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医学院 温廷桓
上海医学院建院８０年了，可谓年高 ；上海医学院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有众多的一流的老专家教授，学风的严谨，医德的高尚，可谓德劭。在他们的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影响、带动下，上海医学院培训出一大批高级医学专家，发扬了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上海医学院在建国后的迅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与老一辈专家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医德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上医的前辈们经历了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吴淞校舍被毁，搬迁来市区 ；随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上海沦陷，又被迫离开新校舍向内地逃难，最后落脚到重庆歌乐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如今的校址 ；接着三年的解放战争，物价飞涨，法币和金圆券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但是上医的教工们始终坚持不兼职、不私人开业，以坚守清苦的医学教研岗位为荣，所以能有出色的累累医学硕果，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赏。
不仅如此，上医的老前辈们个人道德品格非常高尚，尤其难能可贵的表现在担任领导和医术带头人时不谋私利，在对自己儿女的培养和前途的问题上，可说公私分明，以身作则，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优越的职位为儿孙谋取金钱与地位。这类事倒真是不胜枚举：
创办人颜福庆老院长一心办好上医，绝不存私心，儿孙两代都未能入学上医念书。儿子颜瑞清仅在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任生物化学检验员 ；孙子颜志渊，报考上医时，成绩离录取分数线只差３分，上医招办人员拟通融接受，但为颜老拒绝，决不破格录取而降低上医的入学标准。
建国前上海医学院末任院长朱恒璧，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儿子朱天申是经过两次入学考试才录取上医本科的。１９４７年夏，朱天申高中毕业报考上医时成绩不到录取分数线，而被燕京大学录取去北京读了一年大学，第二年夏再次投考上医，考分优良才被录取，但仍从一年级读起，６年后毕业，毕业分派去最艰苦的东北边疆，在内蒙古牙克石林区行医，直到退休。
学院领导大公无私、行为世范，名教授们也是如此起带头作用。一级教授徐丰彦是生理学专家、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基础医学部首任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时期的院长顾问。他的大女儿徐元秀，是上医药学系优秀学生，１９５４年毕业时，虽然徐教授身边无其他儿女，父母都让女儿服从分配去西安扎根。还有一级教授谷镜汧是病理学专家，上医创办人之一，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我国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抗战胜利后曾任教务长和代理院长等职。他的儿子谷伯起，１９４６年考入上医，１９５２年医本科毕业后分配去了哈尔滨，而谷教授夫妇老两口身边也就没有儿女了。谷伯起教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病理解剖教研工作，造诣很深，和他父亲同一专业，理论上是天经地义的病理泰斗的接班人，学校想将他调来上医大，但是谷老不愿他儿子来上医，说儿子在同一科室自己的主任就难当了。后来，“文化大革命 ”期间谷教授受到极大冲击，非正常死亡，剩下师母一人年老无靠，所以直到拨乱反正时，人事部门才将谷伯起调来上医，照顾老母。
王有琪教授也是上医建校的一员，任解剖教研室主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他有两个儿子，大儿胡松，１９５５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分配去革命老区延安。二儿王健瑚１９５９年高考被上海铁道医学院录取，但他的高考分数还在上医录取分数线之上，上医学生科拟将他从铁医调来上医。但是王教授认为不妥，孩子的前途和发展不是决定于学校的水平，而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不再一一介绍。老一辈的学院领导、教授专家们，这种秉公办学、严于律己、坚持原则、教导儿孙服从国家需要的动人事迹，为建国前后上医教职员工和学生所共知，奉为表率，至今一经提起，总是令人肃然起敬。这种优良的传统，希望与后学们共同永远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