难认出巴尔扎克的形象。面对这一切批评、指责，罗丹却说：“我的巴尔扎克像，他的动态和模样使人联想到他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环境，他与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他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他还认为：“《巴尔扎克像》是我一生的顶峰，是我全部生命奋斗的成果，我的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
《巴尔扎克像》形神俱备，是一个全新的人体雕塑理念。当作品于1898年在沙龙展出时，激起了广泛的社会抨击。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是怪异的、病态的表现，脱离现实的人体的塑造形式。有的尖刻的批评者甚至把这尊雕像说成是麻袋里装着的癞蛤蟆。作协拒绝接受它，作协主席——诗人扬·爱卡德因拒收订货而气愤得辞了职。作家左拉、法朗士，画家莫奈、劳特累克、音乐家德彪西等人，联合起来支持罗丹，并发表了宣言。最后，罗丹不堪忍受这种长时间的争执，毅然决定把作品运回自己的工作室，退还了稿费。但他坚信：“假如真理应该灭绝，那么后代就会把我的《巴尔扎克像》毁成碎块。若是真理不该死亡，那么我向你们预言：我的雕像终将立于不败之地。”1939年，这座雕像终于被铸成铜像矗立在巴黎，此时，罗丹已逝世2周年。
十四岁的小舞蹈者法国德加
德加1834年生于巴黎。他出身于金融资本家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个画家，因此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非常关心艺术的家庭中。
德加临摹了15—16世纪的许多绘画和素描，是一个学到一手安格尔画派好手法的、功夫很深的素描行家了。这种素描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素描，是一种在学院里学习的素描（学院派），因此，爱德华·马奈、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保罗·塞尚在不久后都起来反对这种素描，但德加对它的态度则不同，他非常崇拜古典主义的素描。德加对素描有天生的爱好，他喜欢纤细、连贯而清晰的线条，认为这种线条是高雅风格的保证和达到他所倾慕的那种美的唯一方法。线条成了他的欲望。在线的运用上，他达到了所有安格尔的弟子及其追随者没有一个能够企及的、妙笔生花的地步。
但很快，德加锐敏的理智使他觉察到一股新的艺术气流，那就是现实主义。但这种理论主张放弃古希腊的美的理想，而代之以朴实、真挚地表现所见的事物。为了接近美的理想而又不脱离现实，德加的创作手法就是运用干净的线条和运用明暗的技巧。如果要描绘现实，就必须使手法服从形象的个性化，这就是画肖像画。德加青年时期的肖像画准确地表现了他对素描的信仰、优异的技巧和细腻的感觉。
德加是一个以画芭蕾舞女而著称的画家。确实，任何别的题材都未能使他如此着迷，似乎也未能使他创作出他自己的风格来。他希望能画出空间感，画出从最意外的角度去看立体形状的印象。因此，他喜欢从芭蕾舞剧中选取题材，而不是从室外场面中选取题材。观看排练时，德加有机会从各个方面看到最富有变化的躯体姿势。从舞台上面向下看时，他能看到少女们在跳舞或休息，而且能研究复杂的短缩和舞台照明在人体造型中的效果。
德加生前以画家著称，很少有人知道他兼长雕塑。他活了83岁，只曾在47岁（1881年）那年于沙龙中公开展出过一件雕塑（《十四岁的小芭蕾舞女》），当时对这件作品的反应是褒贬不一，许多人认为它不过是一位画家的即兴之作，不曾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德加似乎退出了雕塑领域。该作品创作于1879—1881年，最初由蜡制作，由金属线支撑身体。当时德加为小女孩蜡像穿上真丝衣服和薄纱，头戴假发。
该作品是德加生前唯一一件曾经展出过的雕像作品。1917年德加去世后，人们在其工作室中找到这件蜡像，1922年它被浇铸成青铜作品。
中国雕塑概况
中国原始雕塑的最初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3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7000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可见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腻。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而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隋代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曾在短期内出现了农、工、商繁荣富强的局面。佛教依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统治者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雕塑艺术，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但这一时期，随着工艺技术之发展，在材料运用上更加丰富，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初唐前期的雕塑风格，基本上还残留着前代（北朝及隋代）的痕迹。初唐后期就开始出现兴盛的征兆，但对女性的塑造仍不及盛唐时那么活泼动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盛唐时的整体社会面貌比较乐观豁达，佛教艺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面。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坐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腿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地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既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既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也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地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一少，一个是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了，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修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