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临终之际的心境恐怕与当年的唐太宗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病危，特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入卧内，嘱托说：“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由于深知太子李治性格柔弱，一代英主唐太宗是怀着对宗室与社稷深深的忧虑离开人世的；他的忧虑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
一千多年过去了，当雍正皇帝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他也因早已密定为皇太子的四阿哥弘历的赋性宽缓而陷入了与唐太宗相似的苦恼。知子莫如其父，乾隆即位之初以宽缓矫正皇考严猛的政治走向，证明雍正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雍正毕竟没有完全看透弘历，在慈仁宽和一面的掩盖下，四阿哥骨子里还浸透着列祖列宗强毅阴鸷的另一面。在残酷的政治较量中，后者很快就会苏醒，并成为年轻皇帝的主导性格。
一、大变局之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时许，雍正皇帝崩逝，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在一旁捶胸顿足哭嚎且不表，身边张廷玉等重臣则立即在灯下聚首，密议迫在眉睫的传位大事。张廷玉指示说，这样吧，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想来不会多，各处仔细翻检，外用黄纸封固，背后写一“封”字者，必是立储密旨。不一会儿，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当众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六个道劲的朱字。就在这一瞬间，君臣名分已定。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在全国一片平静的气氛下，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顺利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
雍正四十五岁即位，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但常年“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终至积劳成疾。据雍正自述，自雍正七年（1729年）冬“身子就不大爽快，似疟非疟”，到第二年“三月以来，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但仍然坚持接见廷臣，办理事件，批谕折奏，引见官员，到四月底五月初曾一度出现病危迹象。这是雍正即位后初次大病，而且持续时间相当之长，起因据雍正向心腹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至于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在鄂尔泰的折子上朱批：“卿或明年或后岁来陛见时当面细详再谕。”这年夏秋间，得河南道士贾士芳调治，雍正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将贾士芳逮治处斩。经过此次变故，雍正对口诵经咒的调治失去了信心，尔后服食过医生钟元辅所制药饵及据说有“奇验”的“乾坤正气丹”，看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十月初五日雍正特命鄂尔泰赍折家人进宫瞻仰金颜，这个叫保玉的家奴返回云南昆明时对鄂尔泰讲：“亲见万岁佛爷脸面十分丰满。”总而言之，雍正七年冬至八年秋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元气大伤。在他病剧之际，曾将传位大事当面交待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说为防不虞，随身还带有亲书传位密旨一件。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由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任上内召主持军机处事务。翌年，雍正又把他与张廷玉找来讲了大事既出的应对之策，并说此事除你们二人之外，其他无一人知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开始感觉身体不适，但仍在圆明园召见军机大臣口述旨意，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跪聆谕旨时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迹象。不料二十二日深夜张廷玉刚刚入睡，就有太监、侍卫前来传旨，宣召甚急，于是起身整衣赶到圆明园。三四拨太监早已提着灯笼等在园子的西南门，待趋至皇帝寝殿，只见皇四子宝亲王、皇五子和亲王侍于御榻之旁，泪水涟涟。先已赶到的原任大学士鄂尔泰、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及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讷亲等肃立一旁，神色凝重。雍正已深度昏迷，太医进药全从嘴角流出，所以没有任何遗嘱交待。至二十三日凌晨一时许，雍正皇帝崩逝，宝亲王、和亲王在一旁捶胸顿足哭嚎且不表，这里鄂尔泰、张廷玉等皇上生前最亲信的大臣则立即在灯下聚首，密议迫在眉睫的传位大事。
鄂尔泰、张廷玉先后徐缓沉重地对各位重臣讲，大行皇帝虑事周密，非人所及，除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缄藏有正式传位谕旨之外，另亲书传位密旨一道，常以随身。这件大事曾谕示我二人，此外无有知之者。这件旨谕看来藏在圆明园寝宫，应急请出，以正大统。重臣向宝亲王、和亲王请示后，立即传圆明园总管太监询问。总管回称，万岁爷在日从未谕及此事，我辈真的不知密旨放在何处。张廷玉指示说，这样吧，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想来不会多，各处仔细翻检，外用黄纸封固，背后写一“封”字者，就是此旨。不一会儿，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当众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六个道劲的朱字。
就在这一瞬间，君臣名分已定，和亲王及各位重臣随即匍匐在地。宝亲王弘历尚沉浸在皇父去世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只觉眼前一片空白，竟没说出一句话。待他稍稍镇定下来，脑海中最先浮出了祖父康熙皇帝慈祥的面容，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任鄂尔泰、张廷玉怎样劝慰也抽泣不止。
对于宝亲王弘历来说，眼前迟早要发生的这一幕不能讲一点预感也没有，但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当父祖两代人真的把大清帝国的重担放在他的肩上时，又觉得太突然，太沉重了！
“回宫吧！”皇太子温和但又不失威严地说。
皇太子弘历连夜奉大行皇帝黄舆自圆明园返回大内，紫禁城的警备交果亲王允礼先行全面布置。进宫后，内侍将雍正元年（1723年）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封函取下，捧至皇太子前。皇太子命将封函恭呈黄案之上，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王公大臣都到齐了，才让打开封函。大家跪阅一遍，与大行皇帝随身所带传位密旨核对无误，然后，由十六叔庄亲王允禄恭宣大行皇帝遗命诏旨曰：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官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八月二十三日当天，即将登上皇位的太子宣布，遵皇考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总理一切事务。第二道旨意是召在浙江海塘工程上的大学士，也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朱轼回京办事，准备大用。待朱轼到京，命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二十四日，宣布遵照皇父生前谕旨，命张廷玉、鄂尔泰日后配享太庙。这是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雍正留下的谕旨。张廷玉身被此不世出异数的原因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鄂尔泰则是“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皇太子命将此旨缮人大行皇帝《遗诏》，以昭郑重。
大事既已安排妥帖，下一步是择吉举行登基大典。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在大内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这天黎明，百官齐集于朝，皇太子弘历派遣大臣分别祭告田、地、宗庙、社稷后，身着素服缓步走到乾清宫大行皇帝梓宫前，行九拜礼，恭敬默告皇父即将受命即皇帝位。随后更换礼服，赴太和殿，升座，即皇帝位。王公以下文武各官、朝鲜等国使臣，进表行庆赞礼。因在国丧期间，不宣表，不作乐。在向天下臣民颁布的《登基诏》中，新皇帝仍念念不忘皇祖皇父如天之恩：“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眷顾逾常，皇考圣慈笃挚，训迪有加。”
《登基诏》宣告，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一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长达六十余年以“乾隆”命名的时代开始了。
皇祖皇父对他们的嗣子嗣孙充满了殷切期待，海内臣民也对新皇帝充满了殷切期待；年轻的乾隆皇帝将何以告慰父祖、俯顺民心，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呢？
二、昭雪冤案
乾隆登基后第十一天，降旨召回受到雍正严惩、待罪昆明七年之久的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来京，谕旨中说“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世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乾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雍正年间影响广泛深远的杨名时冤案昭雪，不能不给朝野带来相当震动。关注政局走向的大臣官员以至绅衿士庶且惊且喜，奔走相告。可以这样讲，当时人们从这一意想不到事件中最早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杨名时，字宾实，又字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名时出理学名臣李光地门下，光地讲课时曾说：“将来汉人杨宾实未可量也。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这几笔素描对杨名时再传神不过了。杨名时崇奉程朱理学，但与当时人鄙夷嘲弄的假道学绝不一路，他时时处处重在躬行实践，总是想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他的好友徐用锡说，名时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为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素来鄙薄道学的实学家李蜷惟独青睐于杨名时，康熙皇帝也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康熙晚年对清官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清廉”固然重要，但不能“徒尚操守”，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人口，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能干事，只有操守好，又能干事的才称得上“好官”。在康熙的眼里，杨名时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好官。能得到康熙这个评价不容易。
雍正在居藩时与杨名时没有来往，即位后，杨名时先已被派到万里之遥的云南任巡抚了，所以雍正后来讲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臣间的关系尚称融洽。雍正公开褒奖杨名时“清操夙著”、“和平安静”，是皇考留下的好巡抚；杨名时则称颂雍正是“孜孜爱民”、“日月之光明，照临不遗于一隙”的好皇帝。当然，雍正也觉得杨名时“太软些”，魄力不够，有些洁己好名、瞻徇下属的毛病。尽管如此，雍正对杨名时还是格外看重，刻意加以笼络，因为他科名早，名气大，士林视之为科甲领袖。雍正三年（1725）九月，杨名时晋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宣布任命前，雍正还在杨名时的请安折上亲切地批谕：“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杨名时跪读皇上朱批，百感交集，由衷以为“人臣荣幸何以复加”！第二年雍正又让杨名时转为吏部尚书，命仍以总督管理巡抚事，杨名时一生仕途至此达到了巅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杨名时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以报君恩的时候，他与雍正短暂的蜜月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生的巅峰骤然跌入低谷。
当时及后世的人多认为杨名时遭此厄运是因为李卫的陷害，比如全祖望、卢文弨、彭绍升等都说由于李卫“阴间”而酿成此案。“阴间”，用今天话讲，就是暗地里打小报告陷害人。翻检一下现已刊行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里面确有浙江巡抚李卫倾害杨名时的密折。他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件密折煞尾时突然笔锋一转，向主子揭发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时的上司杨名时所谓“偏徇”、“欺罔”等情弊。雍正喜出望外，在李卫密折折尾朱批：“一派真诚！可谓一德同心之封疆大臣，朕实嘉而幸庆焉。止务‘密’之一字为要。”为什么如此兴奋又特别强调保密呢？因为这时他已决定要对杨名时加以惩创，给他点颜色看看。
雍正为什么突然翻脸要整杨名时呢？雍正以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而正当他在“力挽此数千百年之颓风”、洗荡科甲积习的关键时刻，杨名时竟敢跳出来和他叫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具折揭发杨名时前四个月光景，皇上降下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五位督抚操守虽清，但模棱悦众，总是想做“好好先生”，染上了圣贤深恶的“乡愿”习气。希望他们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严厉整饬官民的田文镜和李卫等武健型的模范督抚学习，再不要做“同流混俗之乡愿”了。雍正的意图是期望某些督抚改掉身上的科甲积习，排除贯彻他的改革路线的人事上的阻力，因此不能把这通谕旨看作整肃杨名时的信号。杨名时若能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惯有的圆滑，向皇帝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也许此事很快就会淡化，至少不会被皇上选中作为打击科甲习气的靶子。然而，“无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诚”的杨名时做不到。他把“乡愿”看得太严重了！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对这类“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的虚伪者深恶而痛绝之。别的都好商量，对杨名时来说就是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乡愿”；即使皇上这么说，也得和皇上辩清楚。
杨名时为此付出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巨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