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系 刘豪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走过了８２年的历程，我为她的恢复重建工作了近３０年。但我选择社会学事业是 “自投罗网 ”，走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复旦大学在１９２５年建立了社会学系，孙本文、杨开道、潘光旦、雷洁琼等前辈社会学家都在复旦工作过。复旦社会学系在１９５２年前是比较有影响的。全国院系调整后，她随着整个学科被取消而销声匿迹。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许多社会学名家被划为右派，社会学成为危险的禁区。“文革 ”结束后，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全国社会学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 ”。这就为沉冤２８年的社会学恢复了政治地位和学科地位。当时，老社会学家大都已８０多岁了，胡乔木希望他们 “赶快带徒弟，要教学生，即在大学里边恢复社会学系。不能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都设立，那么就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设立。”教育部的同志也希望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先酝酿设立社会学系。同年３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就为我国社会学获得新生、发展吹响了号角。
复旦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在１９７９年春夏开始起步。我校社会学家田汝康在全国社会学座谈会上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被选为第一副会长，他将教育部希望复旦恢复重建社会学系的意见带了回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学校领导暂不考虑马上设立社会学系，决定先由哲学系承担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任务。是年４月下旬的一天，胡曲园主任和胡景钟副主任找我谈话，让我转向搞社会学。当时系里中青年教师有２０多人，为什么找到我呢 ？
谈到这个起因，需往前延伸到１９７８年的春天。开学不久，哲学系副主任胡景钟教授安排我搜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希望我将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在工作中无意间看到了一些社会学的论文以及１９５７年批判 “资产阶级社会学 ”的一批文献资料。“社会学”这个名词，仅在过去的一部权威的哲学教科书的一个地方出现过，而且前面还加了 “资产阶级 ”的帽子。老师在课堂上亦未对此加以任何解释，我也没有阅览过有关论著，因而对社会学这个学科是一无所知。我当时看到这些资料时，觉得很新鲜，花了很大工夫去追寻它的渊源与发展，对社会学在我国的遭遇加以特别的注意，但一时还弄不明白，只觉得一门学科被判 “死刑 ”，清除出社会科学领域，难以理解。于是我钻进了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图书馆藏书楼 （当时我家离这里很近 ），用近半年的时间阅览了。社会学。季刊、。社会学界。等报刊上的社会学文章，在１９７８年底写出了。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３万多字。成文之后，我先向胡景钟老师汇报，后又送系里几位老师看。他们认为这是敏感的学科，建议多想一想。当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在党内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传达、学习，学校希望哲学系为复旦社会学建设做工作时，系领导自然地考虑到我了。系主任胡曲园抗战胜利后进复旦社会学系任教授，解放后曾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对社会学及其遭遇甚为了解。
他们认为我已经在研究社会学，又年轻，是合适的人选。对此，我并无思想准备，我是学哲学的，总希望从事本专业的工作，虽然不经意中接触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但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还是基本无知，把它作为主业来搞心中无底。过去社会学的遭遇仿佛就在昨天，警示我要谨慎小心。因此，我只想作为非专业做点 “副业 ”，希望由别人来做这项工作。他们说，社会学中断了近３０年，正处在青黄不接时期，总要有人挑恢复重建的担子，希望我能接受组织的信任，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他们给我留了点余地，让我考虑考虑再定。当时我想，这就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要是我没有写那篇文章，或不向胡老师汇报，也许领导就不会找到我了。我的一些老师朋友也真心实意地劝我别搞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对现实干预性太强，风险太大。
我是一名党员教师，工作服从组织安排是基本的组织观念。半“
个月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也留了点尾巴，如果干不了，让我”“”
回来。胡景钟老师说，你一个人先干起来，以后有合适的再安排。“”
胡老说，你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我。就这样，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从事曾被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反差不能说不大。
学校和哲学系为我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概要地说，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放手。只要是我有关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设想都一一给予支持，凡有合理要求一一满足，让我专心于社会学。二是派我出去培训学习。让我参加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北京社会学讲习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在资料中经常被点名批判的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家。在４个多月的时间里用速成的方法学习了１０多门社会学基础课，还听了费孝通、于光远、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戴世光、范若愚、马洪、陈道等国内学者的专题报告，打下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基础。三是１９８０年秋天派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 ）———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的编写，使我在教材的编写中学习提高。费孝通、吴文藻、吴泽霖、张之毅、袁方、全慰天等社会学前辈坐镇讨论编写提纲和书稿修改，这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生动一幕，从中我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团队精神。四是１９８１年秋季开始在全校开设 “社会学概论 ”选修课，头几个学期都是我主讲，选修学生多的每学期达２００多人，少的也有７０余人。讲台，是检验，也是学习和提高。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某个场合，会冒出一位我的学生，说他是那一年选修我的社会学概论课的，有的从复旦毕业后自己选择社会学深造，在高校从事社会学教学。五是哲学系从１９７９年秋季开始将社会实习列入教学计划，规定每届学生有４周的社会实习时间，我逐步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同学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增强了同学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有一位同学深有体会地“”
写道，哲学把我托上了天，社会学把我引回到地上。社会实习地点主要在市内，有时也安排在外省，所需经费学校全额划拨。１９７９年参加社会实习表现优秀的同学，有几位已成为教授、知名专家、长江学者了。六是１９８８年社会学系重建后，历届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和多种社会学专题研讨会，只要我申请都批准，并给予报销。七是学校有关部门，特别是教务处、外事办、研究生院和自学考试办公室等，对我们的有关申请，大都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有的是特事特办，如研究生院接受兼职教授费孝通的倡议，批准哲学系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在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年联合举办社会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旨在锻炼师资队伍，创造复旦办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的条件。自学考试办公室在１９８７年秋，向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推荐，由我负责组织编写人口学专业。社会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并负责题库编制工作。次年春天又推荐我去中山大学参加政治管理类专业委员会第一次（扩大 ）会议，会议决定由我负责组织编写政治管理学专业和行政管理学专业的。社会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和。社会学概论。自学考试教材。当时我还是讲师，别的学科负责人都是教授，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八是１９８５年社会学专业在加快筹建过程中，学校领导对我们的筹建工作给予积极支持，特别是谢希德校长对社会学更是满腔热情的扶持，凡是有国外社会学家来校访问，她总是尽可能出面接待，希望他们多支持复旦。１９８８年８月，她在吴兴路家里听取我关于筹建社会学系进展情况的汇报，并接受了我们筹备组的书面请示报告。１０月１１日，她主持校长办公会议，听取哲学系的社会学系筹备小组情况汇报，讨论并批准了成立新的社会学系。谢校长对怎样办系作了多次指示和许多勉励。我列举这些事实，说明学校和相关部门、哲学系为我和其他同事提供的学习、成长条件是很多的，都在为复旦社会学学科建设共同努力。学校培养了我，使我这个社会学的门外汉成了社会学的一颗铺路石，得以为复旦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参加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的４０名正式学员，大多是自己向单位请求而投奔社会学的。我有点不同，自己无意闯到门前而不想进去，经领导动员才在半个月后回答服从组织安排从事社会学事业的。我既然是自己闯进了社会学这座大厦，并接受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我就应跳出 “罗网 ”，发挥自觉能动性，踏实工作，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但困难是很多的，如图书资料是教学研究的基础，社会学在我国中断了２８年，图书资料是解放前的，复旦藏书甚少，而且许多已不合时宜。头几年只有我一人，没有同事研讨、协作。我摸索的办法，一是依靠组织，有什么设想向领导汇报，有什么困难向领导提出，有什么学科发展的动态信息及时向领导汇报。二是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如尽可能多的参加上海、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活动 ；努力搞好来访社会学者的接待，主动提问题请教，了解国外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再如甘当小学生去复旦分校社会学系听课等。三是在实践中学习，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带领同学进行社会实践是一种学习，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等也是一种学习。费孝通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他从事社会学的目的，希望从事社会学教学的人定期选择专题投身到社会调查工作中去，用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作理论研究。对此，我亦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１９８２年１月，我参加费孝通主持的 “江村 ”调查基地调查，此后又参加他主持的 “江村”调查。我对 “江村 ”追踪考察了２０多年，从中透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发生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提高，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技能，为我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厚实的根基。
我在工作中的一点体会是，要处理好行政工作与教学、科研的关系。在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筹建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阶段，我积极投入教学科研，为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系的恢复重建创造条件。１９８８年９月，社会学专业首届本科生进校，１０月１１日学校批准设系后到１９９２年，我担任社会学系党支部书记，协助系主任工作，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安排等占用了我许多时间，那时没有 “份内 ”、“份外 ”的概念。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年任副系主任，分管教学等工作。我努力做好党务、行政工作，但不放松科研。我先后发表了４０多篇论文，出版了。社会学概论。（主编，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修订版 ），。人的社会化。（合著，１９９３ ），。国外社会学综览。（主编，１９９３ ），。当代乡镇的社会变迁。（合著，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修订版 ），。农村社会学。（主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修订版），。中卫社区志。（主编，２００６ ）等著作。编辑出版了费孝通的。志在富民。（２００４）、。江村经济。（２００６ ）和。乡土中国。（２００６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现在担任 “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 “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之 ‘重大工程项目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系列。主编。我认为科研成果不只是个人文字的记录，也是复旦社会学成长的标志。每个社会学工作者努力往这知识的长河中投进一二滴水，就是一种贡献。
如果从１９７８年无意中接触社会学起，我从事社会学事业已有２９年了。近３０年来，我得到了校系和老师的许多关怀、支持和同事的真诚关照、帮助。我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我 “自投罗网 ”的路走对了。近几年，社会学系在社会发展与公共学院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博士点和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教学科研和在全国社会学界的影响都有了长足进步，我为此而自豪。
生命不息，事业不止，我将为复旦社会学的发展继续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