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师长
外文学院 陆谷孙
忘记是哪一位大家 （昆德拉？）说过，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年时何速，一不留神，老已冉冉近矣，自己不但满了一个花甲，更成了复旦外文系现职教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夕阳的余晖下，重存往会，怀想亲爱，不时有一幅幅师长的影像游走脑际，寤寐无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内地的高等院系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组调整。政治上向着苏联的 “一边倒 ”导致俄语畸形行俏，而被贬作 “帝国主义语言”的英语则迭遭砍伐，直到全国之大只剩下七八个高校英语专业为止。复旦大学的外文系英语专业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七零八落”之一，更因为调入了原先分别供职于几家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复旦以外其他国立大学多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一时颇有群贤毕至之盛，成为院系调整的 “得益大户 ”。复旦外文系虽也有调出支援外校者，如冒效鲁先生之调往安徽大学，方重先生之调往上海外语学院，林疑今先生之调往厦门大学，朱复、索天章等先生之调往军队外语学院（后陆续调回 ），然与调入者相比，毕竟是少数。
那时，作为学生，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居心向学之士，只要善从诸儒不同的学养和专长，博采并学，必可大有长进。
先从当年被学生戏称为theBigThre
（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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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杨岂深
杨岂深是继全增嘏、孙大雨之后出任外文系主任的，“在位 ”有年，人称“杨老令公”。“岂深”二字据说是他本人入世之初改用的名字，意在自谦；而“老令公”其实不老，比之今日的我还年轻好几岁呢，只是他体弱多病（或自觉体弱多病），作派比较接近老者，说话喘悸少气，声音幽幽，往往未及一半便戛然而止，一手已摁脉去也（英谚云： Thecreakingdoorhangsthelongestonhinges———扉虽危却长不倒。“三巨头”中杨寿最高，足征此语）。识书识人是杨岂深先生对复旦外文系最大的贡献，无他人可比。复旦外文系一度图书资料丰足，曾是兄弟院系羡慕的对象。例如后来被称为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Catcherinthe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已经购得，有位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摘抄了去。“文革”爆发，大字报攻击杨岂深独霸订书大权，而且新书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读，被他垄断多时，殊不知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读书多、涉猎广、信息灵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复旦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点“家底”。杨又知人善任，且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他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议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以免“绝后”（出于种种原因，此计未成，幸有杨烈先生在耄耋之年，义务为系里的有志青年讲授一点拉丁入门，致未完全断种）。我虽不才，当时还算年富力强。是杨岂深先生在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本人犹在攻读研究生的同时，把我推上最高年级即英语专业五年级英美报刊选读新课的讲台，逼我奋发努力。事后想来，杨可能看到了我这人不肯轻易言败的好胜心和比较强烈的表达欲，这才把我往高处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潜力来，而正因为起点较高，自己一点不敢怠慢，日后的进步也才更快一些。毋庸讳言，作为党员系主任，杨在当年是不能不紧跟政治形势的，在历次运动中误伤同仁也是难免。一位嗜读克里斯蒂疑案小说的老教师曾对我说，她要写一篇某英语系发生教师连环被杀的故事，侦探结果发现“凶手”竟是那貌似弱不禁风的系主任；虽是无稽笑谈，与杨芥蒂之深可见一斑！杨早在 “反右”之后便声称要以“ogtadfrie（忘却并宽恕）的态度对待同事之间的恩怨纠frenogv”葛，而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老人似更经历了一番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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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徐燕谋
“三巨头”之二是英语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从英五精读为我班授课（１９６１年）始，到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遽归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二十五年的师恩，而自从我在１９６５年５月丧父之后，师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觉中类乎父爱的感情。长江三月上刀鱼之际，夫子大人必令师母邀宴赐饭，“阿霁”（小女陆霁）享受徐家孙辈待遇，频繁出现于徐老夫子诗中，凡此种种，都是明证。徐师是 “文革”前高教部统编专业英语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两册（七、八册，与北外许国璋的四册和北大俞大 的五、六册配套）的编者，但从穿戴到举止可说是外文系最没有一点儿 “洋”气的人。徐蓄一头板寸发，脚踏黑布鞋，爱吃肉做诗，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员。在他主讲的英国散文课上，他也确实会不时引用汉语的箚记、小品名篇，以为对比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 “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汉语文评术语，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在他布置的课业中更有刘勰、钟嵘、司空图等的文论、诗论。按他的说法，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王佐良先生曾对我说，他欣赏徐老夫子的话：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徐还常以他的“同学如弟”钱锺书先生为榜样，激励弟子们凌绝顶而览众山，甚至向钱推荐过学生，但与此同时又告诫我们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骥尾。徐燕谋先生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踱着步吸烟 “热身”，讲课时也不喜居高临下站定在讲台，而是好在学生座席间的过道中穿行，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哪位学生要是 “参与意识”特别强，抬头与他四目对视，或做出会意的表情，他便驻足与这名学生 “对话”一番，讲到得意处还会朝学生的肩部猛击一掌，然后扬声笑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每周五下午来系办公室参加分组政治学习，循徐式 giggle找英语教研室，绝不会走错门户。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原来，徐是敬老慈幼之人，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这比之他本人在外文系所受的冲击，是更为难熬的精神折磨，于是十年浩劫期间，徐在公众场合基本不再说话，兼之长年失眠的顽疾，就此种下了极度的抑郁。
徐老夫子有几个得意门生，说我是其中之一大概不算夸诞，但我几乎从未听他称赞过一句（对他人说陆某孺子可教，甚至对葛传椝先生说陆诗偶有“义山风韵”，则是另一回事，辗转听得这类评词之后我常乐不可支），多的倒是批评和警策。如果说１９６１年师生初次相识的第一堂课上我被徐师连珠炮似的问题 （依稀记得问题涉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的文艺观）问倒，多少还算是一顿“杀威棒”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挨剋听训就是家常便饭了。我好练笔，但发还的作文卷上多处写着“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谈“虚语玄，和者必寡”，不“脱依傍，何论登峰造极”，格“律是紧身衣，不宜学做旧体诗”之类评语，其中儆戒的基调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我去国外发表论文时。１９８３年３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国际会议，并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 JamesLardner的专访。采访记在该报发表后，我不无得意地给徐老夫子寄去一份，不料因此招来严厉批评，要我重温。汉姆雷特。剧中波洛涅斯给儿子莱阿提斯的“家训”：“Give everymanthyearbutfewthyvoice”（多听少说），复又毫不客气地告诫：“Stilwatersrunde
p”（静水深流）。回顾平生，言行所守，似尚无大缺，除家教外，徐老夫子的诫勉影响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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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葛传椝
“三巨头”之三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系里流传的佳话是葛早年辍学，靠着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 HenryW。Fowler，专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F君旋写来回信，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从此名声大振，时被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去向公众作英语演讲，并更加专注地钻研起英语惯用法来，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戏称葛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葛在英语惯用法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始受到挑战，据说当时有某位英籍专家在北外演说，要学生把葛氏。英语惯用法词典。扔出窗去 ———倘若他们真要学好英语的话。葛对此是颇耿耿于怀的，曾由他学生俞亢咏先生与那洋人几度鱼雁往返，后来据说对方也改变了自己的极端看法。葛传椝先生最大的爱好是词语，思想方法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譬如说他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隔，把搞文学的老师，如伍蠡甫、戚叔含、孙大雨、林同济，一律称为 “楼上派 ”（当年的文学教研室适设于二楼 ），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语言的教师则属于 “楼下派 ”；读书可以忽略内容，只顾语言，因此从头至尾顺读和从尾到头倒读，对他来说，并无两样 ；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 “Tobe，ornotto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 be，想到头还是 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葛”还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我曾因此戏称他与翻译 “不共戴天 ”，他反唇相讥，称我 “戴天先生 ”，又简化作 “戴先生 ”，年长日久其孙竟忘我真名，每以 “戴先生来访 ”通报 ！葛爱玩弄词语，给人起一些并无恶意的绰号。上文说过徐燕谋先生 “文革 ”缄口，葛从此称徐 “金先生 ”（从英谚 Silenceisgolden化出 ）；某公语速多顿，插入无数 “这个 ”、“这个 ”，葛将此译作 this，一度称他 Mr。This，兴犹未尽，遂把 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 “集思 ”，复将二字扩成 “集思广益”，干脆称某公为 “广益先生 ”。从 Mr。This到 “广益先生 ”很容易看出葛传椝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轨迹。“文革 ”中学习极 “左”理论，工宣队诱导知识分子们提出问题，从中掌握思想动向。葛受不了 “钓鱼 ”式的骚扰，思索良久，终于问道：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 it还是 they？”引得满堂哄笑。英语娴熟到一定程度，常会有在熟人中间说上几句“洋泾浜”开开玩笑的诱惑。葛先生这方面的发明在外文系是尽人皆知的，诸如 “oldthreoldfour”（老三老四 ）， p“asty”（沪语“搭酱”的硬译，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
可能是师门不同的缘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对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类乎今日里的 qualifyingtest中，“现代英语”一门由葛命题，受试者仅我一人。由于出题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闭的屋子里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五点，权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砖还是由翟象俊兄从铁栅栏外递将进来的。“文革”中期，葛与我一起被 “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再往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改革开放后补拟。新英汉词典。编写人员名单时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领衔之后，师生关系渐次密切起来。葛晚年寂寞，师母大去之后常过街来我处“吹牛”，见我在徐燕谋先生死后发表在报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问他的身后不知有谁会作文纪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讲“未雨绸缪”，并表示区区虽非葛门嫡出，师恩隆重，哭丧也是本分。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葛传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正客居香港，践诺写回一文，正好在大殓之日见报，当年说笑竟一语成谶！葛先生生时来访之频，有时令我应接不暇，尤其是杂事蝟集之际，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诓语挡驾。对师长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来，愧悔自责不迭！
此外，还有“蛋头”教授林同济、“金童”刘德中、“玉女”杨必等，都是我们尊敬的师长。
可久可大，莫过乎学。我在复旦外文系求学八年 （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受过二十多位老师的教导，一篇文章自不能骤穷诸位业师的风貌，但当年师资的“豪华”阵容，想来已勾勒出一个大概。
回忆既让我享受 “夕阳余晖下的醇美”，也自然激起几许伤感，“秋风行戒悲落叶”，凋零之后，何日再见欹欤盛哉的繁茂？但愿少壮俊彦，皆骎骎有后来居上之势，使我作此文缅顾衰老而终有益于今之少年高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