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业 篇
拉丁美洲研究室 陈才兴
今年是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成立４０周年，回顾该室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思绪万千。
１９６４年，国务院外事领导小组会同中国社科院和高教部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成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并确定在复旦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有独立的编制和经费，汇由教育部直接拨发，专款专用，世经所２/３，拉美室１/３。有独立的外资料室，订有外文报刊１００多种，每年直接向国外订购一两批外文专著。拉美室由程博洪先生任研究室主任，党、政由历史系代管，筹建工作刚开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 ”而搁置。
１９６８年初，我和刘文龙教授作为出国储备师资从北京语言学院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俩被调到了复旦拉美研究室。因当时正是 “文革 ”最疯狂的时期，读书无用，中文系要取消，搞大文科的传言不断，而该室有许多西班牙文报刊和书籍，无人翻阅，我们想利用大学毕业后所学的西班牙文，翻译些资料，也许是一种最佳的选择。１９７０年，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拉美外宾时，多次听到在拉美有许多家庭几乎都挂游击英雄切 格瓦拉的像，在拉美其影响比毛泽东还大，“游击中心 ”理论广为传播。总理向外交部有关人员提问：什么叫 “游击中心 ”，其理论要点是什么 ？可因大家忙于运动而无人知晓。得知该消息后，我们就组织室内人员查找资料，同时开始对一屋子满是尘土的外文报刊加以整理，送图书馆装订成册。最初从报刊上找到一些格瓦拉论游击战方面的文章，以及对其观点的各种评论。我们据此编写了 “游击中心论 ”及其主要观点的简报，交上海外办，并转交中央。从此开始上海外办需要什么有关拉美的资料，我们及时提供，并随时把有关拉美的新动态、新信息写成简报送上海外办。
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深入发展，需要我们提供的拉美信息越来越多。另外，大量书刊经过整理，发现有不少书可翻译出版。于是，主要由程博洪先生挑选，我配合组织人力翻译。室内人员不够，征得领导同意，把历史系所有懂外文的老先生：周谷城、田汝康、靳文翰、耿淡如、章巽等著名教授都组织到拉美室参加翻译。同时，经上海外办推荐，把当时在工厂劳动的林无畏、慈文华、黄奋、陆定纲等外事系统老翻译先后调入复旦拉美室工作。从古巴的。波希米亚。杂志上翻译。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开始，随后翻译英文和俄文版的。格瓦拉传。、。拉丁美洲游击运动。和西班牙文的格瓦拉的。游击战。等书，并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出版。室内人力不足，就到复旦外文系、上海外语学院及上海社科界寻找合作对象，经方幼封教授介绍，甚至到北京拉丁美洲研究所 （当时该所尚未恢复工作 ）寻找翻译者。其中主要的合作者有：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西语系主任的孙义桢、徐瑞华，曾任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姚廷纲，担任过北京拉美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陈芝芸夫妇和。剑桥拉美史。的主要校订者徐壮飞等１０多人。翻译的大量书稿经我室人员校订后出版，共出版了。卡斯特罗与古巴。、。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庇隆与阿根廷。等１０多部书；另外，从外文报刊上翻译和摘编的文章，以。拉美问题译丛。和。拉美问题资料。的形式出版，共出版了２０多期。这些书刊的出版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任中国驻秘鲁大使的焦若愚在回国休假时见到我室翻译出版的 （秘鲁 ）阿尼瓦尔 基哈诺的。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 ———兼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一书后，在返任途经上海时，他专门把我叫到锦江饭店，了解我室对拉美、特别对秘鲁的研究情况。他说，他在秘鲁多年，还不知道阿尼瓦尔 基哈诺是何许人 ？他要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一些拉美的书刊。我把我们翻译出版的书送他，后来他请大使馆也寄送了一批秘鲁的书给我们。值得指出的是，复旦拉美室当时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完全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校内外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
“四人帮 ”粉碎后，拨乱反正。聚集在拉美室的老先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上海外事系统调入的几位也大部分先后调离了拉美室，余下人员经与程先生商定，按地区和国别进行了分工，并确立了各自的研究方向。整个室的研究重点仍以原定的 “对二战后拉美政治、经济、文化等作战略性研究为主，兼及历史 ”。具体研究工作除继续参加撰写。世界历史长编，向上海外事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及承担。辞海。、。中国百科。等拉美条目撰写外，重点组织编写。拉丁美洲经济。和。苏联和古巴关系 （１９５９ —１９８２年）。两书，室内人员按各自分管的地区和国别分头撰写。在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拉丁美洲经济。出版计划时，程先生亲自撰写了该书的大纲。
程先生多次同我说，研究人员不能只懂英文或西班牙文，一定要懂两种外语，决不能只靠中文资料写文章。他还要我严把研究人员调入关，严格控制研究室规模。他说，尽管拉美有３０多个国家和众多地区，但专职研究人员只要十几个就够了，一定要少而精。他多次强调研究成员尽量要从经济、国政、历史、外文等系科中选留，以便少走弯路，分别直接从事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他还说，研究成员组成要逐渐转向研究生毕业的为主，既通外语，又有专业知识和从事拉美研究的基础，有条件的再到国外进修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了。程先生把拉美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为此，在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制度后，他率先带了两名研究生，翌年又招收了五名。这在当时众多老先生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这些研究生大部分不懂西班牙文，研究室专门调进了一位开设西班牙语课的教师，研究室的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
１９８１年，我赴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任教，１９８６年回国。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拉美研究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程先生因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部分不能留在室内，因此不愿再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而退休。拉美室逐渐演变成了历史系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失去了独立编制、经费和单独招收研究生的权力。仅有的只是始终不变的购买外文期刊的外汇和每年２０００元钱的科研经费。每年订购新书的工作因没有外汇而中止，原有的外文报刊因涨价而逐年缩减，从１００多种减少到２０多种。原有的许多国外学者因没有接待经费而逐渐失去了联系。研究室的工作重点也从以科研为主逐渐转向了以教学为主，但能在历史系开设拉美课程的只有。拉美史。和。当代拉美。等选修课，而且。拉美史。课开设了几次因选修学生没有达到１０人而中止，众多研究人员无课可开设，发表拉美方面文章的园地又有限，争取科研项目则更难。到每学期期末统计工作量时，许多研究人员常感到很尴尬。于是，程先生和方幼封教授留下的三个研究生先后去了美国。有的人员被调离，有的自谋出路离开了拉美室，有的相继退休。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减少，资料员也被调走，后来独立的资料室由历史系资料室代管，拉美室日常资料工作由研究人员兼管。到１９９６年，曾一度达到近２０人的拉美室只剩下了方幼封主任、刘文龙教授和我三人。
方幼封主任退休后，拉美室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我同刘文龙教授各自承担着繁重的党政、教学和科研任务。刘教授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我任系工会主席兼世界史教研室支部书记。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世界文化交汇。和拉美史方面的课程，我开设。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研究。、。拉美与东亚现代化比较研究。及。当代拉美经济。等课程。我们还各自主持着上海社科院和国家教委批准的研究项目，并兼搞拉美资料工作。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的外文书刊散乱地堆放在系储藏室，十几年不变的科研经费，即使。大参考。同韩国研究中心合订后仍不够支付，校图书馆还不时向研究室催交所欠款项，订购的外文杂志已缩减得七零八落。目睹这一状况，我向文科科研处反映，他们认为拉美室是历史系的一个教研室，有问题应找历史系。找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他说学校没有钱，你们能搞到钱就搞，弄不到就不搞。
面对３０多年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外汇的拉美室将随着我和刘文龙教授相继退休而彻底消失的趋势，我直接给复旦党委书记和校长写了一份。复旦拉丁美洲研究室告急报告，简述了该室成立的经过，取得的成果及面临即将消亡的现状，并提出了恢复拉美室原有独立建制，增加经费投入，授予单独招收硕士生的权力和聘请兼职教授等６项建议。为引起校领导的重视，我请曾任复旦副校长的庄锡昌、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总支书记刘文龙、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金重远和外办主任沈丁立在报告上书写支持的意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任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沈丁立把拉美室视作国宝，呼吁学校关心和支持。报告分别交校办和党办后，党委书记秦绍德很快批示，同意报告各项建议。王校长把报告批转给主管副校长和文科科研处，请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后，提出具体意见，交校长会议讨论。但这位副校长当时即将离任，已无心处置此类难题。拖到我知道校长和书记批示消息时，因我获西班牙外交部科学文化总局奖金，正忙于结束手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准备赴西班牙马德里作。欧元启用与西班牙经济。的访问考察。２０００年初，我从西班牙回国，那位副校长已调离复旦。我忙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后拉美主要国家发展道路研究与比较，结束研究生课程和办理退休手续。那份报告得到的唯一结果是，文科科研处仅给我室５０００元科研经费而已。
上述简略的回忆，蕴含着我对加强复旦拉美研究的无限企盼。因为正如沈丁立院长把拉美室比作国宝熊猫一样，无论从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要建立三个中心的上海和力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复旦视角，还是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广大拉美地区和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角度看，在中国、在上海和复旦，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人员实在太少了。如果教育部和学校对此不加重视，不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复旦拉丁美洲研究室就很难得到发展。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成立，无疑是学校开始重视的一个具体表现，也给了拉美室一个很好发展的契机。当然，指望拉美室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国际问题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机构间的融合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拉美室也要总结和吸取数十年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形势下，要充分利用学校和上海两种优势，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国内的联系。复旦拉美研究室的新生，必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