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亲王允禄，乾隆十六叔，康熙年间以年纪尚轻没有过深涉入储位之争，雍正即位后对他取笼络政策，封为庄亲王。雍正逝世，允禄与果亲王允礼、张廷玉和鄂尔泰同受顾命，《遗诏》称“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总的来看，雍正待他不薄，并满怀期望。乾隆即位，特命允禄总理事务，又赏亲王双俸，兼与“额外世袭公爵”。在乾隆诸叔中，庄亲王允禄可谓恩遇最隆。
这一集团除允禄外，主要有宁郡王弘咬、郡王弘升、贝勒弘昌、贝子弘普和镇国公宁和等乾隆的叔伯兄弟。弘普与宁和都是庄亲王允禄之子。弘普于乾隆元年（1736年）封贝子，宁和则得了那个“额外世袭公爵”，这两个人也可称为受恩于乾隆者。弘昌与弘咬参与这个政治集团更不好理解了。他俩是乾隆十三叔、怡亲王胤祥之子。胤祥与雍正关系非同一般，雍正称其为“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去世后令配享太庙，还打破祖制，命怡亲王王爵世袭罔替，就是所谓“铁帽子王”。弘皎于雍正八年（1730年）封宁郡王，弘昌则于乾隆初由贝子晋封贝勒。弘升是乾隆五叔、恒亲王允祺的长子，康熙末封世子，但这亲王世子到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时被削去了——其时乾隆三兄弘时不寻常地死去了，弘升的被革去世子看来很耐人寻味。不过，乾隆即位后将其赦宥，封郡王，用至都统，还受命管理火器营事务。他参与暗中反对乾隆的党派活动，也真是匪夷所思。
理亲王弘皙与庄亲王允禄及其他弘字辈的兄弟则不然。他的潜藏异心，心怀怨望并发诸行动，则不难解释，他可能是这个集团的真正中坚和灵魂。弘皙是废太子允礽第二子，最为皇祖康熙所钟爱。允扔太子不废，大清帝国江山和爱新觉罗宗社这偌大一份家产理所当然地将由他承受。可惜天不由人，皇位落在了雍正、乾隆这一支。这个帝梦成空的皇孙同乾隆三哥弘时一样，对弘历的继位，也有一口无论如何也咽不下的恶气；不同的是，弘时是在弘历即位未成事实之前，被迫强咽下了这口气，而弘皙则是在弘历即位既成事实之后，不吐出这口恶气而不快。
乾隆对这个怀有敌意的政治集团有所觉察是在乾隆三年（1738年）的时候，只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才迟迟没采取行动。到第二年秋冬之际，有人告发弘皙等与庄亲王“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乾隆才下令宗人府查讯此案。经过宗人府的一番审办，最后奏请将允禄、弘皙、弘升革去王爵，永远圈禁，弘咬、弘昌、弘普、宁和俱革去本身爵号，宗人府在拟罪请旨的奏折上，特别指出理亲王弘皙在听审时“不知畏惧，抗不实供”。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在最后裁决此案时，说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辈”，弘升不过“无藉生事之徒”，弘昌则“秉性愚蠢”，弘晋则“所行不谨”，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而所列弘皙罪行之严重、居心之险恶，则不大相同：
弘皙乃理密亲王（废太子胤初）之子，皇祖时，父子获罪，将伊圈禁在家。我皇考御极，敕封郡王，晋封亲王，朕复加恩厚待之，乃伊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年遇朕诞辰，伊欲进献，何所不可？乃制鹅黄肩舆一乘以进，朕若不受，伊即将留以自用矣。
说明白了，就是这位“旧日东宫之嫡子”，仍期望有朝一日，取乾隆帝位而代之。但乾隆所举“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以及进鹅黄肩舆一节，恐怕还不能构成弘皙有篡位野心的罪案。因此，在处置弘皙时，也只是革去亲王，免于圈禁，仍准其在京师以北昌平界内郑家庄的王府居住。到此为止，允禄、弘皙等结党一案，尚不能视为意图推翻当今皇帝的“悖逆”大案，只不过弘皙有政治野心而已。
这是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间的事。到十二月，案情急转直下。有一个叫福宁的人，是弘皙亲信，到宗人府首告弘皙有弥天大罪。乾隆震怒，令平郡王福彭、军机大臣讷亲严切审鞫。在审讯有关案犯时，巫师安泰的口供最骇人听闻。据安泰供称，他曾在弘皙府中作法，自称祖师降灵，弘皙随即向其问了以下几个问题，请神回答：
“准噶尔能否到京？”
“天下太平与否？”
“皇上寿算如何？”
“将来我还升腾与否？”
后三个问题活画出一个企图东山再起的政治失意者的嘴脸，这并不难理解，为什么提出“准噶尔能否到京”这样一个问题，正可见其居心叵测。
雍乾之际，京师旗人畏准噶尔如虎，谈准噶尔色变。这大概源于雍正九年（1731年）在和通泊的一次几近全军覆没的惨败。准噶尔，牧地在汉唐西域一带，明朝名之为“瓦剌”。瓦刺强悍的骑兵多次进薄京城，明朝中叶，竟发生了明英宗被瓦刺俘虏而去的骇人听闻的事。入清以后，瓦剌被称为准噶尔，长期以来是清廷最强劲的敌人。从康熙中三次亲自出塞，远征朔漠，揭开了与准噶尔长达七十年的战争序幕。中间雍正在位十三年几乎无时不处于对准噶尔紧张的备战、开战与和谈之中，而一次“雪压沙场鼓声死，主将知名半成鬼”的清准大战就发生在阿尔泰山东侧、科布多西北约五百里的和通泊。以大将军傅尔丹为首的北路清军三万余人中计被围，副将军巴赛战死，副将军查弼纳力竭自尽，将士战死无算，陷于敌者近万人，只傅尔丹率残兵二千人逃回科布多。此役之后，八旗对准噶尔长期存在恐怖畏惧情绪。被称为“满洲苏武”的正黄旗满洲护军冠裳保十余年后从准噶尔部逃归，得到乾隆召见垂询。汉臣汪由敦作《归卒歌》记云：“当年征发若云屯，何幸生还拜主恩”、“记来旧事总依稀，说到交锋胆犹战”。十八个春秋过去了，和通泊惨败的阴影还未消散，乾隆初年如果准噶尔再度逼近京师又该当如何？弘皙惟恐天下不乱，召喇嘛僧问卜”准噶尔能否到京”，使乾隆怎能不震怒？
更为严重的是，弘皙不仅睥睨新皇，窥伺神器，而且已开始付诸行动了。经平郡王福彭等继续审出，弘皙仿照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之制，设立了掌仪司、会计司，俨然以影子皇帝自居！所以乾隆怒不可遏地斥责弘皙“昏暴鄙陋”、“居心大逆”，罪恶较之昔日之允禩、允禟“尤为重大”。经平郡王福彭等初拟，复经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满汉文武大臣复议，合词奏请将弘皙革去宗室，即行正法。乾隆加恩免死，命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其子孙亦革去黄带，从宗室中除名，但给与红带子。庄亲王允禄等所有涉案的宗室王公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总的来看，乾隆与其父雍正残杀手足不同，对整个以弘皙为核心的“逆案”，最大限度地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手法，因而也没有再留下冤冤相报不已的后遗症。
随着昔日东宫嫡子弘皙被永远圈禁于阴森蔽日的高墙之中，从康熙晚年开演的宫廷争储闹剧也就落下了最后一幕。
如果对弘时之死、弘皙之觊觎皇位的严重意义予以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似乎不能说乾隆的君临天下是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而追本溯源，这一切都缘于乾隆本来不甚具备承袭帝位的资格，这个生母出身寒微的雍邸庶出之子竟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实在太勉强、太偶然了。假若不是康熙去世前夕在考虑皇位传承时把乾隆放在了第三代皇位继承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根本不会深深地卷入雍乾之际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之中。雍正受到政敌们的攻击固然十分凶猛，与雍正俱荣俱损、休戚与共的乾隆也不会脱身事外。特别是在帝位资格上存在的先天弱点，使他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一切，乾隆日后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力图掩饰，实在不行，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在当时，人们对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与乾隆继承皇位资格不足之间的联系是清楚的，圈内的人更是洞若观火。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不朽名著《红楼梦》，似乎不可能不将这些为“今上”讳莫如深的宫闱之秘曲折隐晦地加以反映，更何况曹雪芹还有与雍、乾二帝私交甚深的平郡王福彭这样一位表兄弟呢。有人指出，远在顺治年间太后下嫁的传闻可以在《红楼梦》中寻出一点蛛丝马迹，如此说可信，那么，《红楼梦》中很可能深深隐藏着康雍乾时代令曹雪芹更多难忘的“梦”。
六、帝王平衡术
在平息了弘皙等宗室王公对皇位的挑战之后，乾隆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来自另一方面——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粉碎朋党极有经验，也极富成果。终雍正之世，可谓乾纲独断，官场肃然。大臣自然不敢专擅结党，群小也都以奔走权门、互相赡徇为戒。自古以来与封建官僚政治共生的朋党痼疾似乎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不料雍正去世不久，新即位的乾隆便觉察到有些迹象不对头，但他难于下手，因为大小臣工的故态复萌，门户分争，暗中较量，不过是表面现象，而根子却在先帝最倚信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的身上。
被雍正帝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的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是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以后多年充任宫廷侍卫，当过几年内务府员外郎这样的小官，仕途很不得意。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了四十岁，连他自己都认定这辈子发迹无望了，就做诗自嘲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却不料突然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刚登上帝位的雍正对他十分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历任封疆。雍正十年（1732年）更由云贵总督任上召拜保和殿大学士，而且位居首席，一下子盖过了入阁多年，且在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张廷玉。
比起鄂尔泰，张廷玉的仕宦生涯可说一帆风顺。他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簪缨世族，父亲张英极受康熙帝尊宠，官拜大学士。当鄂尔泰正蹭蹬官场时，张廷玉却早已中进士，点翰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就身列九卿，当上了二品大官礼部侍郎。雍正即位，身为汉臣的张廷玉更受到有清一代罕见的殊遇，在鄂尔泰入阁前，他已位居内阁首辅，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是不折不扣的真宰相。鄂尔泰后来居上，实际是恢复清帝崇满抑汉的一贯作法。张廷玉虽无话可讲，心里岂无怨忿？但这一腔怨气只能向鄂尔泰发泄。鄂、张二人就这样结下了疙瘩。
乾隆初政，尊重耆旧，鄂、张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并公布了先帝《遗诏》，准鄂、张身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为做臣子的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了，能身列太庙两庑配享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允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张廷玉与鄂尔泰都没有十分珍重这旷世恩典。两家都各有一批死党，竟闹起了门户之争。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看不起鄂尔泰，鄂尔泰的地位高于张廷玉，也不买他的账。两人同在军机处值班，常常是谁也不理谁，甚至终日无一句话。非但如此，张廷玉还不时寻鄂尔泰的纰漏说些阴阳怪气的挖苦话。一日暑热难忍，鄂公把大帽子脱下来环顾左右道：“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笑答：“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为此，鄂尔泰脸色不好看了好几天。鄂、张位高权重，他俩闹意见，争高下，下面臣僚看得分明，于是替自己打算，依自己好恶、师承之别，分投鄂、张门户之下。在鄂、张眼里，乾隆不比雍正，是个仁慈宽厚之主，而从年纪来讲，他们都称得上乾隆的父执辈，又都做过皇帝的老师，种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才敢重演朋分角立的故技。
这个看法实在大错而特错了！乾隆对他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群臣被召来听取一道词气严厉的谕旨。他们被警告不得逢迎权臣，妄行揣摩。乾隆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谅必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心，而无知之辈却在下面胡乱揣度，“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这里面不只是些微末小官，还有尚书、侍郎级的大员。在谕旨的结尾，乾隆责问群臣：“你们如此作为，把鄂、张认作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那把朕视为如何之主？”朋党与皇权势不共存，聪明的臣工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雍正朝血醒镇压朋党纷争的阴影又开始降临了。
不过乾隆所谓“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即以民族成分划分隐然存在的鄂、张两大派，却未必尽与事实相符。
与鄂尔泰关系密切的的确不乏满洲权贵。他的几个官至都统、将军、总督、巡抚的儿子鄂容安、鄂宁、鄂弼、鄂实，官至巡抚的侄子鄂昌等等子弟兵且不去说，朝野闻名的满洲大吏尹继善也是他的姻亲，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尹继善夫人是鄂尔泰的侄女，贤淑能诗，一次侍鄂、尹两公小饮，鄂尔泰说，我一天天老了，中枢事务繁重，何日得抽身是好？还没等尹继善答话，鄂夫人竟正色说，我只听圣人说过“事君能致其身”，其次才是明哲保身，哪里听过“抽身”一说。尹继善听了，只是莞尔一笑。尹、鄂同为满洲科甲，气类相通，加以姻亲一层，看来相聚之时是可以讲掏心窝子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