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气节在士大夫以至一般士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为崇高。当时有志节者多直接投身于抗清的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稳定后，他们又拒绝与清廷合作，有的奔走大江南北，志图恢复；有的遁人空门，祝发为僧；有的以死坚拒朝廷的征聘；有的隐居荒岩绝壑，埋首著述。沛人阎尔梅抗清失败，见大势已去，回到家乡，寄情于酒，醉则骂座，常常慨然而叹：“吾先世未有出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数行下。有个叫陈佐才的烈士，生前无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发令，蓄发高冠，出入坦然，垂暮之际，凿石为棺，自题挽诗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最终完发而殁。这些被称道为“胜国遗民”的志士，至死不忘保全自己的气节不被玷污。当时为公卿推重甚至天子动容的，恰恰是志节皎然的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李等遗民领袖。相反，凡人仕新朝的便被正直之士斥为“反颜事仇，行若狗彘”，如果本人良心未泯，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原明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在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时带头降清，晚年自知大节有亏，作文自责说，明亡，“濒死不死”，降清，“偷生得生”，一生“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诗人吴梅村入清只作了一任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临死时用“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为自己一生作了结论。气节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该是何等重要啊！
进入雍正朝后，虽说士人屡遭挫辱，但仍有坚持正义、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硬骨头。雍正时奉旨上书对吕留良案“独抒己见”而被终身监禁、乾隆时因文字狂悖而被凌迟处死的台州硬汉齐周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师爷唐孙镐也是一个。雍正八年（1730年）唐孙镐正在湖北汉川知县衙门作幕，此人生性耿介，很为吕留良的遭遇抱不平。一他冒死上书说，唐虞之世，君臣交赞，所以治化臻于极隆，“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即如吕留良一案，皇上降旨之初，疑信参半，设若群臣举留良之正书力争的话，皇上之心必油然而动，无奈中外臣工“恐干批鳞之咎，甘作违心之谈，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日‘灭族’，举朝同声附和，而宸衷益增其怒矣”。在呈文末尾，唐孙镐慷慨激昂地说：“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指作檄文声讨吕留良的诸葛际盛）。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的唐孙镐在！”唐孙镐并不敌视清政权，在呈文中他还把明清之际的反清之士称为“洛邑顽民”，可见民族意识对他来说早已淡漠，他也不一般地反对皇权，甚至对当今皇帝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但他深恶痛疾于士大夫气节的望风披靡，他不忍心看到因皇权膨胀而最终导致国家败亡。他不惜牺牲个人宝贵的生命，希图阻止已在加速的极端专制的车子向危险的山颠冲去。
唐孙镐的下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雍正之后在乾隆治下的六十几年，士风的一败如水已无可挽回。
称名于康、雍、乾三朝的孙嘉淦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揭示了士气的日趋下流，但不幸的是，士风的转变恰恰在思想最清醒的孙嘉淦本人身上最具典型。孙嘉淦是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寒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书论列“亲骨肉”等敏感的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说项，说孙嘉淦这年轻人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经过这次教训，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按捺不下，具折谏争。雍正不高兴，说他“迂阔琐碎”，不能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一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特旨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放在银库当差行走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直的“性气”，专制帝王如芒在背。乾隆临御天下之初，孙嘉淦又被重用，他针对权力过于集中，对皇帝个人迷信业已发展到牢不可破的时弊，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意见依然很尖锐，口气却相当缓和了。此时的孙嘉淦无疑还具备士人独立思考、遇事敢言的刚正品格，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拳拳之忠令人感动，但昔日的锋锐已被专制的淫威消磨得圆滑起来。他原本不脱文人习气，喜欢著书，作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训斥了一顿。他又怵于身边屡屡发生的文祸书祸，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掉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乾隆朝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小心，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得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立下《八约》以自戒。这《八约》很值得玩味，前四约是：“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这哪里还有年轻时孙嘉淦的味道呢？整个是专制时代明哲保身之道。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但出乎他的预料，乾隆十六年（1751年）发生的假托孙嘉淦之名伪造奏稿攻击乾隆皇帝的大案差点儿把他牵连进去。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吓得心惊肉跳，面对围在身边的妻儿，深悔以前不该遇事勃发，沽名钓誉。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呵！这个检讨太深刻了，但此时的孙嘉淦已不再是昔日立朝棱棱、风采熠熠的孙嘉淦了，在他身上“士人”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无非也是个媚态十足的政治奴才而已。怪不得他初入翰林的石友、以正直著称的李元直有意与他疏远了呢。从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步人仕途，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正是中国古代专制皇权逐渐膨胀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是雍、乾二帝借文字狱芟夷士人气节的时代，孙嘉淦在官场中留下的堕落轨迹，恰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
清初王撰写了一首对文字狱所导致的后果深感忧虑的诗，名为《闻雁有感》：“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增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他敏锐地觉察出，君主以文字罪人，而最终收获恶果的，恰是君主自己。这个道理翰林编修洪亮吉讲得最透彻，乾隆刚刚去世，他就向嘉庆皇帝剀切陈词，说眼下士风日趋卑下，士大夫越来越不顾廉耻，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梯，以苟且为服官之诀窍。这些人在太平岁月做官充数还可以，国家民族遇有急难，要他们不避利害，不计险夷，不惜身家，奋身而起，赴汤蹈火，力挽狂澜，能做得到吗？洪亮吉认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为什么只有庸才、奴才而没有人才？嘉道之际的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再深刻不过了，他说，这是最高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的结果。从康熙晚年算起，到嘉庆之初，正是龚自珍所指的一百年。在这以“康乾盛世”著称、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一百年里，最高统治者，主要是雍正和乾隆，对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实行了如龚自珍所说的“戮心”政策，“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能忧，能愤，能思虑，能作为，能有廉耻，能无渣滓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被摧残殆尽，有的只能是一群苟且模棱、委蛇圆通、阿谀奉承、蝇营狗苟的无耻之徒，这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夏时节，龚自珍黯然神伤地告别北京南下。五月过扬州，抵镇江，眼望浩渺大江，无限感慨，恰逢当地迎神盛事，那惊雷般的鼓声，那进发出原始生命力的粗犷造型，终于触动了诗人胸中郁积已久的豪情，他向茫茫上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对百年文祸的沉痛控诉，也是对封建专制的愤怒声讨。但龚自珍并不伤感，并不绝望，他对一个生气勃勃、政治开明、人才辈出的新时代充满了热烈的期待。
不幸的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就要动地而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