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 李熙宗
今年１０月２９日是陈望道先生逝世３０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不禁引起我的一些回忆。１９６４年我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上望道先生的研究生，从事语法、修辞以及逻辑学的学习，１９６８年５月毕业离校。
一天，望道先生约我与另一位同级研究生林兴仁见面。我们早早地去了先生家附近，在田野的小路上来回踯躅，但等时间一到就准时来到了先生那幢小洋楼朝东的正门。此时只见先生已经站在门前等候着，与先生一起的还有吴文祺、胡裕树两位老师和先生的秘书邓明以、兰聚萍及师兄陈光磊等人。这天先生穿着一套中山装，身姿挺拔，一看到我们就热情地迎上来，边同我们握手边说 “你们来了 ”，接着为我们介绍另几位老师 （因为林兴仁不认识这几位先生 ）。这时邓明以老师说：望“老早在这里等着你们了。先”生把我们让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放着几张沙发，还有一张茶几和几把椅子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会客室也就是 “语法修辞研究室 ”的会议室 ）；沙发茶几上放着些茶点、水果。就座后，保姆为我们倒好了茶水。望道先生坐在正面对门的沙发上，说：你“们考上研究生，很不容易，今天见面很高兴，以后我们就是师生了。今天请了吴文祺先生和胡裕树同志一起与你们见面。吴文祺先生是 ‘语法修辞研究室 ’的主任，胡裕树同志是你们的指导老师，这次我是与他合招的。你们除了学习语法修辞，一定要扩大知识面，进一步打好基础，语言学理论基础必须打好，在这方面以后请吴文祺先生给你们讲普通语言学，语法方面先由胡裕树同志跟你们定出计划，指导你们学习。有问题可随时来找我。以后你们可来参加研究室的学术活动，在实际的研究中进行学习。”
这天先生跟我们谈到的问题很多。先是谈了语法修辞学习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要我们进一步学习好普通语言学，在学习语法修辞时必须重视语言学理论。接着谈了语法和修辞的关系，又谈了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先生十分强调，文法研究必须要从事实出发，要以事实为基础，从繁复的例句中找出简单的文法规律。先生也同我们谈了学习外语和古代汉语的重要性、外语学习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语言风格的研究等问题。这天先生兴致很高，虽说７５高龄，却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竟然未曾休息过，几次说到兴奋处还从沙发上站起来讲，有时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右颔，那是因为先生曾经小中风，在不间歇的讲话之后大约又疼痛的缘故 ！在座的几位先生几次请他休息一下，他并没有停下，直至讲完。然后，先生又请吴文祺和胡裕树两位老师讲话，就我们今后学习上的一些具体事情作了安排。看得出，先生为这次见面是做了认真准备的，我不由想到：原来先生对与我们这两个学生见面一事是那样认真，看得这样郑重、正式，并不因为我们是学生，是两个毛头小伙而敷衍了事。这第一次正式见面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日后激励和鞭策我学习工作的巨大动力。
望道先生自己是优良学风的积极倡导者和真正的实践者，对于我们研究生更是经常告诫说，考上了研究生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要同语言学打一辈子交道，与科学研究打交道，而语言学的研究是相当艰苦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是对大量事实也就是材料的掌握，靠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靠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就有一个学风问题。科学研究当然希望出成果，但有没有科学的态度和好的学风直接影响到科学成果的产生，所以必须要在一开始就养成好的学风。
先生十分强调作为研究生在学习的阶段特别是在开始阶段一定要重视打基础，不要急着发表文章 ；即使取得了成果并写成了文章，也不要急于马上发表，而是应该反复斟酌、推敲，特别不要为赶时髦而写文章。但是在 “文革 ”前夜，正常的专业学习开始受到冲击。支部把我们这些研究生按不同专业方向组成政治学习小组，并要求大家在学习 “文革 ”文章的基础上写文章对学术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进行批判。我的师兄便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对一些有影响的修辞学著作中的在他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进行批判 ；其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对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的有些观点进行了批判。文章写好之后，他交给了先生看。不久，就接到望道先生约见的电话。这天他一到先生家，先生早已等在那里，看得出这天先生的脸色颇为凝重。先生把他让到了自己的书房，也没有多说什么别的话，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文章已仔细看过，接着就跟他谈对文章的基本观点的看法，同时先生带着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几乎是逐个地看了书架上数量可观的藏书，并且边看边谈，而谈话的主旨则变为应该怎样做学问。记得师兄事后对我说，先生跟他说了做学问一定要能静得下心来，仔细地理解把握作者和作品的真正意思 ；先生又再次强调了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在真正有了心得时可以把东西写下来，但不要急于发表，搁置一段时间，反复对问题进行思考，尽可能把问题考虑得透彻成熟一些。记得在跟我说了以上这些话后，他当时还说，看样子望道先生并不赞成写这篇论文。后来，在一次与胡裕树先生闲谈时，裕树师给我讲了望道先生怎样以委婉的方法劝阻他发表文章的事，这时我顺便问起有关 “文革 ”前那位师兄的文章一事，才得知原来望道先生的意见并不仅仅在于文章本身，而是透过这篇文章看到了一种值得注意并应该及时纠正的学风，所以颇为不快，那天的谈话实际上就是这种心绪的反映，但又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青年学生，所以用的是一种相当委婉的方法，而不是直接的批评。先生 “一生最爱的是学生 ”（陈振新、朱良玉。父亲，我们怀念您！。），先生反复的告诫，实际上包含着寄望我们成才的拳拳之心。
按正常的毕业时间，我应该是１９６７年７月毕业。但由于 “文革”，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我才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中学任教。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４日，我收到了由 “陈望道同志治丧委员会 ”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日寄来的。讣告，得知先生已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９日凌晨４时逝世， 并定于１１月５日（星期六 ）上午十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追悼会。手捧 “讣告 ”我反复地看着，不禁泪流满面，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不相信先生竟是这么快地就走了 ！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现在学术上尚有许多未竟的事需要先生来指导、来完成。
１９７６年９、１０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去华东医院探望先生。那天，刚好风雨交加，我骑自行车穿雨披，到医院时裤腿已是湿漉漉的。到了医院，稍事整理了一下衣着，我从楼梯走到望道先生的病房前，这时陈光磊师兄已经等在门口，他把我引进了病房。一跨进病房门，只见先生正斜靠在床靠上，这时先生也已经看到我了，但见他俯身向前，说道：“你来了 ！”听得出，先生的气息精神已经不如从前 ；但看得出，先生对我的到来是高兴的。我走到床沿前问候先生，但此时不知怎的，心情多少有些激动和紊乱，说了句 “望老你好 ！”之后竟呆在那里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倒是先生指指旁边的椅子说 “坐吧。这”时先生的公子陈振新正好从卫生间出来，同我握了手 ———在我读研究生时，因师母已经过世，有时是振新搀扶着先生从楼上下来的，见过几面，但不是很熟悉。这时振新对我说：光“磊对爸爸说你要来，他早已坐着等你了。这”时先生还是指指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并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听”到先生父子俩的话，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研究生毕业后的种种遭遇不禁涌上心头，但我知道先生在 “文革 ”期间虽然因周恩来总理的提名被列入了保护对象，而实际上还是遭受了很多磨难 ———“文革 ”时复旦工宣队派人到我工作的学校当着单位工、军宣队的面要我汇报 “同陈望道的关系 ”，要我 “反映陈望道的情况”。何况此时先生的健康状况又是这样，我又怎能向先生倾吐自己的苦水呢 ？我只是说了些在中学教语文的情况，倒是先生开导我，要我注意身体 （我因带领学生劳动被倒塌的墙壁压伤，后又累及肝脏，人十分消瘦 ），不要丢掉专业。这时先生要上洗手间，他想自己下床穿鞋，但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振新、光磊扶着先生，我俯身给先生穿上了鞋，我们搀着先生进了洗手间。从振新和光磊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从这年的春夏之交开始先生病得很重，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养，现在情况已好多了。身体好些后，望老就一直想着要把文法上长期思考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这时先生又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些文法上的和别的事。我实在为先生对学术的这种执著所感动，也为毕业以来因为境遇的不太顺利而在事实上几乎是放弃了学术研究而感到惭愧。由于那天风雨不止，天也暗得特别的早，才不过４点多钟，病房中已经亮起了电灯 ；我也恐怕先生太过疲劳，所以再次向先生问候之后就早早地告别了先生。事后得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先生在病榻上，一面自己不断地思考，一面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同研究室的同志讨论并请他们记录下来。在先生的指导下，先生长期思考的一些有关文法研究上的想法，终于化为了系统的文字，一部有着鲜明特点的文法学论著 ———。文法简论。终于面世。
。文法简论。是陈望道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部有着完整系统性、革新特点鲜明的语法学论著。这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另一笔学术财富，这当然是无比珍贵的 ！但我也想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先生去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那又该多好 ！２００５年，许是机缘巧合，我们得到了一部版本颇为罕见的。修辞学发凡，发行所为中国文化服务社。这一种版本的。修辞学发凡。是我们之前所未曾见到过的，而更重要的是，该书第一页有着一篇 修辞学发凡。第九版付印题记。，是为。陈望道文集和陈望道修辞论集。都未曾收录过的，正是这个 “题记 ”，透露了有关先生在文法研究上的深刻思想和可谓 “宏大”的目标：
我“因为修辞学中有许多部分与文法学有关，要彻底建立科学的修辞学不能不彻底建立科学的文法学，又因为中国语文问题常与中国的国运连同升降，每逢国运艰难，就有无数远见的人士关心语文问题，誓愿扫除文盲文聋，而要真正解决语文问题扫除文盲文聋乃至建立科学的语文教学法也有赖于科学的文法学的建立，故于本书 （指。修辞学发凡。———引者 ）印行以后我就从事中国文法学的研究，辛劳十年，颇有新得，正拟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凡，与本书相辅而行，但因无人助理，进行颇慢，或许要到海内清平的时候才能有成。”
从这篇 “题记 ”中可以看到，在研究修辞学的同时先生长期以来对文法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思考，不仅成绩显著 ———“辛劳十年，颇有新得 ”，并且已经有着撰写新的中国文法学专著的具体打算 ———“正拟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凡。”但先生的愿望在解放前 “因无人助理，进行颇慢 ”；而先生所寄望的 “或许要到海内清平的时候才能有成”，又因着种种的原因，先生并没能给我们留下又一部。发凡，而是这部。文法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