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看到曹军守住营垒，就吩咐兵士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筑起高台，让兵士们在高台上居高临下向曹营射箭。曹军只得用盾牌遮住身子，在军营里走动。袁军消耗了弓箭却一无所获，但也让曹操的军队很是害怕，所以长此以往，曹操这一方就会动摇军心，因此，曹操必须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曹操跟谋士们一商量，设计了一种霹雳车。这种车上安装着机钮，兵士们扳动机钮，把十几斤重的石头发出去，打塌了袁军的高台，许多袁军兵士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这样，双方在官渡相持了一个多月，而这样实力弱的一方的损失就暴露出来了。曹军粮食越来越少，曹操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写信到许都告诉苟或，准备退兵。苟或回信，劝曹操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但如果真的没有粮草，想要坚持也坚持不了。
这时候，战争的转机来了，袁绍不重用的谋士许攸来到曹操的大营。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就因为袁绍把许攸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许攸就转投曹操了，这是官渡之战中最关键的一个人，就因为他，袁绍想后悔都来不及。他向曹操献计烧掉了袁绍在鸟巢的军粮，结果正在官渡的袁军将士听说鸟巢起火，都惊慌失措。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张邰、高览带兵投降。曹军乘势猛攻，袁军四下逃散。经过这场决战，曹操通过三次战争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从而奠定了一统北方的大好形势。过了两年，袁绍病死。曹操又花了七年工夫，扫平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这里的博弈树如下：
从上面这个矩阵我们可以知道，曹操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他完全了解了战场上双方的信息，而袁绍则恰恰相反。战争的胜负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由这场战争的胜负，我们可以明白，在斗鸡博弈中，对双方实力信息的估计与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掌握了另一方的信息，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信息博弈，那么掌握信息并对双方实力作出正确预测的一方将获得胜利。
辩证地看待地方与中央
博弈论中的斗鸡定律是在假定参与双方都是理性人的前提下得出的，而且假定了双方的实力是势均力敌的，从而得出了两个纳什均衡，也无法推知参与者双方哪一方会前进，哪一方会后退。但是在现实中的斗鸡博弈往往是势不均、力不敌的，但斗鸡博弈依然会发生，只不过博弈过程中的进退也就变得可以预测了。当然，博弈的胜负结果并不见得就如博弈中优势策略所预测的那样，有可能要复杂得多。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博弈就属于这种变相斗鸡博弈，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拿唐朝后期唐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博弈形式来作重点分析，从中就可以领略斗鸟博弈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应用变化了。
唐在开元盛世时，国力强盛，周边安定，但这种安定是以在边境陈设了大量的军队换来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内地的军队和边境的军队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特别是在河北的范阳，为了预防突厥的南下，唐玄宗把大部分精锐部队都放在这里，由安禄山统率。后来安禄山频繁窥探长安的防守力量，结果一对比发现，竟然比他统率的军队要少得多，也弱得多。随后，安禄山就进行了博弈，如果他从范阳起兵进攻长安的话，可能不到三个月就能打下，各地要完全集中到长安至少得四个月以上，而此时，他已经取得了长安，再以逸待劳，胜算就很大了，这是完全从实力来分析的。如果他进攻的速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话，一下子就把长安给围住了，并且打下后又把李隆基给抓住了，那他就完全赢定了。而如果他不起兵的话，等到朝廷发觉了他对朝廷的威胁时，唐玄宗一定会削减他的兵力，甚至剥夺他的兵权，而且加强长安的防守力量，那时他要再起兵反叛的话，那就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了。因此，与其等到唐玄宗来剥夺自己的权力，还不如趁长安的防守空虚来个突然袭击，夺取大唐的天下。
从博弈论来看，当时的安禄山存在两个选择：反或者不反。反就得以一己之力来对抗貌似强大的大唐，结果就是要么打败大唐，要么被唐给灭了，而从力量对比看，反有极大的机会能够攻占长安，然后打败大唐，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也是个绝好的机会，一旦错过，就会时不再来了。如果不反，他或者继续做他的范阳节度使，但是兵权肯定会逐渐被削弱，以致后面没有兵权；或者被调到长安做大唐的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官。那是什么作为都没有了。从反与不反的收益值看。反大于不反，反是安禄山的优势策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小斗鸡选择了前进并进攻大斗鸡，之所以敢这样进攻，是因为大斗鸡也有致命的地方，而小斗鸡正好就找到了这个地方，造成小斗鸡获胜几率大为增加，小斗鸡也就拼上了。从而拉开了唐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的反复博弈局面。
从上面的矩阵来看，在安禄山看来，他造反的话，不管唐中央政府是否镇压，他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收益值，而不造反的结果是不仅没有现实的收益值，还有一无所有的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安禄山举起了进攻唐中央的大旗。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经过八年苦战，终于打败了叛军，杀了安禄山，收复了长安，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严重损耗了国力，再也没有力量根除安史余部，只好就地把安史余部委以节度使。平叛中各地又新出了许多节度使，节度使们在其辖区的州县及关津要隘都屯驻军队，并私自委任自己的部将去统率，又常兼任州刺史，军政合一，还掌握着辖区的财政大权，建立数以万计的军队，并且设立亲兵，而亲兵们就经常上演驱逐主帅的事变，拥立他人。这种事变在藩镇中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根源，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唐统治者不能容忍这种藩镇势力继续发展，由此，在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进行了曲折反复而艰辛的削藩斗争。
唐代宗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唐代宗李豫就利用藩镇间的矛盾发动了一系列的削藩斗争。此时的河北藩镇更是其他藩镇的榜样，拥兵对抗唐廷。于是唐代宗首先就得消灭他们，于是他就采用“以藩制藩”来进行削藩战争。但是由于他采用的是“欲取姑与”的政治策略来削藩，战胜了一个反叛的藩镇，却又诞生了一个新的藩镇，这就无异于“养痈成患”，而他的“以藩制藩”，也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结果是藩越削越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与当时唐朝的实力有关系的。因为朝廷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不多，只好借助各藩镇的力量来牵制反叛的藩镇。如果说唐代宗的失策，还不如说唐这只斗鸡的实力从整体上不如反叛的藩镇的实力，在实力对比中处于下风而不得不出如此下策。斗鸡是以实力为后盾的。
到了唐德宗时，刚开始时，由于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唐德宗李适开始了一系列的励精图治的措施。撤掉“梨园”，遣散宫女，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施行“两税法”，罢一切新旧征科名目；杜绝四方贡献。严禁宦官接受贿赂，并撤毁贵戚渝制修建的豪华住宅。这些措施，使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风气开始振作起来，举国上下一片赞同。因此河北藩镇也被李适的这一番政治措施给折服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李适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刚愎疑忌，处事急躁，易听信谗言。首先是因为听信了谗言杀了有功的财政大臣刘晏，后又杀了很有才干的宰相杨炎，于是，各藩镇又开始不听令于朝廷了。此时，唐德宗又轻易地发动了削藩战争，这样就爆发了泾原兵变、朱沘叛乱。而河北藩镇虽然不遵从唐中央政府的管辖，但也没有与朱讹互相呼应。这实际上是在观望唐是否有能力来平定叛乱，如果平定了就从表面上服从管辖；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趁机叛乱，获得更多的地盘。此时，唐也不想挑起与河北藩镇的矛盾，从而增强反叛势力，使平叛的难度加大，所以，两只斗鸡都后退了一步。
因此，唐与河北藩镇的矛盾居于次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大唐的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就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劝说王武俊归顺朝廷。而德宗此时正是处在最为困难的奉天之围之时，立即就接受了李抱真的建议，派人向田悦、王武俊、李纳说明，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给以优厚的官爵，使他们归顺朝廷。三人看到割据的地位可以得到承认，就秘密向朝廷表示归顺的诚心。
兴元元年（784年）春，德宗下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诏令中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成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除朱讹之外，“并从原宥”。这个诏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对于缓和与河北各藩镇的矛盾，把矛头集中指向朱讹、消灭朱讹：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而田悦早已为魏博节度使，此时，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朱滔因与朱讹相呼应，出兵南下，和田悦发生矛盾，而攻打魏博，后被李抱真和王武俊击败而一蹶不振，退回幽州。
贞元元年（785年）朱滔病死，将士们拥立刘怦为主帅，朝廷就任命刘怦为幽州、平卢节度使。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归降朝廷，朝廷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后来吴少诚又杀死了陈仙奇，自为留后（唐代藩镇的一种官职，为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由他人代理他们的职权的一种职位），朝廷就又任命他为淮西留后。德宗对藩镇的战争，最后以承认藩镇既得利益的妥协政策而宣告结束。在这场博弈中，唐虽然是只前进的斗鸡，河北藩镇做了后退的斗鸡，但是河北藩镇保存了既得的利益，甚至还增加了现实收益值。很明显，妥协是他们的优势策略；而唐也获得了削藩形式上的胜利，从而赢得了面子。前进也是它的优势策略，但它这种前进是以妥协为前提的。此时的博弈矩阵又变为：
斗鸡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而在博弈的过程中，各方都遵循着严格的优势策略，所谓的忍让、妥协、共存，正是在严格优势策略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自己的实力足够击败对手，斗鸡之间的厮杀也就在所难免。
唐宪宗时，唐的实力逐渐增强，出现了“元和之治”，因此，在对待河北藩镇的问题上，就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态势，开始了大范围的削藩战争。平定了西川、镇海、淮西后，河北藩镇的三镇中，已有两镇直接归附了唐中央，只有卢龙的刘总阳奉阴违，暗地里与反叛藩镇相勾结。但等到所有反叛藩镇都被平定以后，他就乖乖地归附了唐中央，由此，唐中央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完全统一。
总之，唐后期中央政府与对方的博弈就是一种斗鸡博弈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彼此之间几乎都是遵循斗鸡定律的严格优势策略来进行的。中央政府强大，地方势力就服从中央，采用后退的优势策略；中央政府弱小，地方就反叛，不服中央政府的管辖，采用进攻的优势策略，从而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现实收益值。因此，在这场博弈中，中央政府的实力如何就成了斗鸡中进退的关键。
对台戏的学问
我们常说，人需要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在博弈论看来，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斗鸡场上的斗鸡，如果两只斗鸡进行博弈的话，就必须对双方的实力进行预测，对自己的现实收益值和预期收益值进行预测，再来选择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不进行预测而鲁莽行事的话，就很有可能两败俱伤或者弱小的一方被灭掉。也就是说永远要唱对台戏是要以实力作为后盾的，并且在唱之前还得分析现实的收益值和预期收益值，否则就会得不偿失。而我国唐代的牛李朋党之争就以生动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在唐代肃宗和代宗以后，进士增多。而唐代官员本来是有定额的。武后时虽增加了官的名额（称为流外官）；但终不能使及第的进士，都能顺利地任命为官，为官之途就变得越来越难了。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为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就要拉帮结派了。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长于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他们更由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上升到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其实都是因为要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而发生争执，从而朋党之争也就无法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