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幽默
幽默是英语humoue的音译，据说是林语堂先生翻译的，其实这个词并非林先生的创造，《楚辞》中就有“孔静幽默”的字样，但那是寂静无声之义，与现在幽默的概念毫无关联。在这之前，中国人如何表述这种意识呢？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例证。但是我们的祖先绝对不缺乏幽默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本古代的笑话集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只猫与一只老虎相遇。猫说大王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老虎说，我是饿瘦的。猫说，你天天吃人怎么还会瘦呢？老虎说，如今的人都没有人味，我找不到可以吃的，怎么能不瘦？可你呢？你怎么也瘦成这个样子？老鼠可是到处都有呀！猫说，老鼠 到处都有这不假，可鼠类们现在都身踞高位，我够不着吃了。这个故事你看够不够幽默？《随园诗话》中有《赠相士》一诗：而今相法大不同，我将秘诀告诸君，欲看公侯富贵相，先取獐头鼠目人。这一则故事与前一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讽喻时事，不议不论，而是借助于幽默的力量，廖廖数语，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强烈的效果。
中华民族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具幽默感的民族，而且往往越是底层百姓幽默感越是强烈。我想这大约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关。几千年来，他们身受着多重压迫，统治者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的反抗往往是徒劳的。一位哲人说过，狡黠是百姓对抗暴虐的一种方式，我想幽默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境中，幽默所引发的笑是眼泪和怒火转化而成的。旧社会四川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谁都能从这十二个字的背后看到贫苦百姓眼中的怒火的。文革时期我回到家乡，听到一位大爷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牢骚满腹，我劝他小心一点，不要被子人家抓了小辫子。他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咱是个老百姓，还怕他开除了咱的非党藉？还怕他把咱下放到城市里去？”表面的调侃掩盖着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无奈和悲愤。大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到农村参加劳动，和一位老农并肩锄地，当我问起他村里的食堂怎么样时他说了一段顺口溜：“初一十五改样样，茭子面（高粱面）搓成棒榔榔（晋中方言，意为棒状）咸盐不捣，辣角角不炒，就这还不叫你喋（吃）饱。”我又问他，干部们和你们吃得一样么？他又来了两句顺口溜：“干部吃的猪羊肉，社员吃的金皇后（玉米）。”初听了他的话我禁不住要笑，可笑着笑着心底里就泛起一阵阵酸楚。
如果说在暴虐统治下幽默是百姓的一种曲折的反抗形式的话，那么在政治开明的历史阶段在相对的升平时期幽默就常常成为一种表现才能自我娱悦或者委婉表述对于时政的批评的方式。清代的大才子袁枚还为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丈夫外出，托人给妻子捎回一封家书，匆忙之间，误封了一张白纸，妻子接到信后撕开一看，什么话也没说，就用这张白纸给丈夫写了一首诗托来人带回去：绿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撤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你看，本来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却是一张白纸，可她一点都不生气，不但以善意的玩笑为丈夫开脱，而且还以诗回赠，这样的才女，这样的修养，这样知情知趣，丈夫岂能不爱她？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再也不用以幽默的方式去发那种“还怕他开除咱的非党藉？还怕他把咱下放到城市里去？”的牢骚，也用不着倾吐“咸盐不捣，辣角角不炒，就这还不叫你喋饱”的怨言，可是对于基层干部的一些违反政策的行为还是不由得要幽默一下。有一次到农村，就听到农民对政策多变朝令夕改的作风的批评：“夜天（昨天）还说的不变，今天又下了文件。”轻松的述说，善意的批评，尖锐又不失幽默。
幽默是民族文化的味精，如果一个民族整体没有一点幽默感，那这个民族是没有战斗力没有生气的。我们拥有鲁迅、老舍、钱钟书、侯宝林、华君武、丁聪等等一大批幽默大家，我们的人民又是一个极具幽默意识的群体，这是我们这个才情四射的民族永远充满生机重要因素。
（原载《重庆晚报》2000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