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袁 榘
邯郸校区大礼堂前面，有一块长得葱翠碧绿的大草坪。它的右侧是１００号、２００号和３００号楼，左侧是６００号楼也称子彬院即现在的数学楼。这里曾经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复旦校园的中心地带，当时的物理系就坐落在那里，系办公室在６００号底层，２００号楼和大礼堂楼下的４００号则是部分实验室。物理系曾是全校招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大系，她陆续衍生出多个新系和专业。作为５０年代初进入这个系的老复旦人，对那一段历史记忆犹新，特别是在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间，复旦的群众性科学研究和新专业建设搞得热火朝天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尽管那时的 “大跃进 ”是政治上 “左”倾错误的产物，但在 “向科学进军 ”的激励下，复旦的物理系确确实实是在那个年代里快速地成长发展起来，一些新的学科和专业如核物理、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真空物理等，都是在那时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物理系的师资队伍在经受锻炼中得到壮大和发展，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为复旦各方面的骨干。当时那种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成为物理系广大师生日后在科技和教育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可贵的传统和精神力量。
１９５２年，高校院系调整时，我从同济大学物理系并入复旦。１９５５年毕业留校任教。当时复旦物理系的系主任是原同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先生，全系只有２２位教师，师资队伍正亟需扩充。我们５５届一下子留校１２个人，占了原有教师的一半。我被分配到电子学实验室，室主任是原浙大物理系过来的赖祖武先生，还有一位教师何育遼先生，我是仅有的一名助教，最初担任电子学基础课的辅导和实验。电子学在当时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极其广泛而重要，国家迫切需要大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而国内各个高等院校，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工科院校，在１９５６年前后都纷纷建立这方面的专业。复旦那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但赖先生在我第一次进实验室时就明确地告诉我：我们小组要向这个方向抓紧努力。１９５６年初，在党中央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下，全校教师热情高涨，纷纷开展了各项科研工作，物理系的新学科建设也加快了步伐。继１９５５年卢鹤绂教授率领部分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北大参加筹建国内第一个原子核物理专业之后，１９５６年谢希德教授又率部分教师和学生去北大筹建五校联合的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电子学实验室在赖祖武和何育遼两位讲师的带领下试制成功了复旦６０１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可以解多元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组。这在当时是国内首次报道的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它跨出了复旦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第一步。这项科研工作对我这个刚留校不久的年轻教师来说主要还是在两位老师指导下的一次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１９５６年秋季开学时，系里又从５６届毕业生中选留了邵奕麟、赵梓光、徐钧山等三位教师来实验室，又补充了两位教辅人员，大家齐心协力地建设无线电基础实验室和脉冲技术实验室，同时准备 “电子学方法 ”和“脉冲技术 ”专业课程。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我国聘请的两位苏联专家到达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国内多所高校都派教师前去进修，复旦也派我作为进修教师前去随微波电子学专家列别捷夫学习。系里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回来后开出微波技术这门专业课，并把微波实验室建立起来。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将在成都进修两年，但１９５８年上半年，学校提前两个月把我调回。当我赶回复旦，却并没有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回电子学实验室集中精力搞业务，而是被派往物理系四年级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与同学们一起，投入思想政治运动，这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他们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正值学校 “大跃进 ”的高潮，党委号召师生结合大搞群众性科学研究，开展创造性教学和学习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组织物四的同学在系里有关教师指导下一起进实验室并对所学课程进行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还带领部分同学具体参加电子学两个实验室的建设。尽管这三个月的日夜苦干有许多不足之处和问题，但同学们都觉得这段实践收获很大，也为在毕业离校前能为复旦的学科建设做了一些工作而自豪。
１９５８年９月初的一天，校党委分工联系物理系工作的副书记王零把我叫到系里，告诉我学校已决定在物理系正式成立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要我担任专业教研组主任。王零同志说，电子学这个专业十分重要，一定要下决心搞起来。这个教研组主任你不当谁当 ？不但要你当，而且一定要当好。当时何育遼先生已被市里调去筹建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赖祖武先生奉调二机部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系里刚争取到的一位由美国 RCA公司归国的工程师侯元庆先生也被调去支援新建的上海科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无线电电子学新专业的建设就只能依靠我们这几个毕业时间都不长的青年教师。学校和系里也十分支持该专业的建设，系里随即从５８届毕业生中选留了凌燮亭、何永保、沈伯埙等人充实专业的师资队伍，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专业建设和建系的骨干。党委还派金兆良等同志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新专业的建设。我们遵照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师生结合、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建设与提高的方针，着手专业建设。此后学校又决定将物理系的真空实验室划入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并成立电子物理教研组，华中一同志任教研组主任。这又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为了支持新专业的建设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即在１９６０年毕业班学生中选拔一部分人提前毕业留校 ；在６１届和６２届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生作为 “预备教师 ”，投入新专业的实验室建设。１９６０年初，又从复旦附中、复兴中学和劳动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生进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学习，编为 “电训班 ”，其中很多人后来都留校成为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骨干。
在专业建设高潮中 “苦战 ××天”，师生按照学科范围组建为四个“中队 ”：无线电技术、计算机、真空与电子物理、微波 （无线电物理），分别进行科研攻关。当时好多实验设备和装置国内都没有生产，我们就自己动手制造。没有现成资料参考，我们就根据原理图或示意图来试验摸索，不断调试修改。微波实验室的主要设备微波测试系统基本的原材料 ———波导管，几经周折才从南京某军工厂的仓库里找到被打坏的美军雷达系统，从其中锯下可用的部分。它的金加工设计图纸也是边干边学，在校金工场老师傅的协助下做出样机再反复修改。当时研制的复旦６０２型通用电子计算机还是电子管式的，要有好几个大机柜，它的加工要一次次跑工厂联系。那时的计算机存储器还是磁芯存储器，要用上百万颗磁芯，一颗颗经过测试再用导线连接起来，工作量极大。大家都是夜以继日连续苦干。在专业的教学建设过程，只能找到苏联几所大学的教学计划和大纲作参考，再向国内华东师大等校的专家教授请教。几门要开的专业课教师们原来都没有学过。我们学习数学系小型科学报告讨论会 （“习明纳尔”）的经验，由几名教师分头先看材料准备，写出讲义初稿，然后逐段试讲，由高年级学生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再讨论修改成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专业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制订了专业教学计划，并据此开设了无线电基础、电子学方法、脉冲技术、微波技术、无线电接收、超高频电子管等课程并编写了教材 ；建设了基础教学、微波、脉冲和高真空技术等专业实验室，自制了多种规格的脉冲发生器、多种核辐射探测器、３公分及１０公分微波测量系统，计算机组研制成复旦６０２型电子计算机 ；电子物理教研组在校玻璃工场协助下制造出整套玻璃高真空系统和测量器具，教研组主任华中一等编著出版了。高真空技术与设备。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高真空技术的专著。１９６０年３月，无线电电子学教研组在全校的教研组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新专业建设的经验 ；５月，电子物理教研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文“教群英会”）。１９６０年９月学校正式宣布成立无线电电子学系 （又称物理三系），设无线电电子学和电子物理两个专业，下设无线电基础、无线电技术、电子物理和无线电物理等四个教研组。
在那一个时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校党委在领导新专业建设工作中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王零同志经常到实验室了解工作进度和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有时就是看着大家做试验、陪大家一起 “开夜车 ”，为大家鼓劲。有涉及学校有关部门如后勤和财务方面的问题时，他会当场把行政部门的同志叫来现场解决问题，对各个单位之间协作上的问题，他也会把各方人士请来当场协调解决。为了研究复旦理科的发展和组织重大的研究课题，他经常找理科的教师聊天，他称之为 “神仙会 ”，会上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善于向业务上的内行学习，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想法的基础上研究 “拍板”、做出决策。他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学科之间的人员交流和协作。在电子学专业建设之初就提出把两位化学系的高年级学生抽调到电子学专业，又把两位电子学的 “预备教师 ”调往生物系。他们四位后来都在新的学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经常把不同专业的负责人，他称之为 “各路诸侯 ”找来在一起开会，有时这种会对自己的专业并不一定直接有关，但我们之间也确实能了解到不少东西，得到很多启发和沟通。王零常常用一些通俗、形象的民间语言，例如 “要吃蹄髈不要吃花生米 ”、“破釜沉舟 ”、“老死清凉山 ”等等来教育我们，在科研上要有雄心壮志和百折不回的决心与坚持不懈的恒心。他那带有浓重安徽口音的话语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他善于抓住群众中发生的一些细小的事情，作为典型事例来对大家进行教育。复旦曾有过一次学习大庆人 “三老四严 ”作风的活动，其间他在电光源实验室看到有一位同志用脚踢开实验室的门。他抓住这样一个事例在理科各实验室中掀起了一个 “反马虎劲 ”的活动。我们对此都深深铭记在心。电子物理专业下面的电光源实验室两年多来研制出了多种特殊光源，包括亮度极高的大功率氙灯，它有 “小太阳 ”之称。在农历元宵节期间，民间都有举办 “灯会 ”的习俗。王零同志提倡电光源实验室也来开个 “灯会 ”，将研制成功新型的灯集中展示。这样既促进了电光源工作的进展，也借此推动了理科各系的科研工作。老复旦人恐怕都还记得那时复旦校园里 “小太阳 ”在楼顶高照、亮如白昼、人群熙熙攘攘观看展览的热闹场面。王零同志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他随身携带着一本小本子，其中记载了预备教师和电训班学生中一些尖子的名单，经常向我们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下实验室时也常常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对我们这些系的骨干，他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们各人的性格、爱好、家庭和生活情况都了如指掌，平时也十分关心。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召我们开个小会、聊聊天、讲讲形势，从政治上 “敲敲木鱼 ”。可以说，我们好多青年教师的成长背后都渗透着他的一番心血。
现在来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确实带有不少不够科学和浮夸的成分。连续的 “苦干 ”和 “跃进 ”，也搞得大家疲惫不堪。这些问题后来也得到了纠正。１９６１年８月，根据。高教六十条。的精神重新修订了专业教学计划，加强了 “三基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内容，使无线电电子学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稳定发展的道路。１９６２年４月，学校决定无线电电子学系仍然并回物理系，作为两个独立的专业招生和发展。
４０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早已年逾古稀，当年的预备教师也都已退休多年。如果说复旦的电子学那时还只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初生婴儿，而今他早已长大成人：１９８５年电子工程系重新成立 ；电光源实验室 （研究所 ）发展成独立的光源与照明工程系 ；电子物理专业发展形成了新的学科方向而成为材料科学系一个新的专业 ；当年的计算机组后来与数学系的一部分专业新建成计算机科学系 ；与当年的物理系一样，后来从电子工程系也陆续衍生出通信工程系和微电子学系。这些系科已成为复旦信息工程学院和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主体。我们在回顾复旦的电子学创业时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的同时，衷心祝愿复旦这些系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