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掌管了殿前司，但是在任期间基本上无所作为。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但仍然位高权重，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没有打仗立功的经历，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如同儿戏。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换，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高俅恃宠营私，捞军营的地皮建私宅，这可能还算小问题。但是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按时发放军饷，而且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不管有钱没钱。军事训练都没人管了。
当然这样的部队自然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恐怕连一般的“土寇”也对付不了。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记载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到底打过什么仗。他带领的部队自然在金兵打来时，“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无论什么秩序，都有自身无法维系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终裁决者的行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制的。因而，秩序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终裁决者的意愿，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张力。
别看高俅没什么真本领，但徽宗对他的宠信却二十多年未衰，不断地加官晋级。高俅最鼎盛时的官爵还有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可见真是荣耀无比，几乎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父亲、兄弟、儿子也跟着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复当上了节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僳，前者进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学土，后者也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真是满门朱紫。徽宗对高俅除了不断地加官晋级外，各种额外的恩宠自然也少不了，徽宗还亲自御书赐给高俅“风云庆会”的碑额，以示优宠和表彰。
此外，徽宗的赐宴自然也少不了。据蔡京记载，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于皇宫后苑的太清楼设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诸宠臣。出席宴会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刘正夫、吴居厚、郑居中、邓洵武、童贯、高俅等人，“亲近无问”，极尽奢华。
皇帝的过分宠幸，对于高俅来说，也免不了自我膨胀。高俅在加开府仪同三司后，每次在路上遇见当时的宰相王黼，就不让道，而是分道而行。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作个揖而已，全然不顾殿帅要自以属下之礼，来迎见宰相的宋朝旧例。
徽宗一朝，高俅这个从龙旧人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过着“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
高俅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用如下树状图表示：
端王赵佶爱踢球高俅爱踢球，借机讨好赵佶宋徽宗赵佶重用高俅鲜花著棉，烈火烹油不重用高俅也能当个普通小吏不爱踢球，送篦子完成任务你做你的皇帝，我当我的小厮。
高俅成功的阶梯木偶戏和双簧
博弈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而保证这种秩序，就要进行“排队”。对于政治博弈来说，排队更多的体现在一种“名义”上，也就是无论实际上你控制了多少政治资源，名义上你都要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去做事。其实，这也是历代权臣当政但没有称帝的原因。
权臣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皇帝当做木偶，需要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提起木偶身上的线，让木偶活动活动；另外一种是把皇帝当做哑巴，只要皇帝坐在那里随便张嘴动一动，自己在别处说话，和皇帝配配口型，亲自发号施令。
让皇帝做木偶与和皇帝演双簧有什么区别呢？做木偶的皇帝，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自己的动作；演双簧的皇帝，看上去还颇有生气，但是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保持张嘴闭嘴的口型而已。一般来说，后宫的后妃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木偶，而外朝的大臣弄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双簧演员。说得直白一点，后妃垂帘听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能机械地签字画押或者出席一些根本无需耗费脑力的礼仪活动，比如祭天；而做双簧演员的皇帝，则可以开口，有时候还可以和权臣一问一答，但是说到实质性的问题，则全都是权臣在讲话，皇帝或者照着权臣的意思去宣布，或者就成为哑巴。
这两种现象的差异源头在哪里？在于掌权者对当时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宫内的后妃和宦官，势力无法达到宫外，也无法控制朝臣，所以只能阻塞皇帝和大臣们联络的通道，并且控制皇帝，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能量。因而，他们只能让皇帝随着自己的想法动，否则皇帝一旦和大臣们说起一样的话，他们的权威就不存在了。
而权臣对政治资源的控制，远远超过后宫。权臣甚至不需要控制皇帝，他们只要控制了朝廷，让所有的朝臣不能对自己的看法有异议，皇帝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虽然皇帝可以开口，但是最后还是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因为朝中大臣支持的都是权臣而不是皇帝。
可见，掌握的政治资源有多少，皇帝在政治中的表现就有什么形式。而在几个权臣都想将政治资源据为己有的时候，他们也随着自己控制政治资源的不同而使皇帝有不同的表现，同样，他们想要让皇帝什么样，自己就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政治资源。
三国时期，司马懿之所以能够最终独揽大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他争夺权势的曹爽没有控制好政治资源。而且，曹爽还十分自满，只想让皇帝做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没有想过让皇帝成为自己的双簧演员。
魏文帝曹丕对司马懿十分器重，给以领兵大权。曹丕临死之前，令曹真、曹休、陈群与司马懿一起接受托孤，做顾命大臣辅佐曹叡敬。曹休、曹真相继死去后，司马懿理所当然地成为曹魏第一统兵大将。曹叡死后，幼主曹芳即位，曹爽与司马懿奉曹叡之命共同辅政。
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造就不同的博弈对局。而博弈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那么，如何在这个既有的秩序下发挥自己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了。
当时曹爽身边的主要人物，是那些以“名士”、“世族”自居，而不屑与依靠战功这样辛苦事业换得地位的新贵交往。和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杀害的曹爽派首要分子多是权门大族出身。他们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但没有治国的经验，更谈不上有治国的能力了，他们只是到处炫耀自己的家世出身和知识修养。他们掌权的时候，还大肆搜刮土地财物，不但没有为曹爽集团赢得什么政治支持，反而让曹爽得罪了百姓和地方官员。至于曹爽本人，也是一个花花公子。曹爽过着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手下的人也没有扩展政治资源的能力，所以，曹爽每次上殿，都前呼后拥，然后不等小皇帝曹芳说话，就高谈阔论一番，接着宣布退朝。表面上看来，曹爽的权力确实很大，他都可以让皇帝无法发言，但是实际上，曹爽有点色厉内荏，空有一个辅佐幼主的名头和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但是政治实力不足，政治经验欠缺，因而不得不使用后宫专权的那套办法，把皇帝当成一个木偶摆在龙椅上，不让皇帝有什么表现。
而司马懿的政治力量则强得多。司马懿一派多系曹魏元老，对曹魏的经济、政治事业都作过一定贡献，言行措施比较切合实际，而且在朝中有很高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团结了他们，司马懿的权力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后者的工作与作风比较有魄力，行政效能较高，其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偶然。另外，司马懿也并非只是倚重世族出身的大臣，他十分注重在各个阶层发现人才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提拔一些出身低贱但有实际能力的年轻人担任军政要职，所以在两派斗争中，除了司马懿的少数政敌以外，大多数朝臣都愿意选择司马懿。曹爽和司马懿这两位辅政大臣的首轮博弈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曹爽选择的是对抗，而司马懿选中的是合作，所以，第一回合的较量，曹爽就输了，这就注定了他的最终失败。司马懿非常懂得为自己经营政治资本，他继承了曹操创立的屯田制度。并且在个人的表现上十分注重谦恭礼让与俭朴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完全和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敏相反的，而大臣与百姓也因为曹丕与曹敏的追求奢华、妄自尊大而饱受煎熬，见到司马懿能够表现出一种儒家道德中“克己复礼”的样子，很多人都十分赞赏并且心中希望司马懿能够掌权击退曹爽。这样一来，司马懿父子已经赢得了基层政治的感情支持。
曹爽的政治路线，就像是站在盘子上跳舞的美人，虽然舞姿优美，但是舞步却局限在小小的圆盘之内。
因为这样，他无法控制朝政，更无法控制舆论，只能想办法不让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把皇帝作为一个公章来使用。
这样不但让皇帝的威严丧失，更让朝中的大臣甚至曹魏皇室不满。而司马懿却毫不畏惧，无论是身边的得力干将还是基层的一般民众，他都用心去笼络，而且随时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的美德，并且时刻不放过表现忠心的机会。
因此，司马懿才不需要封住小皇帝曹芳的嘴，而是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皇帝只能保持和自己同一个声音说话。有人深受《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的影响，认为司马懿在发动政变杀死曹爽之前力量一直不如曹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司马懿当时即使不占完全的优势地位，也最少是和曹爽半斤八两，所以，发动政变并不是双方力量的最后转折，而只是一个水到渠成消灭政敌的把戏而已。
与其说司马懿假装病魔缠身是为了麻痹曹爽，还不如说司马懿是在炫耀自己精湛的演技。
不然，如果司马懿的力量远不如曹爽，又怎么能够在发动政变之后迅速控制局势并稳定局面呢？
发动政变杀掉曹爽之后，曹魏中央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懿手中，再也没有和他在朝廷上作对的人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地把皇帝请出来和自己表演双簧。
尽管开始的时候皇帝还不大熟练，总是违背司马懿的意思来说自己的心里话，但经过司马懿的训练加上时事的压力，魏帝曹芳逐渐学会了与司马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且对司马懿言听计从。
为了更好地表演双簧，表面上制造出君臣共和的样子，实际上操控朝政和言论，让皇帝不可能有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司马懿继续扩大战果，不断打击异己力量，维护双簧表演的安静环境。
司马懿专政后，下令把所有的曹魏王公都一律迁徙到邺城，由专人监管，不许他们和外界来往。接下来，司马懿父子又对大臣中不投靠自己的人进行清洗。
李丰为中书令，受司马氏优待，可内心却倾向于曹魏皇室拥戴夏侯玄，谋求反攻司马懿父子的机会。司马氏绝对不允许皇帝这个双簧角色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杀掉李丰，并把夏侯玄、张缉等以图谋劫持皇帝、谋害大将军司马师的罪名灭族。
在地方上，曾经和曹爽有同乡情谊的扬州刺史文钦在曹爽被杀后惟恐自己被司马懿父子清洗掉，和毋丘俭商议起兵反抗。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毋丘俭、文钦在寿春起兵，声讨司马师。
但司马师当机立断，迅速粉碎了这次军事叛乱。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和力度，司马师将毋丘俭夷三族，并将其党羽七百余人关入狱中。
经过这次清洗，地方军将和中央大臣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司马氏对朝政的把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满朝文武或者投靠，或者辞官，再也没有朝廷上的反对者，皇帝自然也只能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进行双簧表演了。
把中央和地方的联系阻断之后，司马氏兄弟又开始了铲除地方异己势力的斗争。都督扬州的诸葛诞企图先发制人发动叛乱，结果被司马昭察觉，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这场借用皇帝的招牌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我们可以从下图看出，地方势力选择对抗处于绝对的劣势：
经过这番战斗，司马氏在朝中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在地方没有了反对的力量，已经把曹魏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曹魏的皇帝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满朝上下充满了司马氏声音的时候也随声附和，做了司马氏安排在皇位上的双簧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