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柏林危机还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一些具有冷战色彩的法案。其一，提高税收的法案。为了满足对苏冷战军备建设和军事援助西欧盟国的资金需要，政府在1948年初要求提高税收，但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声音。不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影响下有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受提高税收以满足国防开支的需要。对民众而言，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不愿接受庞大的军费预算，但在面对苏联威胁的情况下扩大征税数量是可以接受的。[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郭学堂等译：《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8页。其二，征兵法案。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试图在国会通过新的征兵法案，但遭到了包括参议员罗伯特·塔夫托和劳工与民权领袖菲利普·兰道夫在内诸多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反对。不过，一个有限定范围的征兵提案还是在苏联封锁柏林行动的触动下在国会顺利通过[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第78页。，并得到众多民众的响应，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通过的征兵法案。对于第一次柏林危机对上述事件的影响，英国首相艾德礼曾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描述道：“虽然希腊事件和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很大程度上擦亮了美国国会的眼睛，但直到建立了对柏林的空中补给线，美国公众的头脑才真正清醒过来，开始面对生活的现实。”[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第78页。其实，艾德礼所指的“生活的现实”对美国人而言，就是莫斯科通过这次危机事件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攻势和现实的安全威胁。
其次，危机事件对美国冷战军事战略调整的影响。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认为冷战在刚开始时是一种政治冲突，但1948年柏林危机后便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因为苏联的行动有触发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导致美国认为莫斯科的威胁是一种潜在的军事威胁，如此就使得东西方对立有了新内容，彼此都逐渐转向更多地从军事角度看待相互关系。[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这种变化使美国衍生出了更多敌对的思维，比如过度夸大苏联的军事实力，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认为苏联有能力在六个月内征服西欧、有能力轰炸阿拉斯加和普吉特海峡普吉特海峡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附近。、有能力通过所谓带有内奸性质的“第五纵队”在美国本土煽动颠覆和破坏活动。
从1946年到1948年初，美国高层决策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苏联通过武装侵略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对外扩张。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70.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前，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承认苏联对外扩张给欧洲带来了潜在危险，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政治和安全压力，但却一致认为这种威胁仅局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是对美国全球安全利益长期、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军事威胁，至少在短期内苏联不会对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317页。但随着柏林封锁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的思维出现了拐点，它们认为需要面对克里姆林宫由于决策失误或东西方争端失控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70.危机不但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保守势力、反苏势力实施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提供了借口，更突出了军事力量作为推行遏制政策工具的重要性。
这场危机还改变了美国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的认识。虽然美国在战后初期长时间保持着对苏战略力量的压倒性优势，但在1948年之前却很少注意到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依然认为必须将重点放在发展常规武装方面。杜鲁门曾在危机发生前表示：即便是爆发战争也只是在常规军事争斗面对迫在眉睫的失败时，美国才会将核武器作为最后一招加以使用；政府内部负责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官员们同样认为可能再次爆发的战争依然属于常规武器对抗的范畴，国家安全资源局和军需部都因此将对普通战争动员计划的执行放到了优先地位。Lawrence
Aronse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
pp.70-71.但情况在危机爆发三个月后发生了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文件指出：绝对不能给苏联人以哪怕最细小的理由认为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他们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如此，苏联的当权者就会主动挑起那些恰恰是美国需要从根本上阻止的侵略活动。FRUS，
1948， Vol.1，
p.626.国安会在这份编号为NSC—30的《美国原子武器政策》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核威慑思想。报告强调：一旦出现敌对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军方必须迅速且有效地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FRUS，
1948， Vol.1，
pp.624-628.为此，华盛顿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携带和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群的数量，其飞行范围则扩大到了包围苏联的海外美军基地网。Melvyn P.
Leffler， A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pp.225-226.到1948年底，美国拥有核运载能力的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数量有了大幅增加，至少包括18架B—50型轰炸机、4架B—36型轰炸机，B—29型轰炸机的数量也达到了1947年底的3倍。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46页。可以说，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遏制苏联战略中的作用因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出现而更加受到重视，它不再是居于常规武器之后的备用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后者在应对国家间军事对抗中的先发位置，这种新的战略理念在之后很长时间内都影响着美国的冷战思维。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成了奠定核威慑在美国对苏遏制战略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