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这篇最后一案，记录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时，心情非常沉重。尽管我深知这篇东西写得很不连贯，也很不详尽，但我总是在竭尽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录下来：从《血字分析》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参与，无疑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最初，我只准备写到《海军协定》一案就停笔，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遗憾的案件。两年过去了，这种遗憾仍没有丝毫的消减。但是，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最近发表了几封信，为他的亡兄辩护，我别无选择，只得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了。据我所知，新闻报刊对此事只报道过三次：
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转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最近发表的几封信。前面两次都过于简略，而最后一次，正是我要表明的，完全是歪曲事实。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读者也许还记得，自我婚后开业行医以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和福尔摩斯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变得疏远了。虽然他在调查中需要助手时，仍然不时来找我，但是这种情况逐渐越来越少了。一八九○年，我只记录了三个案子。
这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是从报上才得知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我收到福尔摩斯从法国来的两封信，一封寄自纳尔榜，一封寄自尼姆，因此，我猜想他可能会在法国待较长的时间。
然而，让人吃惊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他走进了我的诊室。
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瘦削。
“不错，近来我把自己弄得过于疲倦了，”他见我那副神情，不等我发问便抢先说道，“最近我有些吃紧。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你不反对吧？”
我用来看书的那盏灯，摆在桌上，这是室内仅有的一点灯光。福尔摩斯顺着墙边走了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上了，并插好插销。
“你是害怕什么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
“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是十分了解我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可是，如果危险临头还看不到危险，那便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烟，好像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伸出一只手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瞧，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可是确凿无疑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折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出去看朋友去了。”
“的确！只你一人在家？”
“不错。”
“这就更便于我建议你和我一块到欧洲大陆去作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噢，什么地方都行，我不在乎。”
这一切来得真有些奇怪，福尔摩斯本来不爱毫无目的的度什么假，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表明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福尔摩斯看出了我的疑惑，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作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吧？”他问道。
“从来没有。”
“啊，天下真有天才和奇迹啊！”福尔摩斯大声嚷道，“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可是没人听说过他。这就使得他的犯罪记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华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我能击败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他，那么，我就会觉得我本人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就准备换一种比较安然的工作。有件事请你保守秘密，近来我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个案子，为我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既可以过一种我所喜爱的安静生活，又能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化学研究。可是，华生，一想到像莫里亚蒂教授这样的人还在伦敦的大街上横行无忌，我就心不能安宁，也不能静坐在安乐椅中无所事事。
“那么，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他的履历非同凡响。他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有超凡的数学天赋。
他二十一岁时，写了一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经在欧洲风靡一时。趁此机会，他在我们的一个小学院里获得了数学教授的职位。显然，他的前程是光辉灿烂的。可是这个人秉承了他祖先极为凶残的本性，他血液中流淌着的犯罪血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他那非凡的智能，变本加厉，更具无穷的危险性。大学区也传闻着他的一些劣迹，他终于被迫辞去教授职务，来到了伦敦，打算作一名军事教练。人们只知道他这些情况，不过我现在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是知道的，华生，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伦敦那些高级犯罪活动的了。
近些年来，我总感觉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一股隐蔽的势力总在与法律作对，庇护着那些作恶的人。我所办理的案件，五花八门——伪造案、抢劫案、凶杀案——我再三地感到这股力量的存在，我运用推理的方法发现这股势力在一些尚未破获的犯罪案中活动，虽然这些案子我并未亲自承办。多年来，我都在想方设法去揭开遮蔽这股势力的黑幕，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抓住线索，顺藤摸瓜，经过千百次巧妙的曲折迂回，才找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
“他是罪魁祸首，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组织的，几乎所有来侦破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组织的。他是个天才，哲学家，一流的思想家。
他的头脑是一流的，他像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中心，安然不动，可是蛛网却有千丝万缕，他对其中每一丝的震颤都了如指掌。他很少亲自动手，只是出谋划策。他的党羽众多，组织严密。我们说，若是有人要作案，要盗窃文件，要抢劫一户人家，要暗杀一个人，只需传给教授一句话，这个犯罪案就会周密筹划，付诸实施。纵使他的党羽被捕，也有钱把他保释出来或替他进行辩护。可是指挥这些党羽的主要人物却从未被捕过——连嫌疑也没有过。华生，这就是我推断出的他们的组织情况，这个组织也是我一直要全力揭露和破获的一个组织。
“可是这位教授周围设防严密、巧妙，尽管我千方百计，还是未能获得足以把他送上法庭的罪证。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亲爱的华生，可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至少我碰到了一个智力与我相当的对手。与其说我厌恶他的罪行，不如说我更佩服他的本领。他终于出了漏洞，一个小小的漏洞，不过，在我把他盯得这么紧的时候，这小小的漏洞也是不该出的啊。
我既然抓住机会，便从这一点开始，在他周围布下了法网，现在一切就绪，只等收网了。在三天之内——也就是在下周星期——时机就成熟了，教授和他手下的主要党羽，就要全部落入警察手中。那时就会进行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刑事审判，弄清四十多件未结的疑案，把他们全部判处绞刑。可是如果我们的行动稍有不慎，那么他们甚至在最后关头，也能从我们手中溜走。
“如若能把这件事做得无声无息，莫里亚蒂教授毫无察觉，那就万事顺意了。不过莫里亚蒂教授确实是老奸巨猾，我在他周围设网的每一步，他都清楚。他一次又一次地竭力破网而逃，我就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他。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和他暗斗的详细情况记载下来，那必能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明枪暗箭的侦探史册。我从来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也从未被对手逼得这么紧。他干得十分出色，而我比他略胜一筹。今天早晨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布署，再有三天时间就能把这件事办完。正当我坐在室内通盘考虑这件事时，房门突然打开了，莫里亚蒂教授出现在我面前。
“当时我还是十分镇静的，华生，不过我得承认，在我看到那个让我耿耿于怀的人站在门口时，也不觉吃了一惊。我十分熟悉他的容貌。他个子很高，瘦削，前额隆起，双目深陷，脸刮得光光的，面色苍白，有点像苦行僧，仍保持了某种教授的风度。由于学习过多，他的肩背有些佝偻，他的头向前伸出，并且左右摇晃不止，样子古怪而又可卑。他眯缝着两只眼睛，十分好奇地打量着我。
“你的前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发达，先生，玩弄睡衣口袋里上膛的手枪是个危险的习惯。”他开口说话了。
“事实上，他刚一进来，我就意识到我面临着巨大的人生危险。因为他唯一能摆脱困境的方法就是杀我灭口。所以我连忙从抽屉里抓起手枪悄悄塞进口袋里，并暗地里对准了他。他一提到这点，我便把手枪拿出来，拔起击铁，放到桌上。他依然微笑着，眯缝着眼，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表情令我暗自庆幸我手头有这支枪。
“你显然不了解我，”他说。
“恰好相反，”我答道，“我认为我对你清楚得很。您请坐。如果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时间。”
“凡是我想说的，你早就知道了。”他说。
“如此看来，我的回答你也早已知道了。”我回答道。
“你不肯让步？”
“绝不。”
“他猛然把手插进口袋，我拿起桌上的手枪。可是他掏出来的只不过是一本备忘录，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一月四日你阻我行事，”他说到，“二十三日你又碍我手脚；二月中旬你给我带来极大不便；三月底你彻底破坏了我的计划。在四月末，我发现，由于你步步紧逼，我肯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你有何见教？”我问道。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他左右晃着头说道，“你务必知道，你非住手不可。”
“星期一过了再说，”我说。
“啧，啧！”他说道，“我确信，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明白这种事只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我们只剩下这个办法可行了。看到你把这件事弄成这个样子，这在我来说简直是一件悦智的乐事。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我被迫采取任何极端措施，那我是会感到痛心的。你笑了先生，我可不是说着好玩的，我真的会感到痛心的。”
“干我们这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我说。
“不是危险，”他说，“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你所阻挠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尽管你机智过人，但你还是未能认识到这个组织的强大力量。你必须让路，福尔摩斯先生，否则你会被踩死的。”
“恐怕，”我站起来说，“由于我们谈得太高兴了，我会把别处等我去办的重要事情耽搁了。”
他也站起来，默默无语地看着我，悲伤地摇摇头。
“好，好，”他终于说，“看来很可惜，不过我已尽力了。你玩弄把戏的每一步我都很清楚。星期一以前你奈何不了我。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斗，福尔摩斯先生。你想把我弄到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决不会站到被告席上的。你想击败我，告诉你，决无可能。如果你的聪明足以毁灭我，请放心好了，你会与我同归于尽的。”
“过奖了，莫里亚蒂先生，”我说，“让我回报你一句吧，我告诉你，如果能保证毁灭你，那么，为了公众的利益，纵使和你同归于尽，我也心甘情愿。”
“我是说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他咆哮如雷地说道，眨巴着眼睛，伛偻着背，转身走了出去。
“这就是我和莫里亚蒂教授那场奇特的谈话。我承认，它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他说话时那么平静，话说得那么明白，令人相信他是说到做到的，一个头脑简单的恶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你会问，“为什么不找警察对他加以防范呢？”因为我确信袭击我的将是他的党羽。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是这样。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我亲爱的华生，莫里亚蒂教授是一个善抓时机的人。那天中午，我到牛津街去处理一些事务，刚走过从本廷克街到韦尔贝街十字路口的转角处，一辆双马货车风驰电掣般向我猛冲过来。我急忙跳到人行道上，真是千钧一发。霎那间，货车冲过马里利本巷飞驰而去。此后，我只走行人道，华生，可是，当我走到维尔街时，突然从一户人家的屋顶上落下一块砖，在我脚旁砸得粉碎。我报了警，警察检查了那个地方。屋顶上堆满了维修房屋用的石板和砖瓦，他们说是风把一块砖刮下来的。我虽心里明白，却无法证明有人害我。这以后，我便乘了一辆马车，到蓓尔美尔街我哥哥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刚才我来你这里的路上，又遭到一名暴徒的大头棒袭击。我打倒了他，警察把他拘留起来了。我因一拳打在那个人的门牙上，指关节擦破了。不过我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不可能查出被拘留的那位先生和那个退职教授之间的关系。我敢肯定，那位教授现在正站在十英里以外的一块黑板前面解答难题呢。华生，听完这些，对我来到你家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关好百叶窗，而后又请你允许我从你的后墙而不从前门离开住宅，以免惹人注目，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了吧？”
我一向钦佩我朋友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连在一起简直可以说是全天都在恐怖之中了。而这时他坐在那里平心静气地讲述着这一天经历的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事件，这使我更加钦佩他了。
“你在这里过夜吗？”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