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 任 鹿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但在人生的长河中有些场景会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永不忘却。
那是１９５５年秋，正当我沉浸在大学毕业的喜悦之中，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留校工作的通知，宣布我脱产搞行政工作 ———当黄家驷副院长的秘书。这意味着我一心想当临床医师的理想将难以实现。秘书工作该怎样做 ？我能胜任吗 ？此时的我，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那个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尚没有卫生管理专业，毕业生中脱产搞行政的似乎还没有先例。但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是当时对每个毕业生的起码要求，更不要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黄家驷副院长是我的老师，讲课精辟，有口皆碑。时任医学院业务副院长，主管教学、医疗、科研，又是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院士 ）。他曾担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总队长，奔赴前线创建军医外科，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成为学生们心目中的又红又专的崇拜偶像。
报到那天，我难免有些紧张。他见到我立刻起身相迎，和蔼地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任“务很紧把你调来，你没有思想准备吧 ！”看到我很拘谨，他又说：现“在学校发展很快，业务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很重要。学校需要自己培养的优秀医学毕业生来参加行政工作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们一起为党工作。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寥”寥数语，顿时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打消了我的一些担心和顾虑。他还告诉我苏联专家即将到校，要我把苏联专家管理工作抓起来，并分担他一些秘书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除了指导我工作，还不断安定我的情绪，关心我的成长，告诉我担任行政工作不必完全脱离业务，建议我选一门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专业。当我决定选择病理解剖学时，他亲自向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谷镜汧教授打招呼，安排我为半脱产的病理解剖学教师，每周去教研室几个半天，参加教学和解剖工作。
尽管很忙，他还抽空带我去图书馆，教我如何查文献资料、做文献卡片，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学医的特别需要勤奋学习，医学发展很快，不学习就要落后。我们的事业可是人命攸关啊 ！”直到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一年多后，还没有忘记给我争取名额，去京参加该院举办的由苏联病理专家主讲的 “动脉粥样硬化动物模型短训班 ”。
跟黄副院长在一起工作虽只有短短三年，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日理万机，全面负责学校医、教、研工作，还兼中山医院院长，定期参加讲课、查房和手术。还有许多社会工作，如筹建上海市胸科医院等。这么多工作怎么忙得过来 ？我仔细观察，发现他对案头上的 “一周工作日程表 ”十分重视，每格排得满满当当，有的精确到几分钟，一切都井井有条，循序进行。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深夜，我在办公室看书，黄副院长匆匆从外面赶来处理公文。只要他在沪，每天不管多晚都会来办公室检查一遍，当天的事绝不积压到次日，把桌面理得清清爽爽，这是他的办事准则，也是他的工作作风。工作处理完毕，尽管已很晚，他还留下来与我聊聊。他微笑着说：我“已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我主刀的手术，必须当日立即完成手术记录，了解病人术后情况，并不分昼夜地多次去探视，绝不马虎，这是一名外科医生起码的责任，不然我会睡不好觉的。”他还说：“每晚８至１０时是我最愉快、最享受的时光，可以静下心来遨游书海，摆脱喧嚣杂念，看书写文章，有时不知不觉到深夜，一点也不觉得累。讲”这话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那夜的长谈，使我理解了为什么他整日精力充沛，处事干练，有条不紊 ；领略到一位科学家的执著追求和伟大情操。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渐渐养成了爱看书、爱记笔记的习惯，从此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尽力做好他的秘书工作。
我从那晚的长谈还联想了很多：他要我和他一起自学俄文，请了俄语老师滕嘉丽每周辅导一次。三个月后他竟译完一篇俄文文献，而且是在出差的旅途中完成的，而我却连看完一篇短文还有困难。他那种工作和学习的认真、高效真令我佩服。他很善于利用点滴时间看书，做文摘卡片，评审学术论文，争分夺秒，硬是挤出时间做出许多事情来。后来他主编的几部大型教学参考书，都是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完成的。
黄副院长淡泊名利，遵守在校工作不开业、不在外兼职的承诺。他外出会诊的报酬都悉数上缴组织，从不拿 “外快 ”。就连外宾送的小礼品，也都叫我一一登记造册，悉数上缴。我们同在一个党小组，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准时赶来参加组织生活，以一个新党员的身份向老同志学习。他这么忙，观察事物却很仔细，不知何时他发现我喜爱集邮，过年时特意送我一本集邮册，我珍藏至今。
在与 “科学家型 ”的黄家驷副院长相处不久，我同时与 “政治家型”的陈同生院长也开始了零距离的接触。在我参加工作两个多月后，卫生部邀请的三位苏联专家陆续到沪，来学校分别担任院长顾问和系主任顾问。在此以前我们已成立了苏联专家办公室，配备了翻译和打字员，制订了规章制度，我因参与接待的准备工作，从而有更多机会接近陈院长，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那时，陈同生院长刚到任不久，我对他并不熟悉，只知他是位革命老干部，高级新闻工作者，还担任过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在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屡建殊功，敌人的酷刑给他留下经常发作的伤痛。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又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和院长。我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很激动、很荣幸。但想到以后我要和他一起工作，心里难免又紧张起来。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他原来是位温文尔雅、热情善谈、平易近人的长者。
一天，陈院长从隔壁办公室过来与黄副院长商量工作，期间他问我们：“继承和发展哪个重要 ？”我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原来当时全国正刮起向苏联学习 “一面倒 ”之风。陈院长说：“国家把三位苏联医学教育界的权威请来，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学到手固然重要，但我们是有近三十年办学历史的老校，名师荟萃，经验丰富，我们不要拣了一头丢了另一头。他”高屋建瓴提出这个指导思想，对我们做苏联专家工作很有帮助。以后在每周的顾问会议上，他热忱地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充分讨论。会后一定要再找人分析论证，对适合校情的才予以采纳，而不是盲目照搬。这样，学校先后采纳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如建立教学研究室、学术委员会、院务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等。苏联专家提出的 “青年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工作，学校要为他们发表论文创造条件 ”。陈院长感到言之有理，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出版了。上医学报。、。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刊。等。这种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使苏联专家十分惊讶和赞许。至于教材，两位院长认为学校有雄厚的实力，始终坚持应由教授自编讲义或教科书为主，苏联教材仅作为参考书。后来上面一度硬性规定用苏联的 “砖头书 ”，我校还是顾及另一头，不丢掉上医传统，坚持发教师自编的讲义。在上医，既学习巴甫洛夫、米丘林学说，也开设孟德尔、魏尔啸讲座。坚持了 “学术自由、思想独立 ”的学风。这与学校领导的正确掌舵大有关系。不久，卫生部吸纳了我校许多教授主编全国统一教材，人数达国内医学院之冠。
陈院长特别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他既注意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与他们的关系始终很融洽，更注重发挥老专家专业技术作用，关心老教师生活起居和身心健康，经常家访，促膝谈心，作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每逢开学迎新、温课迎考、下厂下乡，他都要亲自深入课堂、宿舍、食堂等地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记忆的镜头切换到１９６２年冬，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的时期。寒冬腊月，我校３００多名师生参加崇明岛围垦、填海造田劳动。大家整天泡在泥浆里砍芦苇、挖泥运土、筑堤修路。海边风急雨大，劳动强度大，伙食定量少，食不果腹。晚上睡在四面透风的大窝棚里，铺盖卷铺在烂泥地上，脚下全是水。饥寒交迫，生平从未尝过这种苦头，对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是很大的考验。但是谁都没有料到， 正当此时，陈院长风尘仆仆下来看望我们了。那时他健康状况不太好，却拖着不时发作的病体，身披雨衣，脚穿 “草窝子 ”，踩在泥浆里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休息时他还到一个个窝棚里访问病员，比大家还辛苦。他一连几天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每到之处一路谈笑风生，送来股股暖流，大家深受鼓舞。更让大家感动的是他想方设法从市里调拨到一点大米、咸肉，亲自运下乡来，让我们吃了几顿咸肉菜饭。这菜饭又香又油又鲜又糯，回想起来，至今口舌生津、回味无穷。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便呈现在眼前。
从一开始对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仰望，到近距离一起工作，平等相处，就发现他们原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有幸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就得到这样的良师指导，给我留下一个个难忘的印象。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和热，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