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运熙先生
中文系 袁震宇
五月中旬，语文所杨明教授接受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委托，到舍下落实。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的修订工作，因该书作为中文系教材即将重印发行。杨明同志原是该书编写组中的 “中年人 ”，可时光流逝，今年晚些时候，他也已达到退休年限。至此，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的初创成员，除黄霖教授等一二位继续在岗，绝大部分均已退休，教学科研任务全由年轻新人担任。杨明同志的来访，拨动了我原已宁静的心境，不禁浮想联翩，那半个世纪以来的复旦生涯，那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七卷本、两卷本的历历往事，一一浮现脑际。
中文系专业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于１９６４年，“文革 ”期间被迫停止编写。打倒 “四人帮 ”后，学校百废待兴，教材编写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我有幸参与此书的编写，与主编王运熙先生等的信任关爱直接有关。记得大约是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夏天，我刚从大学文科统编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 ）的修订组回到学校，正卧床养病，某日，王永生同志 （已故 ）到第一宿舍来看望我。一方面，他传达系里的决定，恢复文学研究室 （原为郭绍虞教授主持）、语言研究室 （原为陈望道校长主持 ）的建制，由王运熙、许宝华两先生接任，并合并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王、许两位任正副所长。王运熙同志希望我参加研究所工作，继续文学研究室的古代文论研究。对于新所长王运熙先生，我是乐于共事，心仪已久。还是在大学读书时，经常听到萧涤非先生推崇王运熙先生，赞誉他在汉魏六朝，尤其是民歌方面的学术造诣 ；后来在中文系近二十年的共事中，更敬佩他的为人和学者风范。我这次有机会在王运熙先生领导的写作集体工作，可以说是圆了毕生的一个梦想，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所里的邀请。
语文所设批评史研究室，其主要任务是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继续编写原由刘大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把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王运熙先生十分注意调动室内同仁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将小说戏曲理论部分交给黄霖和我分别负责撰写。我对曲论虽有涉猎，但开掘不深，领域不广，在编写过程中困难不少。运熙先生鼓励我勤于蒐集史料，细微分析 ；只要史料确实，分析认真，就应该用理论比较的眼光大胆指出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他告诫大家必须实事求是，以文本为准，不人云亦云，切忌乱用阶级斗争观点硬套史料，轻易下结论，行文务求平实、客观。他经常检查我们的进度，询问我们正在研究什么著作，有什么收获，可谓大处小处都不放松，有时连错别字也不放过。一次，我粗枝大叶将明代的张琦。衡曲麈谈。中的 “麈”字误读为 “塵”，运熙先生当即指出，类似的读错别字，容易被人瞧不起，必须十分注意。这使我终生难忘。再后，又利用业务学习的时间，组织室内同仁开展小型学术报告会，轮流汇报近期心得，督促大家深入钻研，大胆创新，相互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前人的批评史著作，往往叙述到近代为止。运熙先生鼓励大家，希望能有所突破，将近代也纳入著作中来，使研究领域得到了历史性的扩展，体现了科研教学与时俱进的精神。经过大家的努力，。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分别于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定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被大学文科采用为教材。稍后，该书又在台湾出版。王运熙先生自年轻时起，视力衰弱，审阅稿件十分艰难，只好请杨明同志念给他听，而中下两册稿子多达七八十万字，该耗费了他们多少脑力和体力 ！
在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上，王运熙和顾易生两位主编，又带领研究室同仁，承接了国家社科 “七五 ”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和著述。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经过前后近十年艰辛劳动，终于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间先后出版。主编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均亲自执笔各撰两卷。这套巨著的问世，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赞誉有加 （见。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６年第６期）。本书还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１９９７）、全国图书一等奖 （１９９７）、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 （１９９８）、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１９９９ ）等多项奖励。
七卷本。通史。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其一以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 ”名义出版，各卷分别以。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等命名，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老前辈老专家朱东润先生封面题签 ；封面书脊均具该卷作者之名，如 “顾易生、蒋凡著 ”、 “王运熙、杨明著 ”…充分体现了两位主编尊敬先贤、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王、顾两位的书法造诣精湛，经常为他人著作题签书名，这次却谦逊地请朱先生赐题，为著作生辉，被学界传为佳话。具名方面，主编者都谦居扉页，为执笔者以后评定职称提供了条件，至今仍为侪辈津津乐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 ”，批评史编写组主要成员先后退休，学术带头人由早已脱颖而出的黄霖同志担纲，补充了新鲜血液，又承接了 “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拓展批评史研究的领域。为适应２１世纪新时代的需要，王运熙、顾易生两位主编又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约主持了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的编著任务，并于２００１年正式出版。
王运熙先生平时言语不多，更少谈及他的家庭和过去，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约略窥知一二。他１９２６年出生于杭州湾金山县的一个临海小镇，１９４７年夏复旦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研究工作，他治学严谨，崇尚求真，从翔实的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分析，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比较赞同 “五四 ”以来 “释古 ”一派的做法和学风。早在４０年代已经发表论文和著作，后来沿着汉魏六朝文学、乐府诗歌、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轨迹，一步一个脚印，为本科、硕士、博士生开设课程，授课半个多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主要著作有。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李白诗选。与。李白研究。（合著）、。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译注。、。望海楼笔记，主编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共计３０余种，论文数百篇，可谓著作等身。王先生不仅以他精深博大的学术造诣带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全体不断攀登科研高地，而且也以崇高人品、学者风范树立良好的楷模。他在文论界很有声望，担任好几个学术团体协会理事长，可他从不张扬，淡泊名利。例如８０年代一次普长工资，校师资办经办人员将王先生的增加数搞错了，增加数比一般讲师都低。我们发现后反映给师资办，经办人很着急，怕王教授发脾气，主动打电话认错道歉。原以为至少王先生要责备几句，没想到王先生在电话里却安慰她，说：不必道歉，不要紧的，改正就好 ！ 文“革”中，王先生原在南市区的祖居被占，后来 “落实政策 ”，移居到现今住处。这是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公寓，建筑标准不高，设备简陋，王先生却十分满意，还命名为 “望海楼 ”，“聊以寄寓怀旧之情 ”。因为此处再也见不到童年习见的大海和沙滩，听不到海潮涨落的涛声，与牢骚、不平毫不相干，益显王先生耄耋之年的平和心态与宁静致远的思想境界。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复旦，先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后来调到郭绍虞教授主持的文学研究室，不久又与王永生一起参加大学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编写，１９６３年又去参加 “四请 ”运动，一直到 “文革 ”开始才回复旦中文系。七八年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原来从学生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论研究一直是可望不可及。不料由于王运熙先生的厚爱，使我有机会参加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的编写工作。这是我作为复旦学人心情舒畅、精神饱满投入教学研究工作的几年，毕生难忘。１９９１年秋天退休前，已经完成了三卷本批评史中、下册中戏曲理论批评部分的编写，和七卷本。通史。第五卷。明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戏曲、小说、民歌等民间文学理论批评的编写任务，以及协助所长处理日常事务工作。２１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改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三卷本我原来执笔部分仍由我修订增删。至此，我理想的科研写作任务都已完成，算是又发挥了一点 “余热”。美好的梦想已经变为现实，辛勤的探索，终于结出了果实。比之室内其他同仁，我是自愧不如 ；但我已竭尽了绵薄之力，清夜自思，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