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问题研究
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路径及动态均衡过程的研究上。通过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不论是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还是凯恩斯需求拉动供给的理论都不能有效解释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并存的局面。他们从经济运行的结构均衡的实现方式出发，分析了经济总量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实现的路径。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工业化程度较低，工业生产标准不统一，企业生产设备、产品、产业结构缺乏通用接口，整个工业生产模式缺乏通用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不符合总供求均衡模型中所要求的微观经济模式。因此，实施伸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调控时，不能产生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效果。当经济结构非均衡与经济总量非均衡相比较，前者为主要问题时，经济机体内部的微循环就被破坏，这时正常的资本循环、生产循环和商品循环的通路、供给与需求连接路径被断开，从而在宏观上表现出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能力过剩并存的经济状态。因此，目前实现总供求均衡的政策措施应该是：（1）建立通用统一的工业生产和产业接口标准，按经济结构的纵向层次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同构企业的资产重组及在相同技术水平下的商品供求基本均衡。（2）按经济区域的布局兼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调整横向经济结构。（3）发放特种定向购物券，在结构调整中实现商品总供求均衡。①
对于动态均衡性质和过程，有学者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综合了总供给函数的通用形式和货币主义性质的总需求函数，建立了面向中国经济的非正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依次考察了中国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的货币经济周期和动态均衡性质，进而用相位图描述其反映货币供应冲击的动态调整过程。通过定位正向的总需求及潜在总供给效应，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态的逆周期波动性质。他们认为，潜在总供给的结构性滞存反映总需求动态构成的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而由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决定的长期性经济结构问题本质上是非周期性的，由此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态的逆周期波动。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不仅资源利用程度的提高将促进潜在总供给增长，而且快速经济增长将减少潜在总供给的结构性滞存。②
（二）对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通货紧缩之后，出现了通货膨胀势头。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的效应及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于通货紧缩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出效应方面。有学者考察了1995~2002年间我国经济主体形成的通货紧缩预期影响产出的效应。他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包括经济主体预期及行为、工资调整机制等因素的分析框架；然后，在适应性预期假设下建立通货紧缩预期与产出关系的模型，并运用Koyck变换间接求解预期系数与效应大小。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通货紧缩预期对产出具有较强的紧缩效应。对此，他们从供求层面的内在因素给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建议把通货膨胀预期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支持目标。①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围绕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机理和影响，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入手，结合我国的实际数据围绕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投资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原因，但并不是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他们通过建立通货膨胀率的ARMA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上升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同时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些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②
有的学者还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了研究，他们将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的定性数据转换为定量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并研究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长期性质和短期性质。结果表明，预期是无偏的，在长期中没有过高或过低估计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由于预期的认知偏差存在自相关，所以不是完全的理性预期；实际通货膨胀率规定了预期，而预期则反映了自我动态运行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的认知偏差对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没有影响。①
有的学者把通货膨胀不仅仅看做货币现象，而且还作为财政现象来研究。他们认为，在我国除货币政策变量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财政政策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计量方法，在4变量系统内考察了1978~2002年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短期内赤字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此外，提高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的质量对有效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必要的和有益的。②
“托宾效应”，是研究通货膨胀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存在正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增长存在反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如果通货膨胀对于实际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则存在货币变量的长期中性或者超中性。中国通货膨胀过程是否存在“托宾效应”？有的通过对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并且货币中性和超中性等性质在短期内并不成立。这意味着目前诱导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是十分重要的。③
（三）对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内虽然强劲增长，但经济波动幅度很大。引起经济过度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货币变动说。这种观点将经济过度波动的原因归结于货币的变动。他们通过一个改进的货币先行模型探讨了货币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中国市场发育水平低，频繁的货币供给量波动会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在中国，因为微观投资主体的风险没有合理承担，内生投资制约力度小，政府放松对货币信贷的监控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而且市场发育不完善会使波动加剧。所以，在我国市场未完善，企业（特别是银行）风险没有合理承担前，政府还需要监控货币信贷市场的变动，并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在当前情况下，完全放弃货币信贷管理，试图用利率来调节市场是不现实的。①
供给冲击说。这种观点把经济过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供给方面的冲击。他们构建了内生资本利用和公共消费需求的单部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总劳动供给和消费需求的预期偏差所代表的不确定因素来进行分析。其研究表明，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条件下，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在较大的合理参数范围内仍存在稳定的吸引解。同单一生产技术冲击的基本实际商业周期模型比较发现，实际冲击解释波动的主要部分；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对此，他们的解释是：中国劳动人数是够多的，然而，供非所需，需非所供。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资本的高速折旧（包括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劳动），而当经济低效、资本或劳动的密度过高时，经济就会衰退。这一基本规律正是波动的内在机制的根源，在经济处于低潮时，劳动就表现为过剩或严重过剩。②
投资冲击说。这种观点从形成的机理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给出市场定价，客观上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当经济景气时，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从而导致投资的非理性膨胀，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带来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③另有学者从投资的不平衡性分析经济波动的原因。他们认为，从投资角度看，高端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比低端部门要高很多，在一定的投资下，高端部门会有更大的产出或利润。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自然会向高端部门倾斜和集中，其结果将形成产品或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增长，从而形成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④
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说。有人认为，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既有投资波动冲击，也有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且后者影响力更大。他们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以及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①
（四）消费、储蓄与投资问题的研究
1.关于消费问题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偏低的居民消费率致使消费价格一路下跌，国内消费需求不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如何提高消费率，成为经济学家们所瞩目的重要问题。
消费率受多种影响，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对此有的学者通过对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实证分析，说明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影响。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分配完全公平和完全不公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分析结果表明，当过度牺牲公平而追逐效率时，将会在宏观上产生消费需求下降的对应反应，最终削弱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并且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快扩大会大幅度降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我国目前消费率的下降不仅仅是由于普遍性的收入增长引起的消费率下降，还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②
为了考察消费需求问题，有的建立了一个消费条件模型，通过该模型分析影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包括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水平、消费者信用手段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模型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在收入水平以外对人均消费影响最大的变量。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条件也对消费有重要影响。银行卡普及率和养老保险的普及有正的影响，而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对人均消费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均为负值。有鉴于此，他们主张：第一，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消除城乡间和区域间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改善交通运输公共设施条件和通讯设施条件。第二，发展消费者信用手段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实行比较平衡的收入政策。①
有人认为，由于消费率受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消费文化以及投资率等因素的影响，提高消费率绝非短期所能成功，必须作出较长时期的努力。为此，第一，除了需要进一步普遍提高居民收入外，还需要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第二，通过改善人们预期和政策引导等措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建立可靠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弱化预防性动机，增加即期消费；第四，投资率与消费率两者之间不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消长关系，还有相互带动的关系。可以通过增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居民的有效需求和消费；可以为居民创造更广阔、更宽松的投资空间和环境，居民从增加投资中增加财富，从而增加消费。②
2.国内储蓄与投资问题研究
中国居民储蓄问题近年来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中国居民储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然而，一些新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有的研究者从标准的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推导出收入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函数的显式解和衡量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公式；然后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35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对当前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强，他们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有关资料表明，在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量中，户均储蓄存款
最多的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的比例分别为64.8%和89.1%，而户均储蓄存款最少的20%的低收入家庭拥有的比例分别仅为1.2%和0.2%。在中国高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动机应该弱于中低收入者，但其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却大于中低收入者，因而在将预防性动机存在较大差异的两个群体合在一起作总量数据的检验，在高收入群体储蓄比重较大的情况下，预防性储蓄动机会被削弱，得出预防性动机不像预想中那样强烈的计量结果。①
有人认为，无论是拉姆齐模型、托宾模型，还是西德罗斯基模型，都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货币储蓄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生产率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拉姆齐模型为框架，根据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国情对拉姆齐模型的条件假定进行了修正，并将货币纳入效用函数中，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货币储蓄进行分析。证明了居民的储蓄与通货膨胀率成逆向关系，与通货紧缩率成正向关系，与生产率的提高成正向关系。②
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直是经济学中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人利用我国1978~2002年期间样本数据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储蓄、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协整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低下是制约资本形成的关键原因。他们进一步基于VAR系统的脉冲响应检验结果，证实了我国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同时投资行为具有自我积累效应。③
3.开放条件下的储蓄与投资研究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开放条件下影响储蓄—投资平衡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方面状况都动态地影响着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何认识开放条件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协调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实现储蓄投资的均衡，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引入开放条件下的宏观分析框架，研究了开放经济中储蓄投资均衡的决定，分析了引进外资、对外投资与储蓄投资均衡的关系，说明了开放条件下，有必要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协调，以促进储蓄投资均衡水平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他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储蓄过剩与外资流入的矛盾既是我国资本运行低效率的反映，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开放条件下储蓄投资不协调、非均衡的反映。储蓄过剩与外资流入的矛盾，既不能通过控制国内储蓄来解决，也不能通过限制外资流入来解决，解决的根本之路是在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的基础上，按照储蓄国内和国际均衡配置的要求协调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提高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①
另有学者从技术约束的角度解释了储蓄过剩与外资流入的矛盾，他们将钱纳里和斯特罗特在《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一文中所提出的两缺口理论概括为一种技术约束下的两缺口理论，认为引进外资的实质是缓解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技术约束。虽然我国现阶段在储蓄、外汇上表现为双重过剩，但两缺口分析中的技术约束对今天的中国仍很严重，因而导致国内储蓄投资的转换不畅，国内投资不足，这也正是我国在双重过剩下仍然有大量外资流入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两缺口模型把储蓄缺口与外资流入相联系，但这种意义上的缺口在我国并不存在，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由就业目标决定的储蓄缺口问题。他们认为，虽然现实的储蓄缺口已经消失，但考虑到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资本缺口依然很大。他们在双缺口模型中加上就业目标（即在储蓄限制、外汇限制之外加上就业限制），这样，为了实现目标就业水平，投资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由就业目标决定的潜在投资需求可能会超过储蓄，形成储蓄缺口。③
在开放条件下，外资流入对国内储蓄投资产生何种影响？有学者提出并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们利用我国1979~2001年间的经济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外资流入对我国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流入总额对国内总投资和总储蓄都会产生促进作用，但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外资流入的三种形式对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对外借款几乎全部转化为国内投资，对外借款每提高1%，国内总投资将提高0.9581%，显示二者几乎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对外借款对储蓄的增加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外借款每提高1%，国内总储蓄将提高0.8746%；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总储蓄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对国内总投资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的比率每提高1%，总投资率只提高0.3977%，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总投资但对国内投资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证券资本流入对国内投资、储蓄皆没有显著的影响。①
（五）就业和失业问题研究
自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的高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速达到8.1%。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在不断攀升，就业形势严峻，奥肯定率失效，无法正常传递产出对就业的影响，其中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对于我国出现奥肯定律失效和无就业增长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产率并存是造成无就业增长的真正原因。由于劳工市场的非均衡性质，企业的适应性优化行为以及各种制度因素的存在使工资呈刚性，那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的最有效手段自然是技术代替人：劳动生产率成了就业的真正杀手。于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促使经济增长的同时，与工资刚性一起产生了负的宏观经济外部性：无就业增长。增长不能创造就业，却能创造财富。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利润却日益丰厚。②另有学者认为，奥肯定率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低。在存在大量无效就业人员的情况下，企业有效利用无效就业人员，而不必增雇工人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出，而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因此，失业不因产出增加而下降。③
有的学者对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十分不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他们认为，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①
再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各方关注，有的研究者利用北京市下岗职工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影响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因素，结果表明：（1）性别对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后的收入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与他人相比，已婚女性的下岗持续时间却明显较长。（2）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的持续时间有越短的趋势。（3）与一般的下岗职工相比，在下岗前企业内不论从事技术性工作，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还是从事党群组织工作，都对其失业持续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下岗前从事任何工作都对在新的工作岗位中的收入没有大的影响。（4）制造业企业下岗职工的失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在制造业或新成立的企业中实现再就业后，下岗职工的收入有所增加。②
随着我国就业压力的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受到重视。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了人力资本一般性和专有性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可以分为一般性人力资本和特殊性人力资本，这两种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一般性强的劳动力比人力资本特殊性强的劳动力更容易就业。高等教育中的专业设置和人力资本的这种分类存在密切的关系，专业口径较窄的毕业生人力资本的特殊性比较强，就业的难度相对大一些。③
城镇失业率处在何种水平，如何加以科学的估算，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城镇失业率需要重新估算，他们认为，不同地域在产业结构、所有制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会引起失业率的不同。他们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研究结果发现，中部地区的失业率最高，U4和U1分别为13.92%、9.22%（U4是指在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和失业的同时，认定非正式工作者为就业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失业率；U1是指既不考虑农民工的就业和失业情况，也不认定非正式工作为就业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失业率）。西部地区的失业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最低，U4和 U1分别为10.88%、7.81%。同样，不同规模的城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是有差异的。大城市的失业率要高于中小城市，尽管差异并不是很大。大城市的失业率为12.46%（U4）、8.95%（U1），而中小城市的失业率为12.28%（U4）、8.45%（U1）。①
（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及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一些学者对此做了实证分析。他们运用DEA的方法测度了1978~200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并且对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认为，根据技术进步，并不能做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发生。②有的通过对技术改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把生产要素对GDP的贡献计为100%的话，其中技术改造投资占了47.96%，超过了固定资产投资中其他投资对GDP的贡献度（44.96%）。因此技术改造投资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③
中国近年来出现经济加速增长势头，这种加速增长是内生的，还是另有原因？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次出现加速增长都伴随着较大幅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4年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样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相联系。而和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不同的是，前两次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是由经济增长带动的，而在这次，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则在相当程度上与近年来实行的以鼓励投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①
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条件，有人对此作了研究。他们认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而是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缓解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多年的高增长，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开始受到学界重视。有的分析了影响可持续增长的几个主要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滞后问题、城市化高成本低效率问题、消费增长的结构问题和政府的发展观问题等，通过分析研究，他们认为，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政府发展观必须更新，要尽快转变观念，树立新的发展观；（2）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地产、钢铁、建材等行业投资过度增长；（3）根据投资和价格增长的走势，相机决策货币政策；（4）加快培养形成一批代表产业升级水平的新兴产业和企业，否则新一轮经济高增长将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基础；（5）改变现在这种忽视人口城市化、缺乏合理规划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城市化模式，真正有效地促进农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6）在人均GDP跃过1 000美元的新阶段，为了有效地解决城乡结构矛盾和区域结构矛盾，国家在统筹区域发展上应有新突破。③
（七）对政府宏观调控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为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必须实行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既有紧缩为主的时候，也有以扩张为主的时候，依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异。这次宏观调控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情况而进行的，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实实在在地推进结构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①
为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和特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1）1979~1981年；（2）1985~1986年；（3）1989~1990年；（4）1993年下半年~1996年；（5）2003年下半年~2004年。这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有学者认为，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在各方面都具有新的特点：（1）调控时所针对的经济运行态势不同；（2）调控时的经济体制基础不同；（3）调控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不同；（4）调控时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②另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五个宏观调控周期，这个周期的起始是2003年9月。和前四次调控所不同的是，这轮宏观调控自始至终充满着曲折。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稳健和可持续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调控的手段，是综合运用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控的技巧，是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③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结构问题使总量问题更加突出，通货膨胀的压力明显增大，同时，又存在着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的危险，因此，宏观调控只有以协调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为基础，适当加强结构性调控的力度，才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④
有效的宏观调控需要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有人认为，在我国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对宏观态势分析中两个不同思路即规范性宏观分析思路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进行了比较，发现规范性宏观分析虽然权威和简明，但是在诊断中国宏观问题时缺乏准确性；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虽然准确全面，但是缺乏学术性提炼。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承担起向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思想基础这一基本任务，必须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体系。①
（八）货币供求及货币政策的研究
1.对货币供求的研究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和货币形态的变化，货币供给越来越难以把握。有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货币供给概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商业银行意愿层面的货币供给函数，通过建立内生环境的IS-LM模型将货币供给现象纳入到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中，并以新的视角分析了货币供给的混合性质。②
货币需求函数是否具有稳定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运用协整以及弱外生和短期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我国货币需求的长期稳定性（协整）依赖于时间趋势，货币政策目标变量为M1，实际货币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③
货币流通速度对于研究和把握宏观货币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把握货币流通速度？有人认为，经济虚拟化的发展和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使传统货币流通速度公式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他们根据变化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重建了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并结合货币循环流模型提出货币流通速度的“两分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在对我国1993~2003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2000年以来两者协调性较差，原因在于进出虚拟经济的资金出现大幅波动。①
2.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还是单一的，依据是什么，这在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有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目标是盯住双重目标还是盯住单一目标，向左下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向右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判断依据，关键在于向右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的稳定性、可测性如何。第一，对于坚持双目标论的一方而言，倾斜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总供给曲线在长期和短期都是垂直的，惟一的选择就只能是稳定物价。第二，即使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倾斜，这也不能成为双重目标的一个依据。第三，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但是很不稳定，或者可测性很差；那么单一目标就是一个不可取的策略了。②
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有人主张应放弃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为以通货膨胀率、利率和信贷规模（或存贷差）三者组成的复合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三者的关系是：政府和货币当局利用利率等手段，将存贷差控制在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的范围之内。③
针对有人提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现阶段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④
3.关于货币政策效果
货币政策效果如何，历来存在争议。有人对我国1998~2002年间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总结，通过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他们发现中国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呈现一定的内生性；通过建立的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发现长期内产出的变化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而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和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影响。①
有的研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给予了肯定回答。他们通过对1997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取得了较好的绩效，货币政策对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促进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因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兼顾是有效的。②
4.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是否有效，一定意义上是个实证问题。有学者利用中国1997年5月~2004年5月的月度数据对利率政策调整的有效性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表明：利率调整对于产量、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直接和明显，存在不同的时滞效应。利率对国内经济部门和国外经济部门、对资产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利率的综合效应很不确定。利率调整应该注意协调好国内效应和国际效应、资产价格效应和产品价格效应、即期效应和时滞效应、结构效应和综合效应的关系。总地说来，加息能够抑制经济过热的观点没有得到实证的有利支持，加息政策的有效性并不显著。③
通货膨胀引起存款负利率问题。通常认为负利率会产生逆向调节，有必要进行利率调整，提高利率水平。有人则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存款负利率并不必然要求提高利率水平。首先，存款负利率并不具有刺激投资增长的功能。从信贷资金供给角度而言，投资资金的增加与否直接受制于贷款利率的水平。其次，存款负利率并不必然刺激通货膨胀。存款负利率刺激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是，在存款负利率的条件下，相当多存款人可能因存款不利而选择将存款资金用于消费，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状况并不如此，在存款利率大幅下落的背景下，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消费不旺成为自1998年以来内需不旺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尽管随着物价上升，存款利率转为负数，但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依然快速增长。因此，简单认为存款负利率必然引致物价进一步上升的看法，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①
（九）宏观财政政策研究
1.关于财政政策的转型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改变，财政政策面临转型问题。有人认为，财政政策目标需要重新定位，财政政策目标应该从过去只关注经济目标变为经济社会目标并重与兼容。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至少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既要追求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要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②
改变积极财政政策，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已成为共识。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了一种“摩擦性过热”现象，虽然表现在局部，但有加剧和扩散的风险。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就可能出现火上浇油的态势，抵消当前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再者，积极财政政策持续6年，期间仅发行的建设性国债就达到8 000亿元之巨，累积的财政风险日益加大，财政的可持续性日益令人关注。最近凭证式国债发行出现“淡市”的现象，表明扩张性政策正日益接近极限点，若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有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应当说，财政政策此时“转向”正是良机。③
从2004年5月27日，财政部宣布财政政策将由“积极”转为“中性”之后，中性财政政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来含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给经济运行带来扩张性的影响。有人认为即便在理论层面上，中性财政政策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现实中的财政收支运作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所以，“中性”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财政政策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不会一蹴而就，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①
2.财政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不仅从需求方面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从供给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有人对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不考虑公共投资风险的分权经济中，由于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都处于短缺状态，企业争夺拥挤性公共资本而扩张私人资本的投资行为虽然使经济超常增长，但是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在集中优化模型中，如果考虑到公共投资的风险，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弥补公共投资风险，同时将企业投资产生的拥挤效应内部化，就能消除企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拥挤现象，使经济保持合理持续的增长。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财政的供给效应，在经济起飞初期保证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是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资本性支出累积的风险增加，财政转型十分必要。②
有人借助于动态的经济模型，系统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他们建立的包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在他们建立的包含由公共投资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而进行公共投资形成，所得结果是，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就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则虽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但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公共投资政策的研究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而应当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