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生药学教研室双获国家奖
药学院 施大文
１９５３年７月，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留校在药学系生药学教研室任教，直至１９９６年退休。４３年来，我从助教到教授、从教研室副主任到主任，与我的老师、同事、学生共同为上医的生药学教学、科研共同奋斗。其中有许许多多经历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尤以生药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前后获得国家奖的事迹，更是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为提高教学质量不懈努力
生药学教研室主要开设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两门课程，承担本科生、夜大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任务，另外还开设数门研究生课程。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课程牵涉的面很广，涵盖了数百种中草药和天然药物。内容从分类、形态、显微鉴定、理化分析，直至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效用。如果讲授得不恰当，就会使上课像罗列条目，索然无味。当时，几所著名医药院校的生药学老师在互相交流中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提高生药学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我们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让学生喜欢生药学，愿意为祖国中草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首先，我们在讲课上下工夫。每一位主讲老师都认真写教案，不断补充新内容，反映国内外新发展，每位教师上课前都使讲课内容熟练到可以不用讲稿。新教师上课前必须预讲。
为了保证讲课质量，坚持教学小组集体听课、集体备课讨论。这样，不仅可以了解老师讲课情况，还能注意学生对讲课的反映，发现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不足，也使青年教师从老教师的讲课中学习提高，逐渐成长。
此外，还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如讲课时，针对要讲授的内容，提出问题，增加了听课时的悬念性 ；将分散的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增加了统一性 ；改部分考试为查文献，写小综述，培养了同学阅读课外文献的能力；运用直观教具如模型、挂图、实物等等增加感性认识和趣味性。
生药学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每次实验，教师都集体预做，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在当时还没有影像手段的条件下，我们请绘图室绘制了数百幅黑白和彩色挂图，照相室摄制了数百张生药性状和显微结构彩色幻灯片，交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套幻灯片，当时还被药学院领导出访日本时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药学院校。此外，还定期开放实验室、标本室。我校当时有七亩地的中草药园和花房，老师经常带领同学去劳动并识别中草药。每学期还带领学生去天目山、青山等地采集草药植物标本。同学们反映收获很大。只可惜这部分内容后因故被迫取消。
在改进本校教学的同时，我们还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交流。除积极参加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外，还联合山东、西安、浙江医科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主编出版。生药学实验指导，在学院沿用多年。
正是在这些努力下，我校学生对生药学教学很满意，对生药学学习兴趣浓厚，报考生药学研究生的人数亦日益增多。因此，多次获得学校的教学奖、教材奖 ；１９９４年还获得了国家医药局颁发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学先进集体奖。这是生药学教研室的光荣，是药学院的光荣，也是上医大的光荣。
踏遍青山为攻关
１９８５年，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医药，国家科委、计委、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制订了一项 “系统研究２００种常用中药材 ”的重大攻关项目。第一批１００种在１９８６ —１９９０年的 “七五 ”期间进行。由北京医科大学楼之岑院士和中国药科大学徐国钧院士分别负责北方片和南方片的研究组建工作。当时要竞争参加这一项目的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多，我组织室内同志在原有研究工作基础上，夜以继日地准备材料进行申报。经过多次汇报、修改再申报，终于为我室争取到１０种中药材的 “七五 ”国家攻关课题。当时国家科研经费紧，每个药材只有经费２万元，但要求每种药材都必须完成１０项指标：文献查考，本草考证，药源调查，分类研究，性状鉴定，显微构造，商品鉴定，化学成分，质量分析，药理作用。参加工作的每位同志都有强烈荣誉感和重大责任感，但时间紧任务重，其中首要的是要采集到全国各地所用该药材的原植物，才能科学地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为此，承担任务的同志，冒酷暑，顶风雨，在全国各地跋山涉水采集标本，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城乡。全国大部分区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所遇种种惊险难以尽诉。为了节约经费，我们一般都住几块钱一夜的小旅店，蚊叮虫咬，无法洗澡，而每天走几十里山路更是家常便饭。凡此种种，大家不喊苦，不叫累，采到数百份原植物标本，收集到上千份商品药材，为进行其他指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人手不够，研究生、本科生也都参与了研究。在每年两次的各校负责人汇报会上，我校的工作都受到了好评。１９８９年底到１９９０年初，正值工作进入最最紧张的总结阶段，我被查出患了癌症，手术后，又要进行每月一次的化疗，激烈的反应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总结汇报鉴定在即，参加研究的单位有１０多个，上医大的工作决不能落在人后，我就边化疗、边和全室同志一同努力，将大量实验材料汇总，包括文字、图表、照片 …，终于将１０种药材的资料汇总成１０本厚厚的论文册。在鉴定会上，受到了鉴定委员会的肯定和赞扬。
在“七五 ”攻关课题鉴定结束后，国家又开始了 “八五 ”攻关课题的招标。当时我仍继续在中山医院定期接受化疗，但为了争取到课题和经费，又立即组织材料进行申报，因为 “七五 ”攻关课题的成功，参加竞争 “八五 ”攻关课题的单位增加了许多，但由于我们科研工作有基础，又获得了５种中药材课题，进入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年 “八五 ”攻关课题的研究。
１０年的艰辛攻关，为我们取得了可喜的回报。这两次攻关课题不仅获得了中医药管理局的一等奖、二等奖和优秀奖，还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七五 ”）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八五 ”），以及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虽然在当时这些得奖只有证书，没有奖金，但大家都由衷地感到欣慰、满足和自豪，因为我们为祖国中草药事业贡献了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