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新年
文/傅东华
每个新年终了时的那种悲怆情调他们却也尝不着，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福？而且当他们的父亲过着这样的新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做中学生哩。
中学生杂志社邀我谈话的那天晚上，母亲从故乡到上海。女儿娟，儿子浩，都特地向学校请了假，和我一起到车站迎接。
母亲接到了，在别后的琐屑家庭谈话中，提到明年是父亲的七十阴寿。那时我心里正被《中学生》编辑出给我的题目“新年”占据着，乃至提到父亲，这才像通了电似的把新年的观念和父亲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
是的，自从我能记忆的时候起直到我童年的终了，每个新年的回忆里总是父亲的形象居于最前列。一到腊月初头，父亲的面容就变严肃了，账目要清理，年事要备办，一切都要父亲独个承当。有时候，父亲紧皱着眉头，双手互相笼在袖筒里，默不作声地在房里整日地往来踱着，我们都知道他正过着难关，于是新年将到的喜悦就不觉间给父亲的同情所销毁。
但是到了谢年的晚上，年夜饭照例是十大碗，照例一到上灯就开始。那时街上讨债人的行灯还正往来如鲫，我们却已安然团坐吃喝了。为了这，父亲总很郑重地对我们说：“我们能够这样不容易了。”
元旦早起，父亲就穿着廪生的衣冠开始请神供祖。正厅中心的方桌上这时挂上红桌帷，朝南一张椅子上披上红椅罩，上面竖着一个纸神马，桌上供着纸神盒：这就是过新年的主要背景了。在这背景上演着过新年的节目的就只有父亲一人。我们都是看客。我们看过他必恭必敬地拜祖宗，看着他送往迎来地招待贺年客。这些，在我们都是过新年的有趣的节目，在父亲却是严肃的义务。啊，我是直到现在才了解这种义务的意义的。
到了灯节，每夜，父亲总领我们到别处看过一遍，这才回家等着，等到灯行到我家门口，我们全家人就都站在门口看。行列的末节是关圣帝君的香亭，前面有灯伞仪仗，伴有细乐，后面四面尖角旗，一面大帅旗，都挂着灯笼，也有一副锣鼓伴着，总是呼锵地敲的那么单调。我们听见这声音，总感着一种兴会完全的不快，而父亲每夜又必加上一句结束词：“好啦，好啦，明天再看啦！”这使我们愈加觉得难过，最后一夜他只换了一个字，单调却悲怆得多：“好啦，好啦，明年再看啦！”我们听见这话时的感触是难以形容的，但也直到现在，我才十分了解这话的意义。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故乡废止行灯也已有了好几年，即使他活到现在，也已不复得“明年再看啦”。
娟和浩都不曾见过祖父，不知祖父怎么个样子。他们自己的父亲也不会像祖父那样过新年给他们看，这是他们的不幸。但是每个新年终了时的那种悲怆情调他们却也尝不着，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福？而且当他们的父亲过着这样的新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做中学生哩。
我的父亲
文/梁漱溟
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搞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为止，却从不干涉。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落花生
文/许地山
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落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罢。”我们几个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有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太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父亲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之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
父亲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的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童年
文/林语堂
父亲深得漳州基督教友的敬爱。他说话直截了当，一般人都听懂。
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在长老会牧师群中，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约翰大学，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他身材短小精壮，前额突出，配上匀称的下巴和弯曲的胡子。就我记忆所及，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最特别的是他在同辈牧师面前的悠然笑貌。他对子女很和气，但是尽量维持老父母的威严，却也不时说个笑话给我们听，或者把一碟菜推到母亲面前，间或夹夹菜给她。厦门是1849年最先开放传教的五个港口之一。他曾说起厦门先锋牧师塔玛奇博士（Dr．Tamage）的笑话。当时教堂分为男女两席。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正在讲道，看见男信徒都睡着了，女信徒则七嘴八舌在聊天，没有人听讲。塔玛奇博士欠身说：“如果姐妹们别再大声讲话，这一边的男信徒就可以舒舒服服睡一个午觉了。”
父亲深得漳州基督教友的敬爱。他说话直截了当，一般人都听懂。
就我所知，父亲是自力更生的人。他曾在街上卖糖果，也曾卖米给囚犯，利润很高。他还将五里沙的竹子卖到漳州，两地距离十英里或十五英里左右。他肩膀上有一道扛竹竿造成的凹痕，一直没有消失。有一次，人家要他做个人情，从五里沙挑一担东西给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教友对小孩子毫不留情，挑子压得好重，锅啊盆啊都放在里边，还说，“乖，你挑得动。这才乖。”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大热天下午挑的那一副担子。所以他一直为劳工讲话。
我记得他曾和当地的税务官吵了一架，那个人领有执照，可以在五天一次的乡村市集中任意收税。有一个人去卖火柴。那个山地人得将货品挑到市集，得花三天砍柴，劈柴，熏成木炭。一捆卖两百文钱，居然要抽一百二十文的税金。父亲刚好走过。看穷人受欺侮，他打抱不平，和税务官吵了一架。群众都来围观。最后那个税务官看父亲年高望重，答应减收——我不知道减了多少。父亲回来谈起这件事，还深恨那名税务官欺侮人。
家母晚婚。她是一个生性纯朴的人。她能背“白话字”（意指厦门方言）的《圣经》。大热天她常常请农夫进来喝杯茶，歇歇腿。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倒从来不摆架子，也摆不出来。她身为人家的儿媳妇，又有八个孩子，我记得她常常精疲力竭，到晚上几乎连门槛都跨不过来。但是她疼爱我们，献上无涯的母爱，我们也敬爱她。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姐姐们接掌粗重的工作，她总算轻松一点。二姐和我老爱玩“哄母亲”的游戏，告诉她各种夸张的故事。她发现我们哄她，恍然大悟说：“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你们是说来逗我的。”她的牙齿不好，当众笑的时候，习惯遮住嘴巴。
我们有六兄弟和两姐妹，我是倒数第二个。我们男孩子在家要扫地，打井水，浇灌菜园。将水桶放在井中，慢慢倾斜，这个技巧很快就能学会。井边有围栏，虽然水桶打满了很重，我却乐此不疲，等厨房的水缸装满十二桶水，我再交给二姐负责。谁也没听说过肥皂这个东西，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来洗衣服，豆饼会洗出粘粘的汁液。后来我们改用从商务印书馆拿来的肥皂，母亲总是放在太阳下晒硬晒干，好用久一点。
暑假男孩子回来了，家里摇铃上课。父亲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他教我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的课程。他讲解古文轻松流利，我们都很羡慕他。我记得十一点左右，二姐看看墙上的日影，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该去洗衣服了。”
下午她又看看墙上的日影，仿佛自说自话：“我该去收衣服了。”晚上我们轮流读《圣经》，转过头来，跪在凳子上祈祷。有时候弟弟睡着了，大姐就骂他“撒旦”或“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不许吵架，也从来没吵过。大家该“兄友弟恭”。日后在圣约翰大学，我不得不劝弟弟别见人就微笑。他还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看他的来信就知道。他仍然相信，除非人人追随耶稣所指示的道路，世界和平根本无法解决。也许他说得对。他是桂格教派的和平主义者。
父亲的抱负
文/茅盾
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