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的政策变化及其动因
早在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就预测苏联对柏林危机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该机构负责人凯南在11月2日的备忘录中表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柏林问题的僵局使苏联陷入窘境，而美国面临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冲突一开始的时候，华盛顿的境遇是糟糕甚至是危急的，但对抗的深入却提升了美国在西德地位，与六个月甚至是一年前相比，华盛顿现在更有把握建立西德国家；但对抗的持续正导致苏联逐渐失去兑现“统一德国”这一政治承诺的能力。凯南认为如果目前的外交僵局继续存在，苏联很有可能改变立场。FRUS，
1948， Vol.2， p.1242.
上述预测不久后成为了现实。在1949年初东西柏林政治分裂格局形成后，苏联的柏林政策出现了微妙的变化。1月30日，斯大林在回答美国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关于德国问题的提问时表示：如果美、英、法三国同意把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推迟到商讨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愿意取消对柏林同德国西部各区之间的交通限制，但同时西方也应取消对德国苏占区的运输和贸易限制。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 （Vol.2）， Moscow 1949， pp. 8-9.
又见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545页。史密斯的提问和斯大林的回答也可见FRUS， 1949， Vol.3， p.666.
华盛顿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莫斯科发出的和解信号。其一，克里姆林宫回应速度不同寻常，按照以往的惯例，通常只有在斯大林本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对外国记者的提问进行答复，而更多的情况则是置之不理，但金斯伯里·史密斯的这次提问，在3天之内就得到了答复。[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24页。其二，就斯大林答复的内容而言，他对所有问题都做出了积极回应，在和解危机的条件中，他甚至没有提到东西方争执了数月、悬而未决的“柏林货币问题”，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莫斯科“善意”的让步。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在此时发出和解信号呢？
首先，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影响着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政策动向。从1948年7月开始的、为构建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而在华盛顿进行的试探性谈判在当年底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美国、加拿大与英国等西欧五国对将要建立的大西洋联盟框架原则达成一致，就联盟建设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取得了广泛共识。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66页。此外，作为1948年2—6月的伦敦六国会议的遗留问题，西方大国内部在鲁尔国际管制问题的立场分歧也逐渐归于统一，并最终达成了设立鲁尔国际管制机构的协议。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第303—304页。西方内部的团结趋势，变相加大了苏联利用柏林危机迫使美、英、法三国在德国问题上让步的难度。
其次，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受挫。尽管在柏林危机全面爆发前，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共产主义势力最为强大的西欧国家的政府选举中纷纷失利，不过共产党依然在其国内社会生活和群众当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但1948年下半年的两次罢工事件，却完全改变了意共和法共的政治命运，使他们彻底走向没落。1948年7月，因为一个西西里学生暗杀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而在该国北部城市中引发了一些自发性的罢工。但意共对于追随者的这种自发行动感到为难而不愿加以利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将罢工转变成有效的革命；相反，意大利政府则明确表示决心以武力扫荡任何叛乱，罢工也因此而很快偃旗息鼓。这次罢工对意共的生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暴露出了意共的革命辞藻和他们采取行动的真实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第二，削弱了意共对工会的控制，之后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先后分裂出去，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948年秋天的法国，当时的法共领导人号召煤矿工人罢工以表示对马歇尔计划的抗议，但结果是彻底失败，因为工人对罢工极其勉强，和一年前的革命气氛简直无法相比。尽管在8个星期后，法共主动宣布结束罢工，但在此之前有80%的矿工已经决定复工。[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章定昭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4页。此后，两国共产党已经不再能够对资产阶级政权发起有力的挑战了。以意共和法共的境遇为代表，到1948年底西欧各国共产党在各自国内的影响力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状况也成了促使苏联对自身对德政策和柏林政策进行反思的重要因素。
再者，苏联东欧政策失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战后初期，苏联加紧使东欧各国成为自己的卫星国和势力范围，但其进程却不是很顺利，苏联为此而对东欧国家实行的高压政策往往暴露出粗鲁的一面，这俨然成为其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政策包袱”。莫斯科这种具有强迫性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唤起了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感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一些共产党人，类似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进一步结成联盟的建议，就含有向苏联独霸政策挑战的意味。[美]托马斯·沃尔夫著，冷向洋译：《苏联霸权与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6—27页。斯大林也许知道东欧许多郁积着的问题可能要爆发，同时西方各大国趋于更加团结之势也已变得日益明显。所以为了应付这种形势，他不得不决定对西方采取了一种不那么强硬的新政策。这种新的政策方针是在1948年8月后逐渐形成的，其根本目标在于破坏西方日趋发展的团结以及谋求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努力，方法是通过所谓的“和平运动”策略以及利用西方内部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的分歧。苏联开展和平运动，是希望利用西方各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有可能使政府失去人民支持的有利态势。正如1949年4月苏联《消息报》上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苏联强调把美国和英国的老百姓同战争贩子区别开来，克里姆林宫希望借此使西方民众更加厌恶战争，促使西方各国政府改变原来的计划，从而为重新召开美英法苏四国高级别会议，设法为解决世界紧张局势创造条件。”新政策大概表示斯大林已经认识到，苏联需要一个对欧洲减少压力的间歇期，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必要的，目的不但在于西方日益团结的倾向，而且也是为了使苏联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在东欧的处境。此外，斯大林希望获得喘息时间的另一个理由，无疑是苏联需要争取时间以便于自己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做出一番重大的努力，以改变与西方的尤其是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使局势的发展从长远看更有利于苏联。[美]托马斯·沃尔夫著：《苏联霸权与欧洲》，第29—31页。
当然，美国等西方三国的危机对策也是影响和解契机出现的重要因素。西方的反封锁和货币改革效果明显，正如克莱和墨菲所指出的那样，反封锁对苏占区的危害远大于封锁对西占区的危害。J.
P. Nettl， 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
pp.276-277.由于反封锁，苏占区和东柏林无法从西占区和西柏林得到其所需要的商品尤其是煤和钢等重工业原料，而苏占区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就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这必然使苏占区受到了反封锁的严重打击，当地的许多企业甚至被迫关闭，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紧张，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柏林的事件频频发生。参见张盛发：《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此外，不仅仅由于危机对东德地区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西德经济的恢复也是促使苏联改变其政策的重要原因。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389.在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后，西德地区通过限制货币供应量、改革债务结构和逐步取消财政管制等办法摧垮了当地长期盛行的黑市，使西马克有了一个稳定的流通基础。[英]德里克·W.厄尔温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第94页。西德经济的恢复有利于稳定当地的民心，从另一个侧面便于西德国家筹备工作的开展。当然，最重要的是美英供给柏林的“空中桥梁”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到1948年秋天，美英对柏林的日空运量已达4000多吨。为了解决运输量增加所带来的飞机起降问题，两百多万柏林人使用简陋的工具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建造了一座新机场。在1948年冬季，当时东德安全部门的一位官员就声称，“把封锁作为强迫西方离开柏林的手段是一种徒劳的做法”。应当承认，柏林封锁给苏联带去的没有任何好处而只有损失。[美]戴维·墨菲，乔治·贝利，谢尔盖·康德拉谢夫著，李嘉曾等译：《柏林墙下的较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到1949年春天，美国向西柏林空运的物品达到了平均每天8000吨的水平，最多一天卸载了13000吨物资，创下了一天完成1398个架次的飞机起落记录，[美]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硏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0页。这与封锁前美英通过水陆交通运送给西柏林的物品数量基本持平。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使斯大林意识到封锁行动得不偿失，并因而动摇了最初的信念。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促使和解契机出现的其他因素。比如1948年苏联国内不利的经济状况使得莫斯科在战略上还没有完全做好与华盛顿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同时，希望等到中国共产党在远东地区取得胜利后再与华盛顿展开进一步的较量，也是影响莫斯科决策层政策思维的重要因素。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第147页。可见，苏联政府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等西方三国的危机应对，使其阻止西德国家建立或将西方赶出柏林的目的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
二、美国对苏联政策变化的反应与危机的化解
对于莫斯科的和解讯息，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不久的迪安·艾奇逊初步认定，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要西方付出一定的代价。他认为如果是以放弃筹建西德政府为交换条件，那代价就太高了。同时，他也担心苏联的和解策略会变成一种宣传攻势，意在颠覆美英法三国在对德政策上辛苦得来的团结一致。因此，在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艾奇逊决定通过一次温和而轻松的记者招待会来回应莫斯科，并探明对方的真实意图。[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4—125页。
在2月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艾奇逊强调“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应当以增加或减少对和平的希望作为一种策略，来玩弄全世界渴望和平的人们，并认为有必要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检查一下他（斯大林）所讲过的话”[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5页。。接着，艾奇逊对斯大林答复金斯伯里·史密斯的四个问题逐一做了评论，并重点谈到了直接涉及柏林封锁的提问。他指出：几个月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耐心地、坚持不懈地解决……苏联所提出的……作为封锁理由的各种困难，但苏联当局就是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艾奇逊最后向新闻界声明，如果莫斯科愿意认真讨论问题的话，华盛顿认为应选择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会见记者的方式。[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6—127页。对于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目的，艾奇逊在回忆录中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其一，贬低斯大林的答记者问，免得苏联人的态度过早地再次强硬起来；其二，向莫斯科发出信号，如果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应当利用较为私下的渠道，继续利用公开的渠道将被解释为只不过是为了宣传的目的。[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7页。艾奇逊对苏联以及对柏林和德国平衡欧洲格局作用的认识，决定了他在解除封锁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他将来自莫斯科的和解信号看作是西方长期坚持强硬政策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放弃对苏警惕性的理由，他认为苏联既没有改变对西方的外交策略，更没有改变其基本的政策目标。FRUS，
1949， Vol.3， pp.748-749.
其实，艾奇逊试图确保柏林危机出现对西方有利的结局，不仅仅是出于柏林对美国现实外交价值的认知，也是出于对其可能对美国长期国际声誉产生冲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艾奇逊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冷战斗士的价值观。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301.艾奇逊认为美国在柏林、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在任何一点上遭遇挫折都会对其他二者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美国在柏林的成功也将对欧洲冷战的全局产生积极影响。在其前任马歇尔的政策思维中，失去德国是不可接受的失败，而在艾奇逊眼中，德国在欧洲的角色和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欧洲的未来与美苏在德国问题的争斗密切相关，如果整个德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归属苏联治下，那么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格局就将对西方极为不利，美国将不得不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将注定失败；但如果整个德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加入了西方联盟，美国就有足够的力量采取非战争的手段遏制苏联的扩张。因此在艾奇逊担任国务卿后，美国的相关政策是将不断密切与德国的关系，作为对苏联扩张的重要制衡力量以及欧洲复兴的基础。Gaddis
Smith， Dean Acheson， New York 1972， p.78.转引自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302.
