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绍兴。她祖父和父亲在厦门做官时，将全家迁居到了厦门，1879年秋瑾就出生在那里。秋瑾从小就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在她7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路过书房，被哥哥们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她倚门观望，一时竟挪不开步了。教书先生看到她有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便心生怜爱，也教她识字。秋瑾在家塾里，几年工夫就读完了好几部古书和许多古词。11岁时，她就学会了做诗。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她又读了不少经书和史书；所做的诗词刚劲高亢，令人振奋，在当地颇有一些名气。一时间，只要提起秋瑾，人们就都知道，这是一个聪明好学，喜爱填词作诗，还擅长骑马、打拳、击剑，文武双全的“名门闺秀”。
然而，秋瑾并没有因为她的多才多艺而获得更多的自由。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枷锁，尤其像秋家这样的官宦人家，封建意识就更为浓厚了。父母不肯放秋瑾到社会上参加活动，让她在家中做闺阁小姐，这与秋瑾豪放直爽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对家庭的这种束缚，秋瑾很不满意，所以经常向那些平常有来往的姐妹们诉苦，抱怨社会太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太低贱。当秋瑾看到那些“洋人”耀武扬威地进出她祖父的办事机构，说话办事都极不讲理的情景时，就更激起她的愤怒，使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她曾写诗描述了妇女所处的“日月无光天地昏，沉沉女界有谁援”的悲惨境地。她认为，“人权天赋原无别”，女子的聪明才智不一定比男子差。而且，她还认识到，如果女子不读书，没有独立谋生的本领，靠男人吃饭，就只能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妇女只有读书，学本领，才能争取自由。她表示，要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千百万妇女的灵魂，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争取妇女以及整个社会的解放。
在以后的日子里，秋瑾又经历了许多事，严酷的事实使她深深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不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就不会自由幸福。19岁那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嫁给了大官僚财主的儿子王廷钧。结婚以后，她决定到日本去，以探索救国的真理。王廷钧是个趋炎附势的子弟，本来对秋瑾的言行就不满意，一听秋瑾要去日本，更是火冒三丈，坚决反对。他竟用卑劣手段，窃取秋瑾积蓄的金银首饰和银圆，以达到阻止秋瑾赴东京的目的。然而王廷钧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些做法更坚定了秋瑾离家出走的决心。
她变卖了自己佩戴的首饰，将两个孩子寄养到绍兴娘家，于1904年夏天，冲破封建的牢笼，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当轮船行至黄海时，秋瑾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心潮起伏，她仿佛看到了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海军前仆后继，全军覆没的悲壮场面。一股复仇的烈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她当即挥笔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
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悔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秋瑾到日本以后，既不学医，也不进师范学校，她认为，这些只能解除少数人的痛苦，而只有研究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完成拯救祖国的大业。因此，她一面学习日语，准备考入正式学校；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的“十人会”；和陈撷芬等发起完全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为提高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她又创办了《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朝政府，争取男女平等。不久，她又加入了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并结识了和蔡元培一起发起光复会的陶成章，以及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秋瑾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广施侠义之财。1905年初，她慷慨解囊，资助长沙起义失败后来到东京的同志，以致后来自己经济拮据，只得回国筹措学费。
回国后，她首先到上海爱国女校访问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之后又到绍兴热诚小学会见了徐锡麟，并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春，秋瑾重返日本，考入“青山女子实践学校”学习。1905年8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组建同盟会。经黄兴介绍，秋瑾与孙中山见面。倾谈之下，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为折服，并立即加入同盟会，还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
革命思想武装了秋瑾，也改造了秋瑾。从此以后，她在日本各地四处奔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她介绍许多青年加入同盟会，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就在这个时候，她将名字改为“竞雄”。她经常穿着男装，佩戴着从日本商店买来的一柄锋利的“倭刀”，练习武艺。
由于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家当时都是在日本留学，一时间，日本就成了他们在海外的革命策源地。这令清政府感到十分惶恐。1906年，在清政府的授意下，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对日本政府的无理干涉十分愤慨，她毅然鼓动和带领大批留学生回国，参加直接对抗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经过几年的革命锻炼，秋瑾已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从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分析中，逐渐得出了“世界革命赖武装”的真理。
回国初期，她住在上海虹口路厚德里。她在寓所里建立起据点，广泛联系革命同志。在这里，她创办了中国妇女的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陈述妇女的痛苦，争取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积极发展武装斗争，为武装起义积极地做准备。
1907年春天，她离开上海回到故乡，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在校内特别增设了体育专科，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为训练学生，她从各地抽来许多干部，到校担任教官。秋瑾自己也身先士卒，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野外训练。此外，她还利用当时绍兴知府贵福以前曾与她父亲共过事的便利条件，取得官府公文，名正言顺地从上海买来了各种枪支弹药。
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成了光复会会员，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迅速发展到六七千人。秋瑾把全部革命力量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的顺序分别编为八个军，总称为“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协领。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徐锡麟和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等地同时起义，目的是要消灭清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计划确定之后，大家兴奋异常。秋瑾心情激动，当即取出“倭刀”挥舞起来，高兴地说：“宝刀啊宝刀，用你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气势，封建统治者惶恐万分，他们派出大批侦探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这一突然变化的情况，迫使徐锡麟单独于7月6日提前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军在杀死安徽巡抚恩铭之后，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徐锡麟不幸被俘。在安庆，他被反动派施以挖眼剖心的酷刑，最后慷慨就义。
7月9日，秋瑾等人在绍兴指挥部里焦急地等待安庆方面的消息，当得知徐锡麟壮烈牺牲的噩耗时，她悲痛欲绝。她极力抑制住悲恸，向桌上猛击一掌，说：“革命未成死不休，得拼下去。”
安庆起义的失败，严重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敌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他们从杭州派出大量兵丁前往绍兴，这样，形势就更加危急了。7月13日，革命党人王金发从嵊州秘密来到绍兴，会见秋瑾。王金发力劝秋瑾立即撤往安全地带。他恳切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秋瑾对战友的劝告非常感激，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将重要文件交与王金发，毅然表示：“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敌人决一死战。革命是要流血的，没有鲜血，挽救不了民族危亡。希望你再接再厉，重新组织那些失散的同志，努力地干下去”之后，秋瑾将一部分学生疏散，使他们免于不幸，自己却留在了大通学堂。
这天下午，杭州的清兵果然赶到，并团团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下令还击，一时学堂内枪声大作。秋瑾手持六轮手枪，英勇搏斗。学生们以校门、墙壁为掩护，英勇阻击清军，当场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经过近一小时的激战，清军冲进了大通学堂，秋瑾和其他六人不幸被捕。
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清政府对此“谋反朝廷”的案件极为重视。他们准备连夜对秋瑾进行严酷审讯，同时，派出了大批军队和爪牙四处搜捕其他逃走的爱国学生，妄想一网打尽。当晚6时整，秋瑾被带到阴森凶险的法堂。敌人责令她跪下，她昂首挺胸地回答，“革命党人没有这个习惯！”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地，对秋瑾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誓不做革命的叛徒。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秋瑾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望着法庭门外连绵的凄风苦雨，她牵挂着阴雾笼罩下的中华民族，思念着惨遭摧残的革命事业。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借此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革命暂受挫折的悲愤。
面对钢铁铸就、威武不屈的英雄，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伪造供词，捏造罪证，强按手印，草草定案。清政府害怕光复军前来劫狱，下令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处决。当敌人宣布将她就地处决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天宇。
那一日，秋瑾身穿白布衫、黑纱裤，从容镇定地走向刑场。这时东方已经发白，秋瑾无限深情地举目四望，向祖国的美丽河山，向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向可爱的家乡鞠躬告别……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落落何人报大仇，
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