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系 潘笃武
１９５２年下学期，国内大学刚进行了院系调整，我考进复旦大学物理系。进校后不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认识了物理系的多数教授和老师，其中就有周同庆教授。周先生白皙的面庞，架着黑边眼镜，瘦瘦的身材，说话不多，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当时正带领几位青年研究人员研制 X光管。１９５３年，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复旦大学研制成我国第一个 X光管的报道时，登载了周同庆教授和方俊鑫先生手拿 X光管的大幅照片。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上周同庆先生讲授的原子物理学。周先生不仅给我们上大课，还亲自给我们上习题课。他总是要求学生多提问题，写条子给他。他在习题课上不是简单地解答学生的问题，还不厌其烦地指出学生们所提的问题中不恰当、不合逻辑的地方。周先生不仅自己讲课思路清楚、逻辑严密，也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对学习和科学研究都是特别重要的。
原子物理学的考试是我大学学习的转折点。当时考试的方法是口试，记分是５分制。学生抽题，准备半个小时，然后到老师面前口头回答考题，老师还要提问。轮到我进入考场，抽出考题一看，觉得很有把握。但是在回答到第二道题时，我表述不严密，周先生抓住不放，我被追问得狼狈不堪，冷汗直冒。幸而第三题答得还不错。周先生说：给你３分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鼓励鼓励你就给４分吧。这一番话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各科的考试成绩虽然没有把握一定得５分，但考４分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次连４分都差一点得不到，何其难堪 ！
走出考场时我觉得很委屈，埋怨周先生太严厉了。后来慢慢想想，就感到自己确有不足，周先生严得好。从此以后，我更加用功读书学习，并改进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学毕业后，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大学一、二年级时，我们对你没什么印象 ；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我们对你的印象好起来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的变化、进步，周先生所赐 ！
大四时，我又听周先生的分子光谱学。上课我用心听讲、记笔记；课后，认真阅读周先生指定的英文参考书，悉心领会周先生的思路。考试的时候，我按照周先生讲课的逻辑回答了考题，周先生二话没说就给了我５分。大学毕业，我有幸成了周同庆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研究生人数很少，没有专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代之以自己学习导师指定的专著和文献。作为研究生，我定期到周先生那里汇报和请教。有一次，周先生在指导我阅读一本英文专业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字他也不认识。他当着我的面找来字典，查阅以后给我讲解。堂堂的一位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当着学生的面坦白承认自己不认识这字，并立即查字典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坦荡胸怀，是真正的科学家的风范。
在我１９５６年９月开始做研究生到１９５７年夏天的一年中，复旦大学物理系光学教研室在周同庆先生领导下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当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先生来做了研制光栅的学术报告。列宁格勒 （现在的彼得堡 ）大学的潘金教授来复旦讲学，讲授。气体放电光谱学。一个月。北京大学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教授带了他的两位研究生也来复旦参加潘金讲学活动。潘金还带来一块苏联制造的光栅的次品赠送给我们。我在周同庆先生和潘金指导下设计了一台用这块光栅作色散元件的光谱仪，并请金工场的杨雅南师傅制造安装。
那时光学教研组还有一位叶蕴理教授。叶先生年纪较大，身体也不好，所以光学教研组的担子都落到周同庆先生一人肩上。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教研组不仅要开出专门化课程，还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周同庆先生讲授了分子光谱学和光学专题讲座，其他几位老师也都分别开了高等光学 （叶蕴理先生）、应用光学 （周雄豪先生）、实验光谱学 （毛清献先生 ）等新课程。那个时候，虽然已在周同庆先生领导下研制成了我国第一个 X光管，但基础科学研究还十分薄弱。作为学部委员的周同庆先生要带领一批青年人改变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面貌。他自费订阅了俄文的物理杂志，每期都仔细研究，了解世界上物理学和光学的最新进展。他常对我们讲：搞科学研究就要开垦处女地，要能提出合适的、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
当时，周先生打算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光谱学，这是周先生比较熟悉的领域，光学教研室也有一点基础 ；另一方面是固体发光，固体物理学是当时比较新的学科，周先生要把它和光学结合起来研究。光学教研组的教师和研究生都积极地围绕着这两个方向开始做准备工作，我也为周先生给我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做准备。
可是好景不长。１９５７年夏天开始了反右运动，一切工作都停了下来。到１９５７年底，我和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另一研究生贾玉润和许多青年教师一同下放到农村。半年以后，物理系的青年教师都调回学校，唯独周同庆先生的研究生我和贾玉润留在农村，且整整待了一年，全复旦也只有此一例。当时，周先生正好去印度参加学术会议，未得周先生同意而将他的两个研究生调开，是公开表示对他的不信任、不支持。对于我来说，当时当然是要听党的话，“义无反顾 ”
地到农村去了。但是，当周同庆先生从印度回来，发现两个研究生已不告而别，心里的滋味可以想象。光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不仅要求导师提出研究课题，也需要有学生配合，完成大量的实验工作，没有研究生，老师孤掌难鸣。
我们在农村期间，听说周同庆先生在学校受到批判、斗争，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到１９５８年底，我们在农村劳动了整整一年后又回到了学校，名义上仍然是研究生，但立即被分配担任教学和其他任务，事实上已不再是研究生了，也没有见到周同庆先生来实验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去看周先生，他也不便于找我们。１９６０年初，我接到人事处通知，将研究生学生证换成教师工作证，就此结束了我的研究生生活。论文没有写，副博士学位当然也没有。那时学位制度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取消。
１９６０年，“大跃进 ”终于结束了，一切又逐步回到正路上来。周同庆先生重又来到实验室。１９６１年，周先生参加了给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摘帽 ”的广州会议，情况开始有些好转。周先生积极性也高起来，他打算通过组织教研组学术讨论会把教研组的科学研究组织起来。但是，因为大家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很分散，对讨论会的兴趣不大，不久就不了了之。周同庆先生虽然是学部委员，但也得不到充分的研究经费的资助以及研究人员的配备。
有一次，周先生突然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在光栅光谱仪上为他做一点试验。当时我有比较多的基础课教学任务，还有些其他的工作，就婉言推辞了周先生的要求，心里还想：你周先生平时不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也不为我争取一些研究经费，要用到我的时候就来找我了，再说这又不是教研组正式安排的任务。现在想起这事，觉得当时情况确实很微妙。周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却不能正式安排我的工作，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要我帮忙。要说周先生不关心我，也不能责怪周先生。自从反右、“大跃进 ”以来周先生实际上已不再全面指导教研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了。
１９６３年，光学教研室中一位党员教师提出研究激光，得到校党委的支持。按照周同庆先生的学术造诣，他在物理学界的地位，理应请他出来主持、指导激光研究。这对于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对于青年教师的培养都有好处。但是，周先生始终没有参加进来。我当时也是研究小组成员，明显感觉到有关人士并不欢迎周先生参加这项研究，我在组内也只能打杂、跑腿。周同庆先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又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如不诚心诚意地请他来指导，他自己又如何提出要参加该项研究呢 ？其实，周先生是很关心激光研究的。我在协助周同庆先生的子女整理周先生的遗稿时发现周先生从那时候起读了许多关于激光的文献资料，还准备写有关激光的文章。
周同庆先生过世多年以后，我曾和当时光学教研室的一位党员负责人谈起当时没有充分发挥周先生的作用时，他也认识到这种做法对我们自己、对复旦，以及对科学事业都是损失。
“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周同庆先生首当其冲。他和毛清献先生一同被学生揪出去批斗，他们被墨汁淋头、戴高帽、拳打脚踢，受尽了精神上的凌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当天晚上，毛清献先生就以自杀来抗争。周同庆先生总算坚强地挺了过来。
在“文革 ”中有一段时间，周先生和学校内理科其他几位老教授曾被吸收到 “理科大批判组 ”翻译外文资料，这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周先生抓紧这个机会阅读了一些有关激光的文献，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保持着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１９７０年以后，周同庆先生开始显现出早老性痴呆的症状了。那一段时期，运动稍微平静一些，开始 “复课闹革命 ”。人们常常看到周先生到物理系图书馆看书、查阅外文资料。他还念念不忘 “文革 ”以前交给他的编书任务。我们以前从来未曾听他唱歌，这段时期总听他哼着那时流行的调子。有一天，我在物理楼二楼走廊里，周先生在走廊另一头喊我的名字，叫我过去。他说：昨天我在图书馆问他的英文字他已替我查出来了。我诧异地说：我昨天没有问过你英文生字，也没有去过图书馆。他反而责问我：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都已发现他有点不大正常了。
后来，周先生不来图书馆看书了，每天在校园里散步。我见到他，向他打招呼，他会说：我“认识你的脸，但是名字已经想不起了。”再过一段时间，在校园里见到他，他只是两眼瞪着我，不说话，大概脸也认不出来了。后来周先生家里派了一位保姆跟着他出来。再后来，只好把他关在家中。“文革 ”结束后不久，物理系一位同事打算出国留学，慕周先生的名望，要我帮他找周先生给他推荐。我把这位同事带到周先生家里，周先生完全不认识我，神情木然，外孙女奚青照顾着他，但他还会在指定的地方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周同庆先生逝世前几年就被送进华东医院。我去探望其他老师时也去探望周同庆先生，周先生神智完全不清楚了。照顾他的保姆告诉我，周先生喜欢吃香蕉。下次我就带了一串香蕉去看他，保姆俯在周先生耳旁高声叫道：你的学生来看你了，给你带来香蕉。说着把一只香蕉塞到他嘴里。只见周先生嘴里哼哼发出声音，几口就把香蕉吃下去了。那时他大概还有味觉，知道吃东西。见到这一幕，我心里感慨万分。想当年，周同庆先生脑子特别敏锐，思维条理清楚。他６０岁稍多一点，早老性痴呆就开始发作了。周同庆先生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不一般的智力，学业和事业都一帆风顺。但是５０岁以后就不那么顺利了，加上 “文化大革命 ”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创伤，这些是否是加速他的早老性痴呆症发生的因素，这就要待今后的医学发展来解释了。
在我７２岁的时候回忆这些往事，许多情景犹历历在目。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对各种事情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我是个一辈子担任教学和科研等业务工作的人，回想起来，我的本领都是老师教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在老师们的教育下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学问，学到了工作方法，打下了工作和学习的基础。想到我和我的老师们都同样怀抱着要在一生中为科学、为祖国作出我们最大的贡献的愿望，可是大家都还留下不少遗憾。记得在卢鹤绂教授８０岁的庆祝会上，卢先生表示了没有能为祖国、为科学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如果周同庆先生到晚年神志仍旧清楚，他也一定会发出同样的感慨。
没完没了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在科教兴国的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有更宽松的环境，更优良的工作条件，我国的科学技术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指日可待。周同庆先生的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理想在他学生的学生的一代一定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